■罗 麒
为文者的跋涉与喜悦
——刘保昌其人其文
■罗 麒
虽然许多人一直对文学创作与评论的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但是不能不承认，对传统的纸质文学来说，如今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一个“黄金时代”。一方面，网络上的文学创作和即时评论已经成为人们文学生活的常态，无时不在冲击、围困着纸质文学；另一方面，尽管书商们始终在生方设法、花样百出地想盘活销售，可日益增长的纸质书出版量与令人堪忧的销量之间的差值依旧在逐步扩大，却是难以回避的无奈事实。换句话说，很多文学类书籍一经出版就已经注定了被扔进废纸堆的命运，旋生旋灭；更不要说专业的文学评论了。对于它们恐怕只有所谓的“圈里人”才会偶尔翻看。
即便如此，大环境的诸种不利因素仍然不能吓退一颗颗有温度的文心，也无法阻挡那些肯为文学付出辛苦和智慧的人。刘保昌先生就是一位怀有炽热文心的为文者，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上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在这个不景气的行当里依然坚持的人提供了正面的范例。
一、文史互证的新突破
刘保昌先生首先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学术研究的步履，成果丰赡，2005年出版的《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2010年出版的《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可谓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特别是《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以非凡的学术勇气，立足文学本体和自我体验，在那些被视为已经“板结”的文本现象中成就一家之言，从已有的对荆楚文化的研究背景出发，对现代文学的宏观本质和具象文本的阐释作了富有深度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界的空白，价值颇高。长久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因为资源匮乏、方法不当，无法顺利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视域和切入角度，这并非是学者们的怠惰或无能所致，而实在是由于面对着丰硕的研究成果积淀，难于冲脱影响的焦虑而陷入的失语。于是，如何在研究中启用一种“陌生”手段，就成了众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心障，一批人无力创新只好因循旧法，另一些人一味求新求异又难免让人不知所云，这让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长时间陷入到了二难选择的尴尬之中。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那些学养深厚和心性坚韧的学者，才有可能突破重围，开出新路，应该说刘保昌先生就是这样勤奋而幸运的学者。且不说他出生在仙桃，读大学在荆州，研究生学习和日常工作在武汉，几十年均浸淫在荆楚文化氛围浓郁的“场”之中，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又是荆楚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双跨，这种贯通文学与史学的学术经历，乃造就了他研究文化与文学、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理想知识结构，《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实践效果，便充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地域视角下对中心话语的重述是该书的一个突出贡献，遍览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成果，许多著作都把研究的焦点放在鲁迅、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钱钟书等为数不多的一代文豪群体上，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范围，久而久之，“中心”反倒成了某种藩篱，成了后来研究者难以突破的某种固定模式和窠臼。面对研究路上的一座座“高山”，研究者们通常多会选择剑走偏锋，以中心作家群的“边缘化”话题，或干脆就以“边缘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用“新”材料寻求突破。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扩展现代文学研究范围和视域的作用，但由于“新”的前提往往是“偏”，所以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研究问题。刘保昌先生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将富有地域性特色的荆楚文化哲学作为逻辑起点，在大量甄读文本的基础上，对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作出具有创见性的新阐释，形成了相对自足而严谨的阐释体系。尤其是他对于鲁迅、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作家的创作与荆楚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给出了不同以往而又令人信服的解答，很大程度上扫除了研究者的认识盲区。
罗麒，男，1986年生于黑龙江省，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教研室讲师，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江汉论坛》、《当代文坛》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目前正主持教育部青年社科项目。
《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从地域视角出发又不止于地域视角，对泰纳的种族、环境决定论的局限有所超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保昌先生没有狭隘地理解荆楚文化哲学，而是通过大胆的假设和充分论证，将老子、庄子和屈原划定为荆楚文化哲学的核心人物，这样一来休说广博开阔的学术视野令人叹服，荆楚文化哲学也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概念，而转换成了传统道家文化哲学的同构体，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说穿了也就晋升为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独到阐释。如在他荆楚文化中的道家文化观照中，真正使中国现代文学具备现代性品格的，“与其说是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或者线性发展，还不如说是本土中国人在既有传统下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与其说是殖民化与霸权下的被迫反应，还不如说是创造主体的‘有意’选择”。这种逻辑指认对中国现代文学源于西方强势话语辐射的定论，显然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这种思想“革命”且不说是否完全符合文学史本身，但至少从另一个向度上启示了人们继续探讨的思维方法，为后来者的思想言说开拓出一条有效的“通道”，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最大价值。
因为有新的理论视角支撑，一些传统的“老问题”在《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获得了不同以往的理解。如它在荆楚文化哲学统摄下，把周作人的苦雨萧然、沈从文的多彩湘西、废名的盎然禅趣和郭沫若的超然幻象，都打入逍遥美审美范畴论述，就使众多散在的艺术现象有了相对理想的整体归属；再如认为是中国荆楚文化哲学思想与佛教禅宗的宇宙论和人生论的支配和诱发，才产生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无疑令国民性关切的传统“老调”认知中重添了鲜活的思想因子。这些随处可见的基于“史”的独到阐释，既有史学研究的严谨厚重，又不乏文学研究的灵感妙悟，可说是刘保昌先生学术研究风格的最好展现。这主要归功于作者贯通文史的学术背景，兼有历史学和文学的学术锻炼，让刘保昌先生在从事文学研究时，十分注意“史”的线索，史料的甄别选择和再加工，都体现出作者比一般研究者更为深刻、成熟的历史观，这样整部著作就有了内在循环的文史互证系统，历史学提供的证据和材料与文学阐释和结论互为表证，融合浑然，这也正印证了文如其人的古语。
二、文人传记的新高度
如果说写传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么写文人的传记就堪称艰难的任务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大约有三：其一，文人传主往往会提供比一般传主更丰富的文字材料，但这些文字材料大多属于创作类，而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却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等、因果关系，有时这些作品类的文字材料反而会为传记写作制造干扰，其真实性也不完全可靠；其二，值得做传的文人通常人生际遇跌宕起伏，更有可能经历了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传记写作过程中涉及到这些时代的历史背景时，如何陈述和判断历史问题以及合理地表达作者的价值判断自然就成为难点；其三，给文人写传记属于文化圈子内的“同行评议”，对于传主文学创作价值的评价稍不中肯就会引来非议，对传主生活隐私的披露和描写也会存在“为尊者讳”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如果一本文人传记能够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基本可以取得成功了，然而这却需要传记作者非同一般的写作功力和思想深度。客观地说，刘保昌先生的《戴望舒传》、《聂绀弩传》、《郁达夫传》和《夜雨江湖：李渔传》，无一例外地都通过了上述的三道“关卡”，均可视为文人传记中的拔群之作。善于把握传主形象是这几部传记最明显的特征，“画像”可以说是刘保昌先生的拿手绝活，无论是戴望舒的儒雅多情，聂绀弩的狂狷激越，还是郁达夫的沉郁放浪，都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戴望舒、郁达夫、聂绀弩等几位传主人生际遇、脾性品行各不相同，文学创作也是风格迥异，刘保昌先生一人分别撰写几部传记本身，就又是一道难题、一份挑战。因为一般说来，写作行为是具有某种惯性的，在写作相似题材和体裁的作品时，一个人常常是无法突破自己的习惯性写作方式，最终导致作品的同质化甚至于雷同。刘保昌先生显然对这样的惯性“陷阱”颇有警觉，每做新传对他都是新的开始，他能够以感同身受的代入视角，精确描摹传主的一举一动和音容笑貌，仿佛就是传主的知音和挚友，同时又能跳出文字之外进行客观评述。“画像”的成功来源于作者扎实的材料功夫和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这让他笔下的传主既真实可感、如见其人、如闻其语，又能与读者跨越岁月相交相知。
如果说“画像”是人物传记必须要完成的“规定动作”，那么赋予传主复杂、深刻的内心世界，则是传记写作中高难度技巧的体现了。文人的传记尤其不该记成流水账，即便无法跟文豪们的经典之作媲美，但至少要在文学性上形成传主与作者之间的某种交流和对话。身为作家的刘保昌先生在这一点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作品的文学性自无需赘言。但传记毕竟是一种介乎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艺术，一个传记作家遇到的问题至少有一半是历史学家遇到的问题，传记文字的文学性成分必须适度，否则就成了小说作品，不再具备史学研究的价值。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扎实的材料筛选，让刘保昌先生在处理传记文学性的问题时得心应手，他对传主和材料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尊重材料，以之为研究源头，又能将材料作为刻画传主形象的支点，使全传环环相扣、错落有致，兼顾了文学性与真实性，找准了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之间的黄金分割点，这又为建构传主丰富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因为不是所有的传主都会留下日记等类似的私人材料和记录，所以重建传主的精神世界就必须要借助于文学创作的虚构手段，根据现有的可信资料，合情合理的推断、揣测能够较为有效地还原传主的思维脉络。与之相应的，要描绘传主在不断演变的历史沉浮中的思想转变，即必须以扎实的史实证据作为出发点，这二者缺一则无法建构起传主的精神王国。于是我们在刘保昌先生的笔下不仅看到了戴望舒、郁达夫、聂绀弩的人生轨迹，更看到了他们在大时代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由于文体的限制，传记无法调用多种语体，更不可能设置层层悬念，在语言和内容上都不占什么优势；所以传记给读者的第一观感总是不如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可读性匮乏。但是刘保昌先生的文人传记却经久耐读，老少咸宜，其原因首先在于文字风格，他的文字清晰自然，平实却到位；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独特的动势，给人以“漫步”般的阅读体验，酣畅痛快，没有任何障碍，人物的出场、事件的发生，全部出乎自然，绝无做作之感，使读者在了解、感悟传主人生的同时，有种速度感、节奏感上的“悦读”满足。在内容方面，他比较擅长再现传主的感情生活，尤其对于戴望舒、郁达夫这样感情生活较为曲折和传奇的传主，作者在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时，确会给读者以小说般的阅读体验，一段段婉转动人的爱情故事让人不忍释卷，戴望舒的犹疑不决、郁达夫的一往情深、聂绀弩的矢志不渝，都能让读者在阅读中触摸到生活的影子。从学术价值上讲，文人传记当然不如学术专著那样重要，但对于受众而言，刘保昌先生的传记显然流传更广、影响更深。在浮躁的年代里，做学问是苦事也是难事，更可悲的往往还是无人问津之事，虽然我们依然选择坚信学术的意义，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意义似乎变小了。写传记却大不相同，尤其是刘保昌先生这样优质的文人传记，是一位学者为大众读者精心准备的礼物，这其中的匠心和智慧是令人感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文学重新被读者接受的一个突破口。
三、历史小说的新意义
如果说刘保昌先生念大学时发表的小说《远天一架青青山》、散文《古城吟》、诗作《流水三章》等尚带有年少青涩的滋味，那么他在读研究生时创作的中篇小说《逝歌》《逝水》等篇什则无疑已经浸染了人世风尘的苦涩和无奈，等到长篇小说《楚武王》问世，则让刘保昌先生的头衔中又多了一个历史小说作家的称谓。去除掉漫长的前期准备工作不算，这部小说的真正写作时间历时两年半，数易其稿，可谓厚积薄发、精雕细刻之作。这部小说出版后，先后荣获了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可见文学界对这位“越界的”作家给予了专业内的认可和欣赏。我们从他优秀的传记作品中，早已熟悉了他朴实无华又引人入胜的讲述方式；然而当文体的限制不复存在，作者无需再过分克制自身的表达欲望时，读者又欣喜地发现了他的才华横溢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是在他历史小说令人叹服的文学性背后，作者所要传达的深沉博大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反思，尤其耐人寻味。历史上真实的楚武王并未像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那样，在后世史书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楚国的崛起，特别是楚人对于楚文化的认同和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却跟楚武王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可惜的是他的这些成就抑或说功绩在后世更为惊天动地的帝王功业叙述中逐渐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刘保昌先生对于楚武王的挖掘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历史钩沉。或许许多人都不曾记得，这其实是历史小说应该完成的任务——把需要铭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写成故事讲给后人。相比于近年来同类型小说所普遍带有的穿越、架空、宫斗等元素，《楚武王》的构成元素十分简约：历史事实与合理想象。这恰恰是《楚武王》能够脱颖而出的深层动因，相比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随意讲述甚至解构、恶搞，历史小说的严肃和庄重才是题中应有之义，《楚武王》背后蛰伏着的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尊重和热爱。
在我看来，《楚武王》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历史题材与荆楚文化的融合，这使作品既昭示了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动向，又体现出恢弘大气的史诗风格，成了一篇厚重踏实的历史小说。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楚国风物的细致描摹，小至日常生活用具、衣食、居室、节庆、民风民俗乃至巫术，大至物产、地势环境、贸易、政治、国家外交等，无不彰显着浓厚的楚文化特色。如小说中写到熊通与熊率且比挑灯看剑，从二人的服饰衣着到厅堂摆设，都描写的十分精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接着又细述宝剑的形状来历，二人舞剑的姿态招式，如工笔画一般，真切可感。文中大量对器具物件的描写，也颇具历史价值，这给那些看惯了粗制滥造的古装电视剧的读者好好地上了一节历史课。这种融合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楚国风俗的大量讲述，还是挑灯看剑一段，二人舞剑中间寥寥数语，就已经聊到了楚国的货币、铸剑、矿产等基本情况，更是提到了楚国饮食风俗。对于“尝新饭”仪式，小子姑娘们“钻野林子”、云梦春会等风俗的介绍和描写，在包含丰富的楚地文化符码的同时，结合了当时所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用历史真实和地域文化展现出楚武王时期楚国乃至整个荆楚文化圈的真实状貌。作者构建的这一宏大历史和地域背景，成为整个故事向前推进的基础环节。然而作者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想要借助楚武王熊通的故事，寻找到荆楚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某种精神之根，这集中体现在小说对于熊通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中的熊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帝王，他武艺高强，为人豪侠重情，是一位真性情、有担当的英雄，这种人物性格或许跟侠文化有着某种不解之缘。楚人天生的反抗精神在他身上也体现的颇为明显，他敢为天下先，反出周天子的“控制”，率先称王，励精图治，杀伐决断，最终成就伟业，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荆楚文化的缩影。而熊通的看家本领“祝融九式”也带有深深的荆楚文化印记，从某种程度上讲，熊通是承继祖先的神秘力量东征西讨、以一当十最终获得成功的，这也很可能是荆楚文化传统爆发强大生命力的象征。
历史小说内在地规定着要走事件和人性还原的路线，作家应该尽可能地遏制主观干预，但他仍会不自觉地在情节架构、人物塑造和技巧设计上渗透自己的历史观念。刘保昌先生在该书后记中也直言写作《楚武王》的冲动，“还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从小说的实际效果看，它实现了对抗、矫正“中原正统”史观中丑化楚人、楚王的预期目的。时下的多数历史题材小说，要么在历史叙述立场上暧昧不定，要么想当然地把所谓的中原统治奉为华夏正朔，可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却表露着不同于他人的历史立场和观点，在他笔下，非但楚王熊通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英雄，自他开始“楚国才真正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王权体制”，楚人也被复现为亲近自然、自强向上、开放包容和充满神秘浪漫气息的族群。也就是说，作者的情感力量和辩证历史观念的“合力”作用，使小说驱散了中原正统僵化的正朔史观“偏见”的迷雾，澄明了历史真相本身，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是对超越民族情感的大爱和人性的张扬。至于在小说的艺术探索方面，刘保昌先生也是煞费苦心。应和民间立场，他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在允许范围内灌注自己的情感倾向，积极发挥作家的想象力，以达成真实和虚构的统一，一方面努力贴合楚武王相关的历史真相和人生轨迹，一方面在卢妫、商无双和婢女月容等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她们的男女情爱上创设一些情节，使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既真又美，符合历史精神又才情勃发。而这一切则使《楚武王》在历史题材小说领域独标一格，有着特殊的启示价值和特殊意义。
作为后学晚辈，我几乎拜读过刘保昌先生的所有作品，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无缘与他谋面。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自己十分幸运。因为从文字里流露的对文学、历史、生活的热爱，我读出了他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的喜悦，一种为文者发自内心的喜悦，那是一种匠心与公心的融汇，一种可以触摸到的有温度的心跳。也是从先生的文字，特别是从数位熟人的叙述之中，先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日渐清晰：先生思想深邃而非常有趣，为人低调又韧性十足，温和良善，多荆楚之人的任侠尚义，骨子里则有一股难以压制的自由洒脱的天性，与他师友间相处时的爱憎分明、富于雄辩的滔滔不绝的表达姿态即是明证。刘保昌先生1971年出生，在许多人的眼里还属于青年作家、批评家行列，可他三十岁就破格为副研究员，三十四岁再度破格为研究员，已经独立出版著作八部，发表文章近二百篇，并且其中数十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繁忙的编辑生活之余，还承担着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工作。无论是做研究、做编辑，还是写传记、写小说，先生的为人为文、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挚爱精神与不凡业绩，对后来的年轻人都构成了一种绵长的启迪，都不啻为一种丰厚的精神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