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林
历史的告别仪式
——读韩东《知青变形记》
吴宝林
知青下乡运动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作家笔下都涉猎了这一题材。从伤痕文学控诉式的宣泄到对知识青年理想的肯定，再到反思这一历史运动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可以说，知青文学主题的步步深入，既是时代心智成熟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迁。
在知青文学的谱系中，有人曾总结了三大主题：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当年的知识青年如今很多是这个时代的“顶梁人物”或所谓“成功人士”，也有很多依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命运如何沉浮，历史的强制与个人的遭遇如何相遇，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达到历史意识与人性深度的契合，这是有抱负的作家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这里面处理得当，就会达到一种颇具魅力的深度，而如果思维和意识单一的话，就会丧失机会。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青已不是一个很热的题材。经济改革引起的社会震荡，已经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切与“钱和权”沾上边的事物。文学也不例外，重心转到描写官场、反腐、都市性爱，以及文化市场机制导引下的快餐式作品。真正对我们的过去和人性深度进行挖掘探索的作家越来越少。而韩东近几年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都与我们共同的过去和个人独特的记忆有关，在这样一个表面浮华的时代，确是一个严肃作家的态度。
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几名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性压抑的年代，主人公罗晓飞和同伴想象了与母牛“交配”。虽是一个玩笑，但母牛恰逢在春耕期间病倒，因这一巧合和同伴的出卖，“我”随后就遭到公社人保组的非法审讯和政治迫害，被诬陷为“破坏春耕生产”的“奸牛犯”。就在风暴即将到来时，因为一对农民兄弟（范为好和范为国）误伤致使弟弟毙命，“我”的命运从此就彻底改变。村里集体决议由知青罗晓飞冒名顶替死者农民范为国。于是“我”变成了“为国”，并且将为国的老婆、孩子和一切社会关系都全部接收了，而作为知青的罗晓飞就此“死去”，套在农民范为国“躯壳”下的生活也渐渐被罗晓飞接受。该小说限制性的叙述视角带来了冷静克制和一种真实感，有很多值得玩味和细品的地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韩东不断强调“我真的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没有所谓的历史责任感，也缺乏现实主义文学的野心。”作家马原也认为与以往知青文学相比，该小说“我要写出一个时代的伤痛”的期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经意的个人命运与历史的恰巧相遇”。作为民间诗歌运动的发起者，韩东的发言不仅是个人独立姿态的表达，也是这一代作家在“回归文学本身”的思潮中思考自身位置的结果。这种姿态与以前作家用文学干预生活的意图迥然有别。韩东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往后退，将姿态放得很低。这其实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对个人的另一种强制。而马原所说的那种“取代”在小说中确实存在，但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
小说名为“知青变形记”，很多人也只注意到知青罗晓飞变为农民范为国这一身份“变形”，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判断和理解。小说如果真如韩东所说写的是“普遍的、一再重复的人的命运和挣扎，不论是哪代人都逃脱不过去的”，那也太绝望了。因为任何一种历史背景都能写出如此普遍的个人命运。那文革和知青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就丧失了基本的叙述支撑。所以，回到文本本身，我们会发现一种暧昧的又极具历史理性的“变形”。
首先是民间伦理与文革政治逻辑的交锋。最突出的是福爷爷虽然成分为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是大范大队“所有贫下中农的长辈”。他的家里有八仙桌，“几把高背椅子沿墙放着，恍若隔世”，也“没有贴毛主席像”。在叙述中，罗晓飞的命运直接和这个人有关。文革政治逻辑即是用阶级理性来衡量一切，但在韩东的叙述中，福爷爷身上所体现的民间伦理秩序却有着顽强的性格，而村民们在骨子里也认可这种民间伦理自身产生的权威，仿佛乡绅统治传统始终是文革政治洪流下一股潺潺流动的小溪。当福爷爷死时，文革已近尾声，“老庄子上的人倾巢出动，葬礼规模空前浩大”，“所有迷信的玩意儿在那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这说明“国家的形势变了”，是否也说明了民间伦理秩序战胜了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民间用自身的形式阻击了强势政治逻辑的渗透？有趣的是，退下来的生产队队长礼贵，“渐渐就变成了福爷爷，现在队上所有的事都得听礼贵的，他比当生产队长的时候说话更算数了”。这是乡绅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恢复吗？当一个时代结束，传统乡土中国似乎又归入死寂，归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被剥夺的境地。当然，历史没有如此单一的直线。新的政治逻辑（阶级理性）对乡土中国的渗透，既是彻底的，又困难重重，因此一翻交锋后，只会产生一种变形和扭曲的新意识形态，它既与传统伦理相龃龉，又与现代世界隔阂，最终挣扎在两个世界之间。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悲剧之处，“真实的悲哀”。而最为隐蔽的一点恰恰是传统文化寄附在文革政治逻辑之上，发挥对人性的双重摧残、压抑和扭曲。现代社会伦理仅仅回归到传统乡土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当代作家在感受绝望和迷惘之后，非常容易滑向的一个方向。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是变形之二。在小说中，知青都明白了，“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目的就是回城”。当罗晓飞渐渐接受了范为国的身份之后，开始真正“扎根”了。他用石灰刷墙，开窗子，划玻璃，挖井，种竹子、刺槐、向日葵，种蔬菜，不种麦子而改种生姜、辣椒，拉到集市上卖，有了钱再买粮食。而这些知识都是从《科学种田》、《怎样种蔬菜》、《果树嫁接的技术》等书上学到的。充满戏剧性的是，此刻不是农民改造知青，而是农民化的知青用知识改造本土的农民，改造农村。以致农民范为好不断夸赞罗晓飞，口气不无羡慕：“你咋什么都晓得呢。”知识青年身份的消逝不代表其知识的消逝，这使得罗晓飞游刃有余，反过来自觉不自觉地改造起农村来。的确很荒诞，不仅指知青运动，也是这种教育与被教育的颠倒，启蒙与被启蒙的颠倒。这一变形就像穿越了时空，当代农村技术人员罗晓飞下乡帮助农民兄弟范为好科学种田，最终发家致富。一个细节是，在改造园子的过程中，范为好与“范为国”兄弟关系越来越好，范为好竟然动真情地哭诉自己对不起哥哥，也对不起罗晓飞。终于，“知青”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不过前提是，罗晓飞必须告别自己的过去，承认新的农民身份，并且扎根到底。
小说最后一章节名为“回家的路”，其实也是完成了最后的告别仪式。知青罗晓飞放弃回南京（他本来的家），而回到农村作为农民范为国度过余生。这样的回家之路显然是自觉安排。父亲的死去，使罗晓飞断了对南京的最后一点牵挂。而南京也只存在了他的想象之中，“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地方”。他的根已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这里才有他有血有肉的生活。小说的结尾，他对着“罗晓飞”的坟头三鞠躬，正式宣告了罗晓飞的死亡，在内心深处告别了自己的过去，“做一个了断”。罗晓飞的命运一直处在他者的摆布中，无法自主。这种境地不仅是政治强制的直接后果，其中也有人物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作为一个知青，一个人留在农村，肯定会感到寂寞难耐的，就因为我是为国，对各大队知青的离去感到的只是平静，更加的平静，说快乐也不为过”。这种平静也许才是真正的“回家的路”。
在《我为什么要写<知青变形记>》里，韩东说在历史学家的历史之外，文艺作品有责任贡献一份自己的历史。与其说这是韩东为文革和知青历史叙事交了一份答卷，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个人史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因此我不得不反复想起他的一首诗《温柔的部分》：“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至少我不那么无知/我知道粮食的由来/你看我怎样把清贫的日子过到底/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而早出晚归的习惯/捡起来还会像锄头那样顺手/只是我再也不能收获些什么/不能重复其中每一个细小的动作/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这部小说或许是韩东总结过去经验和记忆的一次抒情之外的叙事。但值得一问的是，这场“告别仪式”是谁发起的呢？也就是说，告别的对象与主导这场仪式的主体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吗？与其说是告别历史的仪式，不如说是“告别革命”的一场重复的祭礼。
吴宝林，男，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