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男 龚小萍
语言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和文学批评
——读《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
杜亚男 龚小萍
女性主义翻译从性别上进行翻译理论探索，本文从女性主义时代翻译的重读和改写，以及来自女权主义内部与外部对女性主义批评等方面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便增强大众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的理解。
重译 圣经 女性主义批评
一、翻译的重读和改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倡议激起了女性作家对其他文化巨大的兴趣。使人意识到扔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从未被翻译成本国文字，而且怀疑现有译作也是歪曲的“父权翻译”。（一）重读已有翻译作品
通过阅读现存翻译作品，发现女性不论是作为译者还是性别双重身份，都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忽视。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例说明，此书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
然而在帕什利翻译的英文版本中，大量历史上女性名字和成就均遭删除。例如同性恋关系等相关文化禁忌字眼，还有女性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其译作始终贯彻着男人的经验和感受比女性更正确或有趣味性。
（二）改写已有翻译作品
《圣经》在文学上有极高成就，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此列举两个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圣经中有充分体现的版本:JohnHaugerud的《给我们的话》和《两性兼顾语言经文选》。
这两个版本重译均经过加前言，脚注和附录，标注并解释了译者的动机和意图。这是重写的主要翻译手段一。阐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采取的翻译策略等，旨在凸出译者的女性身份，体现女性主义身份及其在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
早期圣经翻译版本充满了极度男性化的语言，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得认为上帝是男性。而两个版本对圣经的重译在前言中标注和强调了基督教教义中两性兼顾的本质特点：“所有人都受到上帝平等的喜爱、判断和接纳”。女性主义译者把《圣经》看作一本书，一本必须对“年轻的和年老的，男性和女性，每一个种族的、文化的和民族背景的个人”。所以“共同合作和共同平等在基督教中是重要的”。圣经的女性主义翻译版本并未追求改变文本内容：她们关心内容里包含的语言表达。对语言进行润色时，通过使用中性词或复数词来减少男性偏向的表达。
（三）女性主义翻译时期前后的对比
通过对比女性主义翻译时期前后两位作家莎孚（古代希腊的女诗人）（DianeRayor和YopiePrins译）和路易斯·拉贝（JaneBatchelor译）的作品。这两位女性主义作家相隔两千年，共同点是都为女性发出强烈呼声。
结合时空的差异，手稿物理变化，诗人性别等因素，译者们已经潜移默化创造了很多个他们眼中新的莎孚。因莎孚作品重写的诸多版本经常以父权形式呈现。因此Rayor对莎孚作品残缺特点实质上是关注与性别有关的内容。而Prins对莎孚作品关注重点集中在“为女性主义发声”。
Batchelor以同一首诗或同一作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女性主义翻译前期和后期的区别。总而言之，女性主义时代翻译之前特点是：男性倾向、被动、顺从男性的。而女性主义时代翻译之后特点是:有力的、性开放的。
二、女性主义翻译批评
（一）来自女权主义外部批评性别问题相对于真正的学问来讲太过情绪化，盲目推崇，意识形态性，实质上，对于真正的学问来讲太过主观化。
在圣经的翻译中，对女权主义倡议最有力的反驳则是是由奈达提出的，这些激进的新译本遭到奈达的反对,他认为这些译本是不切实际的，圣经翻译中倾向男性化是社会问题而并非语言学的范畴。另外它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制度的自身变革与语言学变化没有直接关系，相反用传统术语“Go”指代“上帝”有助于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观念。同时这些否定意见本质上反应了新译本的社会意义，寻求男女平等的基督教教义。
奈达认为圣经翻译中，不分性别语言对于性别中立问题并无有效的解决方案，声称只有集团内部(基督教会)根本改变，才会给教堂赋予女性和男性不公平的角色予以真正的改变。
（二）女权主义内部批评
女权主义内部的批评在当时也是存在的。实验女权主义写作的对象旨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群和从事语言工作的人,会就分排除一批意愿的读者。首先许多团体，如颓废的年轻人或审判的女性被排除在外。其次是贴上前卫派标签的工作是很难产生具体的社会政治影响。第三，导致其他类型女性作家的作品受到贬值或排斥。
三、结语
费拉德作为女权主义翻译研究者，从文化互动的角度展示了一幅翻译与性别互动的立体图。在学术方面，性别问题历来被忽视，直到妇女运动的压力才开始认识到性别问题，为其滋生了学术环境。鉴于性别因素影响着每一个阅读和写作的个体，或者语言迁移，它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蔡志峰.性别中立教育传统的反思和超越[J].河南师范大学,2011.
[2]张莉.女性主义和《圣经》翻译——解析女性主义翻译观[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
杜亚男（1991-）,女，西华大学，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