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刚
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
高 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通过广泛的讨论总结达成的诸多共识，例如强调要恢复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区别的正确认识，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是党的会议史上发扬党内民主精神的一次典型范例。
七千人大会 党内民主 探索实践
1958年以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最根本的原因。［1］这场运动的失败，给国家和人民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灾难。在极端的经济困难形势面前，中央需要迫切解决粮食征购问题，加强集中统一，克服地方出现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统一全党思想，总结经验教训，使中央的“指挥棒”重新灵活起来。这是党通过一次中央全会集齐县级以上的众多党委负责人参加会议的重要原因。这次会议经过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党内民主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的有益探索
（一）充分肯定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3年“大跃进”造成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各地普遍爆发粮食危机，致使中央从地方各省上调粮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庐山会议以后政治生活中“左”的倾向更加发展，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有所抬头，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出现了种种乱象。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地方出现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让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和人民群众中更好地贯彻下去。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由来已久的老传统，是我们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制度，现在要坚持，将来也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事情，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不仅要在全党范围内实行，还要在人民群众中实行。此外，邓小平就目前地方出现的貌似集中，实则分散、中央的“指挥棒”在某些领域失灵的不正常现象做出了批评和指示，提出要尽快改变局面，需要全党一心一德一盘棋，鼓足干劲，加强党的统一领导。［2］（二）强调要在民主中贯彻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
面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严重挫折和全国上下的困难局面，在分组讨论中，许多同志把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根源归结于在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也认识到我们在经济建设上还缺乏经验，在许多方面违背了客观规律，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周恩来在会议中就近几年工农业减产的问题尖锐的指出：当前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原以为“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会在工农业方面有一个大的“跃进”，可事实上却退了不少，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要实事求是的承认事实就是这样。［3］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并把在工作上不采取实事求是的作风定性为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4］他在听取许多基层群众和干部的反映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指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态度，不能对所有事物都用一种方式去套，并强调要把调查研究引入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建设上来。（三）提出要加强党内民主监督问题
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加强党内民主监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对权力实行监督的必要性。他强调对权力进行监督，最主要的是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有效监督。邓小平指出，尽管在现行体制下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来自各个方面，但最有效、最重要的监督是党委会、书记处、常委会的监督，并建议在这些领域主要的开展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刘少奇也对开展党内生活会表示了肯定。毛泽东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的目的。［5］邓小平指出，上下级是不能天天看到的，“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一问题……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6］。刘少奇在讲到党内生活问题时说，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7］为了保证各级监察委员会更加高效地履行职责，刘少奇指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直接向上级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至中央反映情况和违法乱纪行为。党的领导集体对加强党内民主监督的重视，特别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和党内生活的合法监督，在理论上改善了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党政不分的弊病，有助于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四）指出要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区别
七千人大会落幕后，刘少奇在如何修改会议《书面报告》的问题时指出，要搞清楚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将二者区别出来，“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1700万的党员不能代替6亿人的民主，那就要充分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8］而要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落到实处，就要真正建立起党的各级权力机关，特别是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要让人民民主在党的各级权力机关中充分实行，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可以肯定，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刘少奇提出要正确认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将二者区别出来，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这一认识为改善党的领导、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规范党政关系都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一正确认识在会后并没有转化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长期推行下去，从而失去了其时效性。二、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探索的局限
诚然，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局限。在思想认识方面，首先，大会并未完全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作为执行‘正确路线’中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来进行的”。［9］其次，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阻碍了全党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而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在以后形成了不好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大会虽然已经认识到党内民主的缺乏是之所以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对于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的贯彻执行，则没有得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此外，大会期间所达成的诸多有益共识在会后并未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而持久贯彻下去，许多正确认识在会后随着政治生活中的进一步“左”倾以及后来“文革”的实行而被搁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2］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8～24.
［3］［8］张树军，齐生.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下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534，542.
［4］［7］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97，414.
［5］［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310.
［9］戴坤.近十年七千人大会若干问题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12（2）.
新疆师范大学）
高刚（1992-），男，汉族，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新疆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