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科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发展
钟科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根源上来说，它植根于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论述，同时又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历史条件下面对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案，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实现路径、价值取向、最终目标等方面都有一致性，从本质上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当下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其目的在于达到双赢、多赢、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概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未来社会下了这样的定义，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马克思对共同体思想最直接的表述。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人类经历的共同体形态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第一次将人类当前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之前的人类组织称之为“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建立最初是以氏族血缘为基础，后来逐渐演化为以地缘或共同的价值目的为基础的人类最早期群居组织，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能够帮助人克服自然的困难、满足生存的需要，但也只能让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孤立地发展着。第二个阶段产生于社会分工出现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财富不断增多，私有制出现，而后产生阶级，当阶级矛盾到不可调和时，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国家，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国家形式为代表的区域共同体的极大发展，这一发展阶段以资本主义的极大繁荣并迅速蔓延至全世界为顶峰。但虚假的繁荣的外表下，资本主义经济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与人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也必将被更高级的共同体形式所取代。第三个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争取到自我解放之后的“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极大发展从而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国家这一虚假的共同体形式在人类社会的不断自我扬弃中成为历史，人的个性都能得到解放、本质都能实现复归，这正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真正价值指向。
“真正的共同体”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前提是有人的存在，社会是由一个个现实的人所构成的，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人的发展史。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构成真正共同体的基础，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真正共同体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的，是由新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对异化了的人的扬弃。真正的共同体应该能为真正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与平台，而不是成为压抑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人可以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交往和联合获得自由，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联合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自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提出以来，就受到了世界以及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阐释、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更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世界未来勾画的壮丽蓝图。有统计指出，近年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60多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2]，从世界到国家到地区，或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概括起来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合作的共同体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相信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独善其身，在积极融入全球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终都承担着自己应有的责任，积极倡导世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缩小南北差距，促进贫富均衡，让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共享世界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3]。“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是强调希望各个国家、民族，能够并肩携手、合作共赢，反对冷战思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扩张。建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合作中互惠互利，争取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二）平等的共同体
平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一个或一些超级大国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局面下是不可能有求同存异、平等相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现的。在这个世界上，国家可能有大有小、实力可能有强有弱、发展可能有快有慢，这造成了国家间的利益诉求或文明信仰可能会出现倾轧与冲突。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许多国家之间的发展紧密相连、环环相扣，蝴蝶效应日渐明显，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霸权与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来处理矛盾、调控风险。平等相待协商谈判也就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处理问题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取向。（三）包容的共同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共享发展资源，推进区域合作”[4]，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倡导的互学互鉴、互包互容的精神。世界是多元的，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会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要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尊重每个国家特殊的国情以及各自的人民对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我们应秉持促进人类发展这一核心理念，面对共同的经济发展需求、共同的全球化危机、共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克服一切疑虑与偏见，以包容的心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共享人类智慧，共享发展成果，形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世界和人类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
萨特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他之所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关键在于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发展自己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期、新历史条件下面对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案。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一致。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即生产力极大发展以及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出现，即全世界以生产交往为纽带的普遍联系得以实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同样需要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与深度融合，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实现各领域精细分工，促进各文明相互交流，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在实现路径上是一致的。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一致。根据马克思的描述，到共产主义阶段，人们克服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人得到了自己的全部本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这是他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最理想的社会发展状态，是希望全人类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能够达到双赢、多赢、共赢的一种结果，各国家、各民族能够共同面对人类危机，共享人类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要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尊重平等，合作共赢，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这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最终目标一致。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人们未来的生活，马克思说：“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共同体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人尽其才，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选择职业或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摆脱资本对人的异化，让所有人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如此，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世界发展整体向好，但地区差异明显，南北差距不断扩大，人们对和平、平等，自由全面发展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希望世界上更多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这列飞速发展的快车，带领大家一起奔向美好的未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四、结语
通过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鲜明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理论内涵，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的批评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共同体是虚假的、抽象的共同体，而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给虚假的、抽象的共同体转化为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还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髓——“和”的文化，既有和平、和谐、和睦之意，又有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基因。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给出了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的中国方案，力图打破近代以来的霸权政治体系，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以求构建一个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石云霞．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1)．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钟科代（1991-），硕士研究生，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