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晓非
翻译教学中的翻译策略能力研究
甄晓非翻译教学与翻译活动同时存在，且由来已久。为适应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翻译教学研究正成为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领域。翻译策略能力是影响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翻译策略能力已日渐成为国内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本文结合翻译策略能力对翻译教学的推动作用，梳理了国内外对翻译策略能力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结论有助于明晰翻译策略能力同翻译能力的相关性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反拨和促动。翻译教学 翻译能力 翻译策略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呼声日渐高涨，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翻译人才培养进入研究的视野，“翻译教学”开始受到关注。从教学上来说，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200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翻译专业专业代码，“标志着翻译学科（或专业）在我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一、翻译策略能力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
（一）翻译能力与翻译教学
翻译专业虽然建立，但要形成系统科学的翻译教学体系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翻译教学要想突破传统的模式，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框架，而这一框架的形成必须是多维的，既要有翻译研究本体的理论支持，有相关学科的概念框架，还要有基于对翻译实践行为和过程在社会、心理、认知等方面，甚至是跨学科领域研究所获取的实证数据的描述和阐释。当代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也日益表明：作为翻译过程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绝对不是一个简单消极的受动者，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者，其对两种语言转换的熟练程度和驾驭能力势必会成为导致翻译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换句话说，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翻译教学的有效性就在于发现和识别翻译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动作机制，并将不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机整合，形成能够彼此协同和促动的整体，并通过一定的教学措施干预、促进、培育和提升学生译者的翻译能力，最终产出高质量的翻译产品。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能力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什么是翻译能力以及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尙无明确的共性的界定和描述；对翻译能力的发展模式探讨多为理论性的粗浅架构，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实证性；对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翻译教学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翻译策略能力与翻译教学
翻译策略，属于翻译学研究的中观维度。随着宏观上翻译理论文献踵出，微观上翻译实践经验浩瀚，相比之下，中观的翻译策略存在更大的研究空间。翻译策略，作为宏观翻译理论通向微观翻译实践的桥梁，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迎刃而解，不但赋予“翻译”学科更强的解释性、融合性和系统性，更可做为翻译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其研究意义深远而巨大。翻译策略在翻译研究领域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中居中，既受宏观翻译理论的指导，又受微观翻译技巧的检验。具有上通下达的衔接性。翻译策略随翻译理论的推陈出新和翻译技巧的累积沉淀而不断发展，具有动态性。翻译策略可由宏观翻译理论推导而出，也可由微观技巧进综合、归纳，加以范畴化、概念化。经过范畴化和概念化之后的翻译策略是可复制的、可传授的，是翻译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在翻译教学中，学生译者的翻译策略能力究竟是如何影响其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具有不同翻译策略能力的学生是怎样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翻译问题和困难的，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活动又是如何影响学生的翻译转换过程和翻译认知方式的，这一系列有关翻译策略能力及其与翻译教学对应关系的问题已成为翻译教学研究中又一重大而富有意义的研究主题。
二、翻译策略能力的相关研究
（一）概念界定
翻译策略能力的研究始于翻译能力研究。翻译能力研究的要素学派将翻译能力分成若干子要素，翻译策略能力即为其中之一。Toury（1984）认为，翻译策略能力是拥有不同语言能力的译者在不同语言层面采取的不同转换模式。Pym（1992）认为，翻译策略能力是翻译能力中遵从特定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选择合适翻译文本的能力。Cao（1996）将翻译能力分成三种子能力：语言能力、知识能力和策略能力。他认为策略能力应包括加工能力和综合能力，它能够将语言能力和知识能力这两种分能力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整合运用，是所有语言使用者都应具有的一般性能力，是在翻译重组过程中非语言阶段的重组和类比逻辑推理能力。
翻译策略能力研究成果最显著的是西班牙的PACTE小组（2005），在对翻译能力进行纵向考察的过程中，PACTE小组认为在所有能力构成成分中，策略能力居核心地位。该小组将翻译策略能力设定为翻译能力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策略能力负责对整个翻译活动做出计划；激发和监控其他翻译能力，并对它们的缺陷进行补偿。
在国内，文军（2005）参照Campbell，将翻译能力分解为语言和文本能力、策略能力、自我评估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四项分能力。其中策略能力是包括“归化”和“异化”；“全译”和“部分翻译”两对范畴的能力。他认为，翻译策略是涉及选择什么样的作品翻译，选择完全忠实原著还是兼顾读者，选择全部翻译还是部分翻译的一种决策能力。
王树槐和王若维（2008）考察了国内外对翻译能力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翻译能力综合模式。他们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语篇-语用能力、文化能力、策略能力、工具能力、思维能力和人格统协能力。其中，策略能力是对翻译情境和任务的分析、对翻译计划的制订、对翻译过程策略的选择和运用、对翻译过程的监测和评价等能力。他们还探讨了翻译策略能力的发展维度，指出由于翻译策略是翻译语篇或语篇片段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使用的潜在的、意识层次的方法，所以应遵循局部策略发展，整体策略发展和监控策略发展的分项策略发展模式。
马会娟（2010，2012）在PACTE翻译能力构成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译英能力构成模式。在她的模式中，她认为策略能力是译者在真实的翻译情境中有意识地解决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步骤，是译者在汉英翻译过程中进行语言转换时遇到问题并寻求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的能力。除此之外，她还通过实证研究，总结了翻译教学中翻译策略能力发展的途径。她指出，对于策略，学习者不应只是简单的了解，而是需要大量的后续练习，有意识地在翻译实践中运用，才能逐步上升为自己的习惯，并最终将翻译策略内化成自己的潜意识能力。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翻译策略能力研究的结果。国外的翻译策略能力研究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个案研究和质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观察译者的翻译行为，深入了解其翻译过程，然后总结规律性特征，最后形成理论；另一类则采用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如PACTE小组，使用直接观察图、PROXY软件、TAPs、问卷、实验文本五种工具，对专业译者和学生的能力进行实证调查，形成包括翻译策略能力在内的翻译能力分项。国内翻译策略能力的研究方法多数以翻译能力为主体研究对象，呈现多元化、跨学科的趋势，但是对翻译策略能力的关注度不高。钱春花（2012）运用文献研究、质化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翻译能力要素体系；金萍（2012）基于本质论、模因论和过程论对翻译转换能力进行研究；王克非（2014）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发展模式。
三、结语
在国内外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策略能力研究作为翻译策略和翻译能力研究的新内容尚属起步阶段。已有关于翻译策略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只是对其浅层次的指涉和提及，并未将翻译策略能力放在翻译能力主体位置上加以关注，也鲜有学者研究翻译策略、翻译能力和翻译策略能力之间的差异和互动，从而形成翻译策略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建构，这种研究态势与翻译策略能力在翻译学和翻译教学领域的理论和应用价值难以匹配。目前译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翻译能力是由数个单项能力组成，许多学者也已对翻译能力进一步细化。由于翻译策略能力是翻译能力的延展和细化，所以也可将翻译策略分解为相对独立的成分，形成多元素的翻译策略能力。［1］Toury Gideon.The Notion of Native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A］.Wolfram Wilss and Gisela Thome，Translation Theory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C］.Tubingen:Narr，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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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会娟.汉译英翻译能力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3.
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动态系统理论照应下的翻译策略能力发展模式构建及其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5YYD01）；黑龙江省“十三五”高等教育科研课题——翻译能力框架下的翻译策略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16Q045）；黑龙江大学教改项目——慕课时代本科翻译专业学习者翻译策略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甄晓非（1974-），博士，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