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莹/中央民族大学
裴斐先生一生致力于李白研究。关于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关系的探讨一直贯穿着先生治学的始终，亦是其学术思想的鲜明体现。从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到八十年代“立马文场”，我们既可以看到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也能够注意到在某些问题上，其学术观点的发展和深化。对“盛唐气象”的研究就反映了先生的这一学术品格。
一、历来关于“盛唐气象”的讨论
对“盛唐气象”的探讨，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对该时期文学发展特征的整体把握，也会影响到对一些较为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具体阐释。从诗人所处的时代来看，李白是典型的盛唐诗人，但李白诗歌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反映了怎样的“盛唐气象”，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盛唐气象”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之后，很快就在学术界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相关讨论日趋热烈，学术观点也层出不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从“时代精神”的角度看，李白诗歌反映了“盛唐气象”。这里的“时代精神”指的是一种蒸蒸日上的社会精神状态。持这一意见的学者以舒芜和林庚为代表。舒芜认为“在盛唐诗人当中，具有全面的代表性的，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①同年，林庚在《诗人李白》一文中，认为李白所处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这个时期，李白的诗歌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具有一种少年的解放精神。②此后，林庚又专门撰写了《盛唐气象》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盛唐气象”的理解，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气象不只由于它的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并认为“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③。此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赞同。李白成为盛唐诗歌风貌甚至社会风貌的代言人，八十年代的一些研究者虽然对“盛唐气象”的具体界定与林庚有所不同，但都不约而同的赞成李白诗歌反映了“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例如，葛晓音指出“李白综合先驱者的理论，总结了全盛之世的风雅观。”④持此观点的研究者都认为，李白的诗歌创作反映了盛唐时期蓬勃向上、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
还有研究者认为，“盛唐气象”不止充满着昂扬乐观的时代精神，例如，傅绍良提出雄浑悲壮才是“盛唐气象”的主要特征，“盛唐气象不是文化意义上的盛世气象，不是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浪漫，而是一种从满怀生存忧患的诗人诗歌中折射出的盛世悲音”，并认为“李白的浪漫并不是飘逸豪放，而是沉雄悲壮，与杜甫的情感和人格在实质上基本相同”。⑤傅绍良认为李白的诗歌还是反映“盛唐气象”的，只是这里的“盛唐气象”已不再是林庚笔下的朝气蓬勃、希望无限的盛世了。在这些研究者看来，“盛唐气象”也“并不仅仅是鲜花和美酒，仅仅是对盛世的歌唱，也有痛苦、愤怒和悲哀。”⑥八十年代的这一类观点将五十年代林庚先生关于“盛唐气象”内涵的外延扩大了。李白诗歌既反映了盛唐之盛，也体现了盛世之衰。
对“盛唐气象”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与李白诗歌特征的关系研究，有些研究者从时代精神着眼，有些从艺术风格入手，有些从美学特征上去概括。无论从哪一角度入手，以上观点都认为李白诗歌体现了“盛唐气象”。这一观点也逐渐进入了各类文学史，差不多已成定论。然而，针对这一几乎不成问题的问题，裴斐先生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李白的诗歌并没有反映“盛唐气象”。自五十年代林庚提出“盛唐气象”概念后，裴斐便提出了不同意见，由此引起学界的争论，这种学术论争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
二、裴斐对“盛唐气象”的质疑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伴随着这场历时多年的学术争论，裴斐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日渐凸显，治学方法与学术品格也不断得以历练而趋成熟。透过对“盛唐气象”的解读，我们能够窥探到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学术研究的发展性。1955—1956年，裴斐先生连续发表文章，对“盛唐气象”的说法提出质疑。这些文章主要是《什么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谈李白的诗歌（上、下）》、《谈李白诗歌讨论中的一些分歧意见》。这些文章主要是与他的老师林庚先生关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争论。林庚先生一贯认为，李白诗歌代表蒸蒸日上的“盛唐气象”。裴斐先生则认为李白诗所反映的并不是唐代社会上升发展的现实，而是日趋崩溃的现实。李白诗歌的情感基调也绝不是所谓的乐观自信，而是忧郁和愤怒。裴斐先生在这几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主要有：
首先，对李白诗歌创作背景的界定。裴斐对李白诗歌创作的社会大背景重新做了界定，认为“当李白以一个卓越的诗人姿态出现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上升发展的现实’，而是唐帝国开始崩溃的时期了。”并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称为“唐代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典型标志就是“安史之乱”。也正是这样转折时期的社会特征将李白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林庚、舒芜等先生强调李白的前期，我强调李白的后期。”将李白的诗歌创作定位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就不会仅仅认为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时期昂扬蓬勃精神的代表了。
其次，对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在裴先生看来。李白诗歌包含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而不是空有青春、浪漫的豪情。与杜甫相比，李白有相当大一部分诗歌并没有直接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抒发个人的感受，“李白绝大部分诗歌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但他经常不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直接叙述，而是通过各人抒情的方式表现出来。”⑦裴斐先生从诗歌的思想内容角度指出了李白诗歌内容对当时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揭示，反映的只是盛唐社会之衰。
最后，对李白诗歌创作主题的揭示。裴斐先生从李白诗歌的多种题材和不同内容中抽取了其诗歌的主题，即“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对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忧郁”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怒”是李白诗歌的基调。裴斐先生在五十年代提出的这些观点揭示了李白诗歌的主体特征。
五十年代，结合历史大背景和具体的文本解读，裴斐先生从李白诗歌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主题这三个方面对当时主流的“盛唐气象”论观点提出质疑。
三、裴斐先生对“盛唐气象”的再解读
时隔近三十年，重新回到学术研究领域的裴斐，在李白研究中始终坚持他在五十年代提出的观点。八十年代前期，他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盛唐气象”的论文：《关于唐诗兴盛原因和“盛唐气象”的讨论》、《历代李白研究述评》、《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盛唐气象”再质疑》等。三十年后裴斐先生对“盛唐气象”再解读，一如既往地认为李白的诗歌并没有反映“盛唐气象”，并对自己五十年代的学术观点既有继承又有所修正和补充。这种修正和补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突出李白诗歌对时代特征的反映
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中，裴斐先生继续强调李白诗歌的创作成就主要在其人生的后期，并突出了唐代社会历史转折的时代特征对李白诗歌成就的影响，并对自己八十年代的观点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样强调李白的诗歌成就是在人生的后期，五十年代裴先生侧重于李白诗歌内容和思想中体现出的对黑暗现实的反抗精神，八十年代，裴先生进一步指出李白的诗歌中之所有会有这样的反抗精神，是因为李白独特的人生经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李白的政治生涯也走到尽头，正是这种人生的不幸却迎来诗歌成就的顶峰。而造成李白人生跌宕不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转折的影响。这种影响化而为诗人内在的不愤之情，体现在诗歌中并不一定是金刚怒目式的愤恨，而是沉淀之后的“欲说还休”。在八十年代，裴先生一再强调李白所经历的唐代社会的转折性特点，“李白创作成熟于玄宗后期，当时盛世已是一种虚弱的假象，而李白卓越之处恰恰在于觉察出了正在酝酿之中的社会危机”⑧由于裴先生对李白所处时期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准确定位，他认为李白的诗歌是唐代由盛转衰时期“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而决不是唐代上升时期“盛唐气象”的反映。(二)强调“历史的盛唐”和“诗歌的盛唐”之别
五十年代，裴斐侧重李白诗歌反映了“安史之乱”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到了八十年代，裴斐仍将“安史之乱”为分界线，但将李白的诗歌创作细化分为事件之前、事件当时和事件之后，以此来分析李白诗歌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乱前酝酿中的危机是李白揭示的，乱中的现实是李杜共同反映的”，李白“在乱前既没有反映‘盛唐气象’，在乱后却有大量反映社会灾难的作品。”⑨诗人的政治理想、生活形态与其诗歌创作有着分不开的联系。接着裴斐提出了两个不同且不应该混淆的概念，即“历史的盛唐”和“诗歌的盛唐”，“‘盛唐’之盛系指诗之盛而非社会历史之盛。”⑩裴先生对“盛唐”这一概念从社会历史和诗歌史方面作了区分。文学的盛衰并不完全决定于社会的盛衰。盛唐诗歌作为最繁荣的诗歌创作时期与唐代社会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并不一致，因此，不能以文学史上的盛唐等同于历史上的盛世。(三)提出李白诗歌“豪中见悲”的感情基调
八十年代裴先生继续提出他对李白诗歌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以贯之的看法，即李白的诗歌中“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的两个基本主题。“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感到在现实社会中简直毫无出路，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便成为他经常歌咏的两个主题，这种歌咏本身便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裴先生认为“忧郁而愤怒”才是李白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具有普遍意义，更加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创作上，形成的艺术风貌就是“豪中见悲”的感情基调和艺术个性。“豪”是来自于开元盛世所孕育的理想，“悲”则来自于对天宝后期社会由盛而衰的绝望。这种反差造成李白激烈的心理矛盾，以及一泻千里的情感宣泄，从而形成“豪中见悲”的独特艺术风格。李白的这种“豪中见悲”的个性，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李白对理想的执着和对现实的不妥协造成了起矛盾的心理状态，体现了其诗歌及人生的悲剧意蕴。由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裴斐先生对李白与“盛唐气象”的解读，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或一篇文章里完成的，他的学术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过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裴斐先生却能够在新时期以当年的老话题，继续发表文章，再次展开极有意义的学术论争，把李白诗歌研究与‘盛唐气象’的讨论更加引向深入。这场学术讨论历时既久，裴斐先生的学术品格也因此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显示。这种品格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和印象，是其所持学术观点的一贯性。”裴斐先生几十年的学术观点具有一贯性，更有发展性，这是一种坚韧弥久的学术品格，又是一种旷达的学术自信。裴斐先生在《勤奋与自尊》一文中曾说：“问题的发现和观点的形成主要靠平时的学养。观点既经形成，还须回过头来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在这过程中观点亦将进一步深化、完善或得以修正。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观点必须是自己的。”这段话很好地概述了裴斐做学问的特点，重视对一己学术观点的深化和完善，从对“盛唐气象”的解读，可以看出先生确实在自己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践行了自己的这一治学准则。正如车如舜在《关于唐诗兴盛原因和“盛唐气象”的讨论》一文中说：“裴斐对李白生平思想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期和分类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既是五十年代的继续，又有所修正和发展。”修正和发展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伴随着时代变迁和作者认识的深化，学术探讨也会被深化。
注释：
①舒芜.李白诗选［M］.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4:8.
②林庚.诗人李白［N］.光明日报，1954-10-17.
③林庚.盛唐气象［J］.北京大学学报，1958（2）.
④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1985（2）.
⑤傅绍良.盛唐气象的误读与重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1）.
⑥王婷婷.盛唐气象的代表李白［J］.金田，2014（7）.
⑦裴斐.谈李白的诗歌［J］.文学遗产，
1955：79～80.
⑧裴斐.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J］.文学遗产，1981（1）.
⑩裴斐.“盛唐气象”再质疑——纪念李白逝世1220周年［N］.光明日报，1982-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