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走西口”之下之蒙汉整体概念交融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河套地区一直以来以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闻名于世，俗语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近百年来河套地区发展迅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然而，在这片土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蒙古族人民一直生活在此地，世世代代过着游牧生活。在清朝康熙年间，由于戍边的需要，政府开始将内地百姓大批迁往此地，开垦边疆，这是关于“走西口”最早的记载。到了清朝后期，由于内地战乱频繁，人们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开始自发地陆续迁往外地，当时还处于蛮荒状态的河套平原成为了山、陕移民的首选之地。走西口是中国移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后约经历了三百余年。
在这三百余年当中。山陕冀等移出地文化与内蒙当地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在语言、衣着、饮食、地方艺术等方面特征显著。
二、“走西口”之下之蒙汉语言交流
走西口的大多数是山、陕两地移民，为什么这么多的移民出自这两地？这和山、陕两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分不开。迁徙到异乡的山西人使用的仍然是当地方言，而口外的人则使用蒙语和部分汉语，在做生意、与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几种语言相互糅合，逐渐形成了语音上略带山陕味道、词汇上偏重当地土语的“内蒙西部方言”。这种方言是一种典型的混合方言。一般来说，第一批迁徙到口外的人仍然操着本地土语，即便与外人交流多年仍然不会改掉其原本的语音特色，但是他们在口外生下来的下一代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已经基本不会说其父母所使用的方言。笔者的外公外婆是山西人，爷爷奶奶是河北人，他们都是通过走西口迁到内蒙的外地人。他们在内蒙生活了多年使用的仍然是家乡话，但是笔者父母讲的却是本地方言，已经几乎和本地人完全一样。语言之间的影响是同时发生的，山陕冀方言在被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当地语言。现在河套地区生活的汉族人所使用的汉语词汇大部分是山陕方言词汇。如前所说，此前此地居住的大部分为蒙古族，他们所接触的汉语基本上都是由口外的人所讲的方言。久而久之，蒙族人也习惯于使用这种汉语方言去交流。山陕方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了现在，虽然在语音上内蒙西部话和正宗山西方言还有一定区别，但是在词汇上却相差无几。
三、“走西口”之下之蒙汉饮食交融
俗语讲“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历来非常注重“吃”。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家乡的味道始终是难以忘却的记忆。蒙古族的传统饮食大致有四类，即面食、肉食、奶食、茶食。通常，蒙古族称肉食为“红食”，蒙语叫“乌兰伊德”；称奶食为“白食”，蒙语叫“查干伊德”（纯洁、吉祥、崇高之意）。而农区多以谷物蔬菜为主食，以肉食为辅。
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口外为了生存的需要会“行蒙俗”，在饮食上偏重多肉少菜。在牧区，人们喜欢就着炒米喝奶茶，羊肉、奶制品必不可少。但是在半农半牧区，人们的饮食习惯已和汉族人并无差别。山西人有喝“酸粥”的习惯，所谓“酸粥”，是用江米、黄米加上酸浆经过发酵而成的一种粥。现在在河套地区，有的人家仍然会吃“酸粥”，把它当做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猪肉烩酸菜”是河套地区一道特色菜肴，等到冬天天气够冷之后，家家户户杀猪宰羊，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杀猪菜，酸菜是入冬的时候就腌好放在缸里的大白菜，细细切成菜丝后和肉块放在一起炖一两个小时。
蒙族人热情好客，这一点也影响了汉族人，每逢吃杀猪菜时，都要准备一口大锅，做足够的饭供客人吃。吃杀猪饭还有讲究，今天到一户人家吃，明天再到另一户人家吃，家家轮流做东请客，邻里乡亲其乐融融，让寒冷的冬天多了几丝暖意。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有做“年糕”的习惯，但河套地区的“年糕”和别的地方不同，此地的“年糕”是用黄米面做的，外观呈金黄色，食用时需经过油炸才能保存长久。黄米面是用黍子做的，北方人经常食用。在走西口的过程当中，这一主食被带到河套地区，发展至今，黄米面炸糕已经成了河套人家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也成为了主人招待客人的必备佳品。
四、“走西口”之下之蒙汉建筑融汇
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居住的一种房子，适于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蒙古包包内宽敞舒适，是用特制的木架做“哈那”（蒙古包的围栏支撑），用两至三层羊毛毡围裹而成，之后用马鬃或驼毛拧成的绳子捆绑而成，其顶部用“乌耐”作支架并盖有“布乐斯”，以呈天幕状。其圆形尖顶开有天窗“陶脑”，上面盖着四方块的羊毛毡“乌日何”，可通风、采光，既便于搭建，又便于拆卸移动，适于轮牧走场居住。这种便于拆卸、适合游牧生活的装备伴随了一代又一代蒙族人民。
自从走西口开始后，随着汉人的迁入，传统的畜牧地区被开垦成了农区，失去了草场的牧民们不得已像汉人一样开荒种地，牧民变成了农民，从前的游牧生活变成了定居生活，蒙古包也逐渐被砖瓦木结构房屋取代，牧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汉人很深的影响。
五、“走西口”之下之蒙汉文化互通
“走西口”不仅是一种时代现象，也是文化与文化碰撞的机会。它是内陆文化与边远文化交融的代表，也是汉族文化与蒙族文化结合的典型。正是由于“走西口”才使得河套地区的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移民烙印，也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移民的迁入不可否认的带动了河套平原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虽然走西口时间短暂，在漫长的河套文化形成过程中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它的影响却是空前的。
河套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在走西口的过程当中形成的。研究河套文化的过去，对河套地区将来的发展大有裨益。作为新河套人，我们应该了解这片土地的过去，为我们能成为时代的见证者感到自豪！
河套地区丰富的文化景观为人们研究内蒙西部文化提供了素材，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发掘河套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高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了解、亲近、研究这段历史，让内蒙西部文化进入大众的视野！
注释：
①刘忠和.“走西口”历史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8
②毕若莹.浅谈内蒙古西部方言的成因及其对词汇的影响［J］.文学界（理论版），2011（9）.
③李欢.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参考文献：
［1］郭志敏.河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