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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一、前言
中国内地学术界开始对“媒介批评”领域展开学术研究，至今已有20年历史。以“媒介批评”为关键词，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搜索可得到相关论文共90篇，时间跨度从1998年至2016年5月。一方面，内地媒介批评发展已呈不容忽视之势，但另一方面，在当下内地媒介批评表面热闹的背后，除部分问题(如媒介批评的历史缘起)已有学者进行过仔细考究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并未得到澄清。
二、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议及回应
就内地媒介批评的基本理论研究而言，在媒介批评的定义、批评对象、批评主体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均未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方法观察媒介批评现象，研究媒介批评问题，提出了各自有关媒介批评的定义。但统而观之，现有定义大都突出了大众媒介，并肯定媒介批评为一种价值判断活动。但又在媒介批评主体即展开对象方面甚至存在着较大分歧。实际上，批评主体及媒介批评的对象也有不同学者表达过不同看法。除此之外，关于媒介批评的对象如何界定，以及如何界定，学术界也颇具争议。
本文认为学界关于媒介批评定义、主体及批评对象定位展开的讨论，反映的是不同学者的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活动，媒介批评诸多争议的背后其实各学者是关于社会生态、媒介生态的不同设计。而若要做好这种设计规划，是须要从媒介现实出发的，关注当下媒介及社会问题。因此，本文将不采用“本质主义”的方式，对已有定义进行逻辑上修正，而是从时代语境出发，探索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可能路径。
三、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时代语境：媒介化、社会转型、全球化
从国外看，媒介批评实践既是美国新闻媒体所恪守的专业主义的重要形成因素，但又因专业主义而遭受挫折。至今，不少声音还会以“不客观”、“不专业”来表达对媒体行为的意见。这种情况在内地媒介批评的酝酿与生发阶段也可窥见。但自始至今，媒介批评始终导向一种秩序，更加科学的媒介批评则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既可以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也有可能推动社会及媒体的认同，倒逼媒体甚至社会主动调整或进行改革。这恰是倡导学理性媒介批评的原因所在。理论对媒介批评实践的独特作用已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但当由此出发重新审视内地媒介批评关于基本理论的研究时，可发现其理论资源的相对匮乏。一方面，已有学者对西方媒介批评的具体理论进行过深入引进和介绍。但同时，由于国情以及媒介、社会舆论环境的差异，更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这些理论的适用性值得重新商榷。
与以往相比，中国社会及媒介生态变得尤为复杂。老问题尚未解决，就又迎来了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传播理念与全球化及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媒介批评理论的滞后显而易见。在此语境下，本文认为内地媒介批评研究有必要且有使命加强对基础理论的探讨，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中国社会，从追求“真”开始，进而上升到对“善与美”的要求。
四、媒介批评理论建构的三条路径
(1)从历史研究中获取思想养分。如李红提出老子思想中的自然主义思想、“自然无为思想”以及女性主义倾向，便是珍贵的思想资源。从现实出发关照历史，尤其是中国传统历史，即便可能面临过于强调人文精神而忽略科学性的质疑，但在思想资源相对匮乏的当下，仍是一条必经的探索之路。(2)挖掘曾被忽视的理论资源。如，除“公共领域”外，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沟通理性”概念对于思考检验当代媒介同样具有价值。在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之外，哈贝马斯大胆假设存在“沟通理想”。他认为任何一项成功有效的沟通行为均需满足4项有效声称。而这一思想亦可用于指导媒体实践。
(3)对媒体格局做理论设想。与另外两条路径相比，设想媒体格局或发展是对当今媒介之于个人，之于国家，之于社会的重新定位。这并非单纯的文本分析或现成理论的直接运用，其本质是对现代问题的直接解构，因此，这一路径可能具有更具探索价值，即更具建设性。发展新闻学与发展传播学或为媒介批评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当然，不论是发展传播学还是发展新闻学，都与得到认可的“社会公器”、“客观”的媒介定位有着明显矛盾。而两种理论哪种更具适用性，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探讨及实践检验。简言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凸显，致使越有建设性的媒介批评可能价值也会愈高。在一切混沌、共识尚未达成之时，不妨先立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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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的流派[J].当代传播,2012(01):64～66,70.
[2]董天策,胡丹.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著十年扫描[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1(02):7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