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师范大学
一、前言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受到译者个人翻译观、翻译意图、读者群体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思想意识的作用、赞助人的力量以及诗学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勒菲弗尔指出对文学系统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在文学系统的内部，一个是在文学系统的外部(Lefevere，2001)。翻译亦如是，翻译也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具体如何妥协，以下会以鲁迅的的翻译活动为例来探究。二、思想意识对鲁迅翻译活动的作用
译者的思想意识即译者的世界观，想法以及对翻译的看法和观点，当然还有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郭建中，2000：162)。鲁迅进行翻译活动也是思想意识和当时文化背景的一种妥协。思想意识同时也决定着翻译的策略。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符合接受语的文化规范，让目标语读者能尽可能地理解，所以在翻译策略会采取归化策略。如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便说过自己在翻译这部作品时，把原来28章的小说，“截长补短，得14回”，另外又将“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鲁迅早期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删减的翻译方法，以适应我国的读者。当然，这种策略和当时晚晴以“意译”为主的风尚也有关系。
直到1909年与周作人合作出版两册《域外小说集》，奠定了鲁迅“直译”的风格。在此之后，鲁迅采取了“异化”“洋化”的翻译策略。这种方法的背后有着对中国语文的理解，就是汉语极不完备，无法充分表达复杂的内容。在这方面，鲁迅和瞿秋白的看法是一致的(王宏志，1999:227)。为了改造中国语文，鲁迅甚至采取“硬译”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引起了梁实秋的的猛烈批判，在其《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用“生硬”“别纽”“极端难懂”等词汇批评鲁迅的翻译。但鲁迅所认为的理想翻译在《“题未定”早》一文中所提到“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1935a:352)。可见梁实秋和鲁迅的争论，其原因在于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鲁迅采取“全盘学习西方”的态度，而梁实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保留的态度，所以前者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引进新的表现手法，新的字眼；而后者则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适应中国读者接受理解。
鲁迅在语言和文化上都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他的思想意识密不可分，在思想意识的作用下，他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作出了妥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从早期的“归化”策略，到后来一直信奉的“洋化”的策略，都是在他思想意识的作用下，与时代风尚和时代需要所做出的让步和妥协。从《斯巴达之魂》的“译中有创”到《苦闷的象征》上文字语法上的忠实，鲁迅的翻译体现着时代动态的妥协，将这种妥协在语言文字上修饰改造，赋予时代意义和价值，成为一门艺术。
三、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
赞助人对翻译也有很大的影响，赞助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如出版商，报纸，杂志等。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其出版是很受限制的。所以要想使作品能够发表，就应符合时代和赞助人的思想意识，与赞助人的思想意识作出妥协。鲁迅于1903年在《浙江潮》月刊上发表的《斯巴达之魂》，其背景按《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纪事.(二)拒俄事件》载：“阴历四月初二日东京《时事新报》”发刊号外……初四日义勇队函电各方，在之北洋大臣函中有这样的话：“昔波斯王泽耳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尤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无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本篇即在此背景下发表(鲁迅，2005：16)。由此可见，鲁迅所发表，正是符合了《浙江潮》的思想意识，与其作出了妥协，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号召国人站起来保卫家园。
四、诗学对翻译的影响
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郭建中，2000：162)。这个观念对选择主题十分重要，即所选主题必须符合社会系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重视。所以译者往往要在原作诗学和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鲁迅早期的译作是受到清末“意译”风尚的影响，进行大刀阔斧地改写，删减。这种做法，实质上迎合了当时流行的诗学。如林纾的“章回体”的小说格式，鲁迅在译《月界旅行》时，也是模仿了林译小说的格式。适应中国当时的诗学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20世纪初《域外小说集》发生了改变。鲁迅信奉直译，甚至“硬译”。这是因为鲁迅想把新的文学手段引入到当时的诗学，并为改变这一诗学做准备。他不仅将原作的诗学与自己的文化的诗学进行妥协，并试图将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正如年代傅东华翻译的《飘》，其中将人名、地名、称谓中国化，并删除大量的景物、人物心理描写，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究其原因，也是在于原作的诗学不符合中国当时的诗学模式。
所以，译者在翻译时，既要考虑原作的诗学形态，又要结合所处时期的诗学模式，或采取归化，或异化，都是译者在两个文化系统中的诗学因素所作出的妥协。笔者认为，在翻译时，不应消除原语文化的地域、历史等文化色彩，应加以保留，而在文字上则应按照译入语的文化系统的规范，这样的译文既能通俗易懂，又能使读者读译文时领略外国文化的风采。
五、译者的翻译意图对翻译的影响
译者的翻译意图会影响译作的选材。鲁迅早期的翻译观念与梁启超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提出了“新小说”，将小说与政治结合起来，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而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和《哀尘》正是响应了这一政治号召。他的翻译意图就是适应政治时局。重要的是鲁迅当时“制造”这篇作品的意图和动机，即通过翻译作品，来宣传爱国思想，推动国人的爱国热忱，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即使和梁启超的作品极为相似也不为过。而在30年代，在瞿秋白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鲁迅的翻译意图也是跟着政治时局在发生着改变。鲁迅这是主张“直译”“硬译”，将西方新的字眼，新的表现手法输入进来，让国人尽量地消化，而将不顺的字眼自然地淘汰掉。虽然鲁迅和瞿秋白在改革中国语文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但改革的方法却出现了分歧。瞿秋白主张的是“口头上说得出来”的大众文化，而鲁迅则不同。这一问题，归根到底，反映的是译作的读者群体问题。这将在下一节中会继续讨论。
我们在此暂且不对鲁迅的翻译行为，“相似”“不尊重原作”等作出评价，因为时代不同，当然不可同一而语。鲁迅所处的时代，正值民族危机时期，需要输入大量的翻译作品来改善本土文学的不足。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来解读。至于以什么方式来引进和输入，这都无足轻重，只要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对社会造成积极的影响，改良社会，改良人生，便可以称之为“好”的翻译。
但是这一观点，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应该谨言慎微。翻译行为必然是有目的的，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Munday，2001:77)。但不能惟目的至上，为了目的而翻译，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忠实原作，改译，胡译，乱译，这不仅是对原作的不尊重，甚至于是对读者的不负责的行为。关于翻译目的和原作之间，要达到何种忠实，何种妥协，这在于译者心里的一杆道德称坨，平衡或失衡，在于译者的选择。总之翻译就是译者的意图与原作之间相互妥协的艺术。
六、读者对象对翻译的影响
读者对象对翻译的影响，在于翻译的作品给谁看，怎样翻译才能使接受与读者能够理解原作的风姿，译者如何处理作者，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如何衡量译作优劣与否，很大程度上在于读者和读者的反应。鲁迅译作的读者对象，鲁迅自己也在曾说“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这说明是一小部分的读者群体，并不是瞿秋白心目中的普罗大众读者。鲁迅更关心的是读者水平和层次的问题，既然鲁迅并不是要为全部的大众作翻译，因此，他使用的语言，也不一定是要来自群众的了。
正因为二者的读者对象不同，其所用的衡量标准也有所不同。再细作探究，更实质的原因鲁迅和瞿秋白对外来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瞿秋白对于欧化的倾向特别反感，他曾特别写过一篇叫《欧化文艺》的文章来批判“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品，他说这种欧化文艺是“文艺上的贵族主义”，完全不顾群众，脱离群众，甚至是反群众。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化是排斥的态度。而鲁迅是全面向西方，奉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不顺”地自然淘汰掉。他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吸收和包容的态度，中西方文化是融汇贯通的。
翻译是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影响制约形成的。译者是妥协的艺术家，译他不仅要和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和诗学形态作出等外部因素妥协，同时也要和译者本身的翻译观，翻译意图和读者对象等内部因素作出妥协。鲁迅作为一个译者的身份，也进行了上述的妥协，无论是妥协晚晴的意译风尚，还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政治小说”的意识形态作出妥协，瞿秋白的“语文改革”，作出翻译方法和策略的调整，即从“意译—直译、硬译”。同时他也根据自己的翻译意图和读者对象，作出了妥协。他“与翻译为终始，毕生以之的了。”他在民族危机和转型之际，对翻译理论，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和前瞻，堪称“时代的伟人”。
七、结语
鲁迅的翻译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他的翻译思想也随着时代发生着妥协和变化。笔者从影响翻译因素的几个方面，探讨了影响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些因素作出阐释，这些因素怎么影响鲁迅先生的翻译，又是怎样对这些因素作出调节和妥协。翻译就是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妥协，同时也要使译作充满艺术性。翻译就是妥协，翻译就是斗争，斗争当中有妥协，妥协当中又不断地斗争，在这一斗一协的过程中，才能使翻译不断日臻完善。：
[1]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Routledge,2001:77.
[2]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2.
[4]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62.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
[6]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84.
[7]王宏志.论瞿秋白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J].中国比较文学,1998(3):7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