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苇／遵义师范学院
一、《长征画集》——历史的真正见证者
《长征画集》最初名《西行漫画》，是著名文学家、戏剧家阿英同志1938年在上海古道战斗时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画集，几经辗转，才找到了它的真正创作者——老革命家黄镇同志。他是最早用画笔记录红军长征途中生活点滴的文艺工作者。黄镇同志亲历长征，他既是长征的参与者，也是长征的记录者。黄镇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谈话稿《〈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中写道“无论几次反‘围剿’”，还是长征途中，宣传队是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伴着星星月亮工作。在这次反“围剿”中，许多宣传队员负了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也在阵地战中负了伤。第五次反“围剿”，因为错误路线的领导，我们没有取得胜利，但同志们无畏的牺牲精神和 英勇作战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我的《长征画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经历中，以及这样的情绪下产生的。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中。”在长征的途中，黄镇同志画了大约四五百正作品，但是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阿英同志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张了。画集中有《林伯渠：夜行中的老英雄》，年过半百、鹤发童颜的林伯渠老人，精神振奋，马灯一路闪亮；《遵义大捷》中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带来的精神大振，部队生龙活虎，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二、积极心理学学视阈下的《长征画集》
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推孟关于天才和婚姻幸福的研究和荣格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赛格里曼确定了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大主要内容，第一部分研究主要研究各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包括快乐和沉浸（对现在的体验）、幸福和满足（对过去的体验）、希望和乐观（对未来的体验），它们的生理机制获得的途径，以及与健康、成功和个人成长的关系。幸福感是这方面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部分是积极人格，这部分具体研究包括了自我决定、成熟防御机制、智慧、创造性等积极人格特质。第三部分的是积极的社会组织，这部分内容主要是确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包括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等）有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人格和获得幸福感。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黄镇同志的手稿几经辗转，从陕北达到孤岛上海，阿英同志看了之后“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任何语言文字都不能描述的，“认为这是浸透生命热情的神来之作。”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观察和解读《长征画集》图册中一个个鲜活的红军战士，他们在长征中的生活图景跃然于纸上，他们吃青稞、小麦、草根和野菜（《三种锅》、《牦牛》、《磨青稞》、《背干粮过草地》），他们穿心灰粗布军装、草鞋（《翻夹金山》、《下雪山的喜悦》、《董振堂同志》），他们甚至抽烟（《草叶代烟》），英雄们在画家的画笔下如此的生活化、具体化和人性化，如此的真实和可爱。他们在严酷的处境中，不气不馁、乐观热情，夜晚引吭高歌、翻山越岭互相鼓励和搀扶、战争中勇猛决绝（《翻夹金山》、《泸定桥》、《遵义大捷》），天地之间回荡着革命的雄伟力量。他们自身物资极其匮乏，还为穷苦的百姓赠送物资（《贵州苗家女》、《川滇边干人家》、《贵州、四川的干人儿》），战士们慷慨、仁爱和友好的品质尽显。一本长征画册，让后人聚焦创造奇迹的一个个红军战士、党的好干部身上的积极心理特征和品质，用人类的天赋潜能和积极力量解释“长征精神”中的心理能量，留下了丰富的积极心理学资源。
三、红色艺术资源的保护和传承
（1）认真解读已有的红色艺术资源：红色艺术作品作为中国人民追求社会理想真实的记录，可以理解为革命历程的艺术审美过程，认真解读如《长征画集》这样的红色艺术作品，发现已有红色艺术作品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构建红色艺术作品资源体系，运用红色艺术作品为载体整合成新的教育资源，才能更有利于红色艺术资源的保护和传承。（2）积极进行新的红色艺术作品再创作：红色艺术作品是革命的印迹，革命之路一直延续至今。面对的纷繁复杂各种文化的冲击，今日的文化之争、思想之争也同样的需要坚定革命的信念，积极进行新的红色艺术作品再创作，如画家沈尧伊对长征题材的再创作，其中以《长征之路》、《地球红飘带》和《遵义会议》为最具代表性，几十年不间断的创作，既是艺术的再加工，也是历史瞬间的回眸和重温，是红色艺术资源的保护和传承的有效途径。（3）加强红色艺术作品的社会宣传：传承和保护红色艺术资源需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利用影视、网络、移动数字终端等多媒体手段扩大影响力，进一步形成丰富的、趣味的和具有思想性的红色艺术资源，不断丰富红色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应当注重传播形式的思想性与趣味性，采用令受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载体，满足大众对红色文化价值的需求，才能真正的不断建构资源，又能从资源中汲取发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