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华
在诗歌创作中，王新民总是追求一种空旷寥远的意境；喜欢运用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的句式，营造琅琅上口的叠词叠句的美感。他的诗，与其说是文字的组合，不如说是情感的浓缩、思想的叠加、才华的迸发！他的诗歌语言，如万里长江波澜壮阔、奔腾浩荡、一泻千里，读来荡气回肠、撼人心魄，具有一种强大的撞击心灵的力量。王新民的诗歌对现实有足够的关怀，用悲悯的情怀容纳了人世间的博爱。他的诗，让我们真实地感知到了诗歌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力量。
王新民的诗歌是干净的、真诚的。他用原始本真的语言给我们展现了丰盈的诗歌精神。他的诗歌包容一切，超脱一切，他诗歌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虔诚的。阅读王新民的诗歌，无不被他饱满的忧国忧民之情所浸泡，无不被他深邃而厚重的人性所熏染。阅读王新民的诗歌，对我们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它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博大，会让我们的修为更加崇高。
平凡的叙说中饱含着人性的温暖
王新民的诗歌，题材范围很广，人生岁月，四季轮回以及乡音乡情、世道人间、底层生活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吟唱。在吟唱的过程中，王新民不是高高在上地俯视现实，或者作为旁观者优哉游哉地“赏玩生活”。王新民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人性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歌是真正把“他们”还原成人，还原回到人生的现场，还原到生存的当下，是发自普适人性的体贴与认同，把“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命质地加以尊敬和赞叹。王新民的诗歌，是焕发着人性光芒的真实的诗意写照。所以，王新民的诗歌读起来很平凡也很温馨，很朴实又很真诚，很平易却特别深情。《母亲的一次闲谈》写的是九十岁母亲与诗人的一夕谈话。阅读这首诗，就好像倾听着一个慈祥母亲的“摇篮”小曲，那里面悠悠回荡着的，就好像是儿时躺在母亲身边的摇篮里，听着她轻吟浅唱着的纯净美妙、包含拳拳深情的天籁之音。慈祥的母亲、孝顺的儿子、穷困的生活、缓慢的日子……过去的故事、质朴的记忆，永远刻印在细语绵绵的诗行之中，而经历过的苦难，也是诗人的人生宝贵财富，离不开，忘不掉：“我今年九十二岁了/活了三万多天/比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多活了九年/……/昨天晚上/我梦见你老爸/他说我要是过得不顺心/就到他那里去/那里人人平等/老少无欺/生活环境好/安静又干净/我说过得蛮好/只是身子觉得空了/魂魄好像要飞走了/怕是熬不过今年/要去陪你老爸了/老大人总是要死的/我想哪一天/我的一口气断了/就没有机会跟你说了/今天蛮好/你有时间陪我坐坐/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说/你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母亲的一次闲谈》无疑是乡村家庭与亲情伦理的象征，影射着家庭及其成员平常而凄苦的世态，以及他们如何相扶相携度过的艰难人生。诗中抒情向叙事的倾斜，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后者可以容纳更多的细节，而是说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有那么多细微的东西是不应当被遗忘的。这些曾经存在的，也包括那些不知不觉中被遗忘的往事，形塑了家庭里的每一个个体。诗人置身熟悉的老屋，陪伴在母亲身旁，倾听着母亲的絮叨，把自己希望了解、希望重温的母亲和故园的大小事体一一描绘下来。母亲对儿子的倾诉，以碎片的方式嵌入诗歌的文本里。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思念和挥之不去的感动和某种从内心涌现出来的亲切和温馨。
王新民的诗歌创作之“根”，始终扎在生养他的乡土里，生长在荆楚文化醇厚的传统中。他对于乡土中国的个性化呈现，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农民和故乡故土的深切理解。作品所表现出的普通生命的宽度和温度，融会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的理解、忠诚和热爱，同时又对生命饱含正直的信念。所以他的诗歌文本能够直抵人道和人文关怀。诗人以通达智慧、宽厚仁慈的心回望故乡，因此他的诗歌总是充盈着一种高尚的疼痛感，一种对故乡普通民众的悲悯情怀。而且，他的“痛感叙事”不是一般文人骚客对乡村苦难的超然吟唱，而是一种感同身受、出自肺腑的深情倾诉：“回到故乡/我站在大风口上/秋风的鞭子呼啸而过/给丘陵留下一道道伤痕/村庄土屋依旧/村庄面容依旧/只是门前屋后长满杂草/显得有些荒凉/我走进村庄/看见几个老人和孩子/蹲在地上/在慵懒的阳光下/打发着孤寂的时光/我问老人/村里怎么破败成这样/老人没有回答/呆呆地望着遥远的远方/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辗转难眠/秋雨轻轻敲窗/送来一片片迷茫/秋风呼呼敲门/送来一阵阵感伤/人间的是与非/世上的冷与暖/在这个凄风苦雨的秋夜/让我的诗歌痛断肝肠”（《我的诗歌痛断肝肠》）故乡永远是诗人的念叨和牵挂，其中有感同身受的疼痛和歉疚。故乡已经没有了铭刻于诗人的大脑皮层、沁入骨髓的、袅绕不散的芬芳，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衰败与荒凉。然而，故乡是诗人曾经的生活，是诗人现在回顾的生活，并且是继续在诗人体内血液般流动的生活。
也许因为常常与病魔打交道，王新民便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生命之痛的深刻体验，从而对他人之痛、社会之痛也多了一份敏感，以及由己推人的关切与悲悯。疼痛的体验，不仅把他的诗歌引向语言音韵之美，更是引向生命本身，引向人生酸甜苦辣种种滋味的感受，引向存在的无限真实、饱满与丰富，进而引向心灵的深处，从而使他的诗歌始终保持对生存之痛、生命之痛乃至文化之痛的敏锐感，并由此发出对存在的形而上的追问，这正是一个诗人、作家写作的起点。我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其创作的驱动力多是来自“疼痛感”，没有痛感的写作，是缺乏心灵力量的。
深邃的诗意中渗透着人生的感悟
帕斯捷尔纳克曾形象地将生活比作“我的姐妹”，在生活的“亲人们”面前，他对所热爱的世界也有了别样的情怀。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说：“我爱这个世界，我想一口呑下它，我的心跳常常会因诸如此类的愿望而加速……我早就拥抱和哀悼过它了”。王新民不是为了憎恶这个世界，而是因为真诚地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才写诗的：“我是一滴露珠/就这么轻/我是一朵雪花/就这么重/我是一颗种子/就这么大/我是一粒尘埃/就这么小/作为生命/不是越轻越好/不是越重越好/不是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诗人此在的真实，是正在展开的生命，因而是弥足珍贵的，是新鲜而美好的，是值得很好地用心体会和尽情讴歌的。这正是一个纯粹诗人的情怀，正是这样的诗人情怀，使王新民对日常景象和生活细节，怀着一种感恩的激情、一种时刻珍惜的爱恋、一种沉浸于审美观照中的浪漫与沉思……因此，在他的心里，这一切都会时时引起真实的感悟，在他的眼里又无不呈现诗意的美好。当他把这种情怀写进诗里时，简单、透明的诗意就具有了一种温暖、光明、恬静、纯净的力量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在给人以清新明快、真挚温馨的阅读美感的同时，引领人们去珍惜生活，感恩生活，深刻领悟生活，努力创造生活，进而拥有真纯而美好的生活。
写诗是诗人特殊的使命，诗人要将美的信念和真理的声音传达给别人，诗人要展示灵魂深处的秘密。对诗人而言，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一种义务，只有灵魂自由，才能成就伟大的艺术。王新民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触抚。王新民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其中之所以将“贴地而行”作“人文关怀”的定语，是借用著名作家朱学勤的一个词，意思是要俯下身来近距离地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呼声。其实，“贴地而行”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并非王新民对自己的特别要求，它应该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合格公民都必须具备的。俄国的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就曾强调：“你可以不是一个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既然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就必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只不过在方式上更多的是用文字。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对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授奖辞说：“对生存境遇的细腻而又深刻的反思，以丰富的抒情美和道德与理性的思考深度，使日常生活提炼升华，并使历史得以复活。”王新民所追求的诗歌境界，就是符合或接近上述写作理念，写出揭示一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表达出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并吁求拯救的思想境界；王新民欣赏的诗人，就是写出这种诗歌的人——包括“记忆历史并为历史做见证”，富有道德激情、思想深度、丰美意蕴和形式，崇高与优美的结合。“面对带毒的食品/面对带毒的蔬菜/面对带毒的粮食/面对带毒的雾霾/面对所有带毒的物质/我笔下的词语泪流满面”（《这首白话诗是多么苍白无力》）忧心如焚地面对社会的疼痛，是一种生命的境界，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号之后，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安详与自适。王新民诗歌中审美仰望的视角，一直是朝着这样的精神向度攀登的，这是诗人独特的生命理念与真诚的人生追求。
我们总在客观世界寻找诗意，在生活的表层刨来刨去，这样用心琢磨出来的诗一般来说会比较苍白，即便是运用了很好的技巧，有营造气氛的能力，也无法改变诗歌乏味的境遇，而从心里悟出的诗会很厚重。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不朽事物的默想，一定会在诗歌中转化为创造性的幻象并使之得以自由，它洋溢着诗人体内交汇的万物光明。诗人抬起自己高贵的头，走下高楼，走出庭院，用充满激情的心感受社会，用一颗包含怜悯的笔写出潜藏在内心里的深情，这样的诗必然是崇高的。现在有很多人写诗，以为诗就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其实不然，古希腊的先哲们对诗有非常高的要求：诗是崇高的，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诗人要饱含对社会、对人的极大的爱和同情，用心中的那把火来点燃可耕种的那片荒原!
执着的探求中显示着精神的仰望
一个不愿坚守与担当、不在乎自我形象，惟权是仰、惟利是图、惟物是拜的民族，何来高贵？苦难可以造就出悲壮和坚韧，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古老的东方民族，骨子里钙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贫乏，很容易使文人滑到自嘲自虐式的油滑、痞气，以及价值虚无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然而，阅读王新民的诗，常常会有一种深深的感佩——无论多么粗粝恶劣的话语环境，都侵蚀不了诗人那颗优雅高贵的心。“我们连绵起伏的苍凉/生长在无边无际的丘陵/在无限疼痛的日子里/我们活成了一块块冰凉的石头”（《连绵起伏的苍凉》）我为王新民精神气质中那种“优雅的高贵”而感动和震惊！而这，正是他的诗歌能够感动世人的奥秘所在。“夜晚我在白兆山宾馆/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遇见了李白/回白兆山采风/谈到诗歌的风骨/我与他友好地争论起来/我从梦中惊醒/披衣起床/沿着李白走过的路/穿行在白兆山的夜幕中/巨大的黑暗包围着我/为了壮胆/我不断地喊着李白的名字/李白好像听见了我的呼唤/我感到肩膀上/被重重地拍了几下/别怕兄弟/一个诗人的风骨/至少是让黑夜/感到不安和胆寒”。（《让黑夜感到不安和胆寒》）对于王新民来说，诗歌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的执著关注和批判。一个社会中，诗人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理应具备“知识分子情怀”，即永远站在权力与强势集团的对立面，保持其前瞻性、先锋性和由此而来的批判性。一个坚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其姿态就是鞭挞现实中相对落后的现象，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诗人，必然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在今天，不懈地揭示时代的生存真相和心灵病相，用诗歌话语权去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这正是当下作家、诗人所应寻求的最重要的“真”。
与世无争、虚静无为的“出世哲学”，驯服忍耐、骑墙中庸的“苟活智慧”等等，都与极权社会统治者数千年推行的“愚民政策”密切相关，使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压抑真理追求的“反智主义”“蒙昧主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多强调一些理性的敏锐、作品中多体现一些求真的意志，正是在这个特殊语境里“矫枉”所需要的反拨。真正的诗人，首先是个有“头脑”的思想家；甚至仅仅具备道德激情的正直“心灵”，缺乏思想的高度，也难以企及写作的大气与厚重。王新民一直把“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作为自己写诗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在诗歌写作中，始终强调“心灵”、看重“头脑”，前者更多地表现出王新民对世界的情感向度（需要向善的态度与热情），后者则表现出他对世界概括的思想高度（需要求真的理性与冷峻）——此乃“大气”的前提。王新民认为，真与善是美的基础，面对大千世界，求真欲是一个健康人格的本能欲求，它合乎逻辑地理应成为人类文学表达的基础价值所在。求真意志所导致的不断“发现”，对存在、现象重新命名的能力，应是一个严肃诗人的重要写作目标。王新民让诗歌写作成为生存和语言的真实摩擦，实现了写作的真实感和紧张感。他成了无法被通约的“这一个诗人”。其实，我们时代的诗歌现实只有两种：要么是精英化的技术主义，要么是民间化的口语主义，王新民显然两种都不沾边。他独特的艺术品质，似乎注定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只能独享时代的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