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雨涵/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前言
大家都知道，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法定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两部小说中的游民意识是在传统的规定之内反传统，它以破坏为宗旨，反对传统观念与社会存在中既定的东西。游民意识一般都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但它在某些方面又契合当时社会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如“见利思义”、“臣事君以忠”等。二、“游民意识”的特征
古代的游民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为环境所迫沦为无业游民,最主要的就是失去土地的； 另一种是因各种原因而不愿意从事正式职业的人,俗称为“游子”。游民群体是古代社会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他们一方面具有一些正能量的性格特征，如重情重义、行侠仗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无依无靠，毫无顾忌地随着世事沉浮，与传统的礼义廉耻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又展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一）强烈的帮派意识
在中国古代社会，游民群体是被士农工商等阶层所抛弃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四处漂泊，生活极其不稳定，有时甚至连温饱都得不到满足。为了生存，他们特别重视拉帮结派，寻求新的联合，使自己不处于被孤立排除的生存状态。《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人因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选在桃花绚烂的园林，举杯结义，对天盟誓，结拜兄弟，本质上也是拉帮结派，在联合中增强力量。由于游民群体自身缺少一定的文化教养，他们的帮派意识也是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局限性的。他们缺乏对自身的认识，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订立的帮派标准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水浒传》中描述了许多烧杀抢掠、做尽坏事的山匪流氓，但只要是梁山的好汉就会被充分肯定；对于其他山头的地匪就会被狠狠地批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与梁山不属于同一个帮派系统。为了请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人上梁山，他们想出了一些阴险毒辣之计，但对这种做法丝毫不感到羞耻。梁山各“好汉”与其他的山匪，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但因为作者创作时本身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也影响了作者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影响到梁山好汉们正确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游民的无是非观就是由此形成的。
（二）极度地贬低女性
“食色性也”，就连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也把亲近女色当成人类的天性之一，而《水浒传》中诸英雄却普遍把亲近女色当成罪恶。梁山好汉除了活宝矮脚虎王英外，大多推崇“禁欲主义”，不喜女色。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是贬低、歧视的。《水浒传》中描绘了四类女性形象：一是女英雄，二是淫妇，三是贞女，四是青楼女子。 梁山难得的三位女英雄中，孙二娘和顾大嫂豪放粗犷，近乎男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扈三娘虽然容貌美丽，但一生悲惨。着墨最多的淫妇形象，则被看作“孽根祸水”。《三国演义》中，刘备也曾说过“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对待女性也是同样冷漠的态度。究其原因，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厌恶家室和“女人祸水论”等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一种本能的歧视。（三）极端的野蛮残暴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为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强调进行个人修养，“复礼”就是要践行古之人伦纲纪。而游民脱离主流社会，反社会、反宗亲，并且大多数缺少文化教养，因此他们一般表现出极度的野蛮和残暴。武松杀嫂、杨雄杀妻都是剖胸挖腹，极度残忍；燕顺杀刘高夫人是“一刀挥为两段”；卢俊义杀贾氏是“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这些都令人毛骨悚然。上述被杀女子大多是荡妇淫妇，被杀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武松在鸳鸯楼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此时的武松近似恶魔。然而这些野蛮残暴的行为，在梁山众好汉的眼中反而都是值得颂扬的英雄行为。《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一个虚伪残忍狡诈之徒，“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人负我”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可以毫不留情地杀死对他有恩的陈官一家，体现出他的残忍、野蛮。游民们极度残忍、野蛮，也是游民群体成为社会一大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赤裸裸地追逐金钱
与中国古代爱财却“取之有道”的君子不同，游民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对金钱、酒肉的渴望。因此梁山好汉杀人复仇, 或攻占领地, 最后都会在走之前“捞上一把”。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不胜枚举。尤其可笑的是，像鲁智深那样慷慨的汉子，竟然在朋友主持的桃花山上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胸前的度牒袋内”，偷偷拿走，令人不可思议。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这种金钱观，但从他们所持有的金钱观中也能看出他们不喜掩饰的真性情。（五）虔诚地推崇忠义
“崇尚忠义”则是游民意识中比较正面的特征。儒家强调忠义，因此主张“明于义不计其利”。此点正是游民意识与儒家正统思想比较契合的地方。关羽是《三国演义》里被着力颂扬的一个主要人物,关羽被大家誉为“义绝”。刘备、关羽失散后，关羽暂居曹营。当听到刘备的下落后，关羽将官印悬挂在屋中，带上嫂嫂，去找刘备。途中因没获曹操批准，在五个关口受到阻拦，关羽都杀之闯关。《水浒传》中，最以义气闻名的宋江，走到哪里，总是挥金如土，武松、李逵等都曾经得到他的资助。为了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相谐调，《水浒传》还强调忠，“忠”就意味着拥护汉族所建立的宋王朝。乃至后来宋江等人竟然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这一做法表现出游民对社会所肯定的道德观念的认同，也反映了他们虽游离于社会正常的秩序之外，但却不能完全摆脱“君子喻于义”、“忠恕之道”等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三、“游民意识”的异同
游民意识的主要特征，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两部小说中，有许多重合的地方，在此就不做赘述。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可能有两点：一是对“忠义”的理解。《水浒传》中的“忠义”，侧重于江湖道义，朋友之间的义气，而且这里的“忠义”也是梁山最终接受招安的基础，其实招安就是宋江等头领忠君思想发展的结果；而《三国演义》中的“忠义”属于君臣之间的关系。二是一个啸聚山林，把自己的期待、向往都寄托在游民团体上，在团体生活中寻找生活的出路与精神上的慰藉，梁山泊最多只是一个与有关部门对抗的武装团体，并没有具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和功能，最终未成大事；一个已经具备立国规模，成其大事罢了。究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社会发展、文化背景以及文人对社会的认知水平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四、“游民意识”的现实意义
古代统治阶级、士农工商组成的社会和游民所处的社会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游民意识借助通俗文学这一载体在民间广泛流传，并对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得旧的社会秩序趋于瓦解。就游民意识的阴暗面而言，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还是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差距愈来愈大，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使得一些社会民生问题凸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统计，现如今在各个阶层中，流动人员的犯罪率是最高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安定，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下岗人员、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偏远地区的移民也日益增多，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可能缺乏正确的维权意识，当他们的某些权益受到侵犯或伤害时，可能会引发一些群体事件的发生，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安定。因此，我国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正确引导他们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从而营造良好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