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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祺是蒙元之际的著名文士，是著名的“东平四杰”之一，也是他们中唯一文武双全者。孟祺的事迹写入了《元史》，为后世研究其人提供了方便。但是，因为多种原因，至今有关其人的著述甚少，可见的有宿州逸夫师范学校的张凯、尹永红两位老师所写《元初名臣孟祺辉煌而又尴尬的人生》一文发表在2014年的第一期《文史天地》杂志上，还有东平县教科研中心的颜建国老师在专著《元朝东平学派》一书中写有《“东平四杰”之帅才孟祺》，这是两篇有关孟祺的主要评析文章，其他学者仅仅在有关论文中涉及其人其事。近年来笔者在颜建国老师指导下喜欢上“东平四杰”有关事迹，于是着力对孟祺事迹予以挖掘补正，以图使更多的人了解其人，扩大“东平学派”的学术影响和正世价值。
有关孟祺其人，《元史·孟祺传》记载清楚：孟祺字德卿，他是蒙元时期的宿州符离即现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下辖的符离镇人，孟家是一个大户，因此在动乱之际可以让孩子读书，孟祺的父亲孟仁是一个儒士，在蒙古灭金之际迁居鱼台(今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得到济州(今山东省济宁市)东平路元帅石珪的器重，让他担任主要幕属。1223年7月，石珪在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和金将郑倜发生激战被俘牺牲，孟仁带全家投奔驻扎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州城街道)的严实，孟祺进入东平府学修习儒术，同时跟随东平名将学习兵法武艺，在“东平四杰”中，他是唯一兼修的文武全才。严实去世后，其子严忠济袭封东平路行军万户，孟祺到行台担任掌书记之职。在“东平学派”元老宋子贞、王磐、商挺、李昶等人的推荐下，孟祺离开东平到京师担任国史编修官(正八品)，时间在1260年前后，可见孟祺的任职时间是在1264年朝廷削除汉侯权力之前。后来，孟祺被提拔为从侍郎、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兼太常博士(正七品)等职，成为朝廷的青年才俊，“一时典册，多出其手。”可见孟祺成为“东平学派”第二代骨干人物和朝廷翰林院的清流文士之一。后来，他又升职为承事郎(正七品)劝农副使、承直郎(正六品)行省咨议，分别为农业发展和平宋之战做出贡献；1276年，南宋灭亡后，元帅伯颜因孟祺战功卓著，向皇帝奏请给予重任，升孟祺为少中大夫(从三品)、嘉兴路(今浙江省嘉兴市)总管，成为佩戴虎符的名将之一，也是以仁政治理江南的儒臣之一。
孟祺的历史贡献，散见于后人概括的蒙元农学和外交文献中。比如在农学方面，张凯、尹永红两位老师在所著的《元初名臣孟祺辉煌而又尴尬的人生》一文中指出：“孟祺因其卓越的农学成就，与宋代的陈旉、元代的王祯和鲁明善并称宋元时期‘农学四大家’，在中国农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知，在我国第一本官修农书诞生的过程中，孟祺作为劝农司的主要官员，在元世祖和朝廷权臣的支持下，为蒙元之时的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下令各地选拔通晓农事者任劝农官。为了指导农业生产，孟祺作为《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也是唯一在书中署名者，他的农学贡献不容置疑。
孟祺的成长，主要得力于其自身的素质和“东平学派”师生的援引。他在严忠济府学学习时，受教于宋子贞、康晔、元好问、李昶等金末名师，使他成为东平府学的杰出弟子。后来，他到行台任幕属，是前辈师长考校推荐的结果；当宋子贞、王磐、商挺等人在京师站稳脚跟后，又将年轻才俊孟祺引荐入京，成为“东平学派”在京城的新生力量。孟祺在翰林院、太常寺除了撰写文告外，还积极参与外交礼仪等国事活动，在协调中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他曾参与了出使高丽(今朝鲜)和南宋的外交活动，通过分析利害使高丽与宋断交，使得蒙元没有了北方的背后之忧；在大军围城之际，孟祺自请出使南宋，使得杭州城内百姓活命，这是一位儒士为民请命的义举。
孟祺有着突出的军事才能，他在跟随名将伯颜攻宋的过程中，是主要谋士之一。元军进攻江南重镇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常州等重要城池过程中，孟祺都献上了自己的计策，使得元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建康。焦山之战是元朝灭宋的一次著名战役，在至元十二年(1275)夏历七月初，宋军将领张世杰等率舟师与元军对峙，以十船为一组，连以铁索，规定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摆出与元军决一死战之阵势。孟祺审时度势，献计火攻，激战半日，宋军大败，至此，南宋主要军事力量被瓦解，伯颜夸奖孟祺的妙计：“不意书生乃能知兵若是！”此战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堪与《水浒传》中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之战事媲美。颜建国老师在其《元朝东平学派》一书中强调：“‘东平学派’起源了散曲与杂剧，创作了以严实父子和部属为原型的‘水浒戏’，府学弟子罗贯中以此为依托，在宋江36人的基础上，创作勾画了郓州须城72将，把‘水浒’故事推到极致。”看孟祺在焦山之战中的火攻之策和指挥才能，仿佛与《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一章中吴用指挥若定、刘唐火烧宋朝金陵水师统制刘梦龙水军的故事如出一辙。吴用在《水浒传》中绰号“智多星”，是晁盖、宋江的主要谋士；在梁山大军南征北战中，吴用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体现，这些都和孟祺历史本事高度吻合。吴用在平定方腊起义后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名字和官职，因为元朝设立武胜军的本意就是庆祝以“武力胜南宋”之意，让书生吴用担任这个地方的承宣使，这是一个武官的职务，足见对一个文武全才之人的褒奖。吴用的别号有“吴学究、智多星、吴加亮、赛诸葛、加亮先生”等，都是围绕着名相诸葛亮所起的，在蒙元“东平学派”中，以二代骨干孟祺最为接近和合适。孟祺的迁居地鱼台离吴用的出生地济州郓城县(今山东省郓城县)十分接近，晚年孟祺病归东平须城(有时简称郓城)，足见《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和蒙元儒将孟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本事关系。
孟祺在江南平定后，担任嘉兴路总管、佩虎符，成为南方的守卫大员，在江南初归之时，足见朝廷对孟祺的倚重。他在任上“首以兴学为务，创立规制”，可见孟祺作为儒士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仁政”的推广，这和《水浒传》中表达的“替天行道”不谋而合。孟祺到嘉兴路(今浙江省嘉兴市)任职的时间是至元十三年(1276)，因病离开的时间不能确定，估计应在一年以上，作为军政长官孟祺在嘉兴造福多多，是一个爱护百姓的好官。孟祺返归的地方是东平，他或在须城有自己的宅院，和《水浒传》中所写吴用出生在郓城县又多了几分相似和接近。
孟祺因为征战和操劳，过度透支了身体，至元十八年(1281)朝廷升他为太中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使，让他做江南十道的检察之官。他因为生病没有赴任，卒年51岁，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及殉节的吴用有着惊人的相似。
孟祺出身儒家，他不仅自己好学向善，也十分注重子女的教育培养，是蒙元家庭教育的典范人物。《元史·孟祺传》中记载：“子二人：遵，遹。”这五个字中只指出孟祺有二子：孟遵和孟遹，对他们的生平事迹没有涉及。看颜建国老师所著《元朝东平学派》一书，可知孟遵和孟遹在“东平学派”第三代中是成就杰然者。
看蒙元时期文士诗文，可知孟祺长子孟遵学识渊博，是蒙元时期又一位有成的文士。元朝《秘书监志》“秘书卿”一栏有载：“孟遵，字子周，东平人，至治二年闰五月初二日上。”由此可见，孟祺去世后其子女还以东平为家，至治二年(1322)元英宗硕德八剌在位时，孟遵升职为秘书卿(正三品)，成为秘书监的掌舵人，此时孟祺已去世41年，他的儿子已经超过父亲在世时的官职，能在秘书监任一把手，也可推知其不凡的学养与才识。
孟遵作为“东平学派”的第三代中坚人物，和同期文士交集颇多，在文士雅集和诗文唱和中常见其踪：
送孟子周由翰林应奉为行台御史
刘敏中
忆昔龙骧下江东，
幕中赞画实乃翁。
孔璋何止能愈病，
直与汗马收全功……
刘敏中生于1243年，比孟祺小13岁，孟祺是“东平学派”第一代骨干杜仁杰的弟子，而刘敏中作为济南人，幼时也曾师从杜仁杰，因此孟祺和刘敏中可算是同辈师兄弟。孟、刘两人多有照顾呼应。作为长辈，刘敏中对孟遵的江南行台御史之任充满了期待。
孟祺的幼子孟遹事迹难寻，在“东平学派”第三代骨干曹伯启的一篇诗文中，可见他陪同孟遵、孟遹两人游览古吹台，登高怀古，感慨兴亡与国家和平安定的诗怀，由诗题可知孟遹字子文，可惜史料难寻其人。
明朝和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文士王祎在《书徐文贞公诗后》一文中说：“至元、大德之间，东平李公谦、孟公祺、阎文康公复、徐文贞公琰，并以文学政事为世典刑，海内尊之，号四大老，而徐公尤长于诗。”由此可见，孟祺和先后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李谦、阎复、徐琰一样，有着文坛泰斗之名，可是因为他文武双全，于是人们重其武而轻其文，仅仅以诸葛亮再世视之，这对孟祺来说，虽有失公允，但也是一件扬名身后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