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琳
王朔，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祖籍辽宁岫岩。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国防大学的教师。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一岁。王朔的父母和很多革命者一样，早年离开家庭，军队就是自己的家。王朔的父亲家庭出身贫苦，后来经一个亲戚安排参加抗日。1945年后，因为有一定的学历，所以并没有真正扛过枪，而是先进了太行根据地“抗大”六分校学习，在国共内战时在刘邓所属王树声部做侦听破译敌电的工作。战争局面好转后因为其聪明伶俐改给首长当秘书。后来去南京“总高”，一所步兵学校，先是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员。我们可以猜测王朔的聪明伶俐应该是部分继承自他的父亲。正是在这里他父亲遇到了母亲。
王朔的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产者家庭，姥爷早年在日本大阪一间丝绸铺子当学徒，姥姥虽是个农村妇女，但非常有主见和刚强，独自一人到日本去找丈夫，在日本生养了几个孩子，生活很艰苦，但姥姥却是个极要面子的人，极力维护一家人的尊严。母亲对姥姥非常钦佩，正是这个开明的母亲让儿女有了念书、独立的机会。后来姥爷存了一些钱，“回东北经商，开了一家铁工厂和一间绸缎庄，发了。”母亲的家庭应该是亲日的，在日本人占领的东北生活过得很好，但在日本投降后败落下来。后越来越败落，只能靠变卖家产生活。到共产党占领沈阳，王朔的姥爷被定成了城市贫民。1949年她母亲考入长春的一所军医大学，这既是上学也是参军。这之前她曾经有一段为了家庭生计而在天津委身于人的痛苦生活。这中间王朔母亲所付出的艰辛和忍受的痛苦，王朔在《致女儿书》里隐而不发，但我们却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还原那生动的片段。母亲的这段经历让人又看到王朔姥姥的身影，即性格上的坚强和独立。念了三年军医大学后，母亲去了朝鲜战争前线。从朝鲜回来后就去了南京“高总”当军医，在这里与王朔的父亲确立恋爱关系并结合。王朔的母亲在家里的地位可能比较高，而他父亲则属于“妻管严型”。
王朔就出生在南京，后来这所学校解散后他们全家迁到北京。王朔的父亲继续给首长当秘书，但是后来并没有很大的发展，“几十年泡在参谋，教员的位置上，经常自嘲：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离休后意气消沉，跟我抱怨：职务也压了，级别也压了。”可见王朔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高官，只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普通文官而已。王朔曾经在《许爷》中这样描写他生活其中的军队大院，“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还有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来证明我的观点，我在访谈图书策划人金丽红的时候，她曾经给我讲述过一段往事，当时她看了王朔的小说，十分喜欢，于是想为王朔出作品集，她是通过王朔的父亲找到王朔的。金丽红说王朔的父亲对她非常客气，因为金丽红的父亲在军队大院中官阶比较高，而在金丽红看来，自己父亲的军阶高，而王朔的父亲对她很客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肯定，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等级制度应该相当敏感。再加上王朔的父亲在这个等级序列中又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王朔的心态绝对不是那种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很多时候他实际上是将自己摆在一个弱者的位置去抗争，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从他说话充满攻击性的样子很容易误解他为发扬跋扈，其实那只是他为了保护自己所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
王朔与父母的关系非常疏离。他对亲情是极度怀疑的，在《看上去很美》中，他曾经用方枪枪的口气质问：“人际关系中真的有天然存在，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情感吗？”在他小时候，父母都非常忙，见面的机会很少。他从小在大院里的保育院中长大，甚至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依然寄居在保育院中，到十岁才离开保育院。“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集体生活的方式使父母在王朔最初的成长中几乎看不见踪影，尤其是母爱的缺失构成了王朔一生最初信赖感的丧失。
在王朔的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出现得极少。在《看上去很美》中出现的方妈妈是王朔对母亲形象最详细的一次勾勒过程。“方妈妈她们白皙、体态窈窕，手里拎皮包，神态傲然，不是自家孩子一眼不看，不许孩子吃别人东西，小孩做什么都要被她们禁止、喝住。方妈妈她们都是那种标准新中国女性，电影上也有这么一路人，身份一般为教师、文工团员或大学生：刚毅较真，意气风发，一遇见错误倾向就坚决斗争。你一看见她们就会产生幻觉，仿佛看到一个高举火炬向我们跑来的女子马拉松运动员。
这个母亲形象就是以王朔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的。王朔的母亲是个走出家庭的独立女性，也就是新中国建立后官方所极力赞扬的新女性。为了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一定要付出比常人更大的代价。她们接受了教育，有着独立的工作，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在这个过程中，母亲自己的身份认同却出现了严重的偏颇。王朔后来回忆自己的妈妈：“过去对她那么疯狂工作没事也在医院呆着七十了也不肯退休经常讽刺。对她总逼你的功课，动不动把姥姥那句名言（女孩子要念书，自立）挂在嘴边自诩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十分反感，认为她是个缺乏情感被当时阶级伦理彻底洗脑的人——特别是爷爷血栓了之后，我对她照常上班几乎感到气愤。现在看来错怪了她，她其实是个病人。
新中国建立以来女性的地位看起来是提高了，这种官方所推崇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女性向男性认同代替了女性对自己身份的清晰认知。刘慧英指出：“妇女个人的命运一旦与某种政治力量或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并献身于政治斗争或社会解放运动，她自身的一切也就为这种外在力量所决定和包容。”王朔母亲这样的革命新女性以丧失掉女性的特质为代价而成为新女性。这样的新女性在意识形态的鼓励下，承担起与男性同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却是以放弃家庭为代价的，当然更无力去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在《浮出海面》中，主人公石岜对母亲的评价就是：“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的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endprint
“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是个很有趣的评价，这背后的含义却并不轻松。这样的妈妈将自己的思维统一在权威之下，她对孩子的要求也同样采取权威的思维方式。这必然会使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一种等级关系，失去了在孩子最初岁月中彼此的亲密无间。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后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个有问题的母亲。埃里克森将这类母亲的特征进行了一个小结，首先这类母亲有一种明显的向上爬的身份意识和矫揉做作或各式各样的“紧握不放”。其次，她们具有一种无孔不入的特殊品质，这些母亲的爱是侵入性的爱，她们本人就如此渴望获得赞同和承认。而母爱中最重要的成分恰恰是无私的奉献和爱。埃里克森认为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构成了孩子对所生存世界最初的信任感。而王朔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这一切。这直接导致了王朔与母亲之间的恶劣关系：“她（王朔的母亲）是特别能激起我恶的一面的那种人，我对别人，周围的朋友包括半熟脸从来不这样，再瞧不上忍无可忍，也至多是一副眼睛朝天的操性。可能因为是妈，不怕得罪。可能是吵了半辈子，形成了一模式，好话也不会好说，好听。”
2007年王朔和母亲一起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档《心理访谈》节目。在访谈中，王朔反复地问妈妈一个问题：“我是杀人犯你还爱我吗？”妈妈的回答是“我会举报你”。心理学家分析认为，王朔实际上在渴望一种母亲对自己无条件的爱，这是王朔最初信赖感缺失所急于寻求的心理补偿。当母子俩人在节目中面对同一张老照片时，妈妈试图证明自己与王朔的亲近，王朔却用同样的照片来证明他们的疏远。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俩人心理印象不同的结果。王朔与母亲在心理上是相互排斥的，母亲对王朔在心理上的抛弃，导致王朔同样在心理上流放自己的母亲。
心理学家和王朔做了一个心理游戏，让他在孙悟空、皮诺曹和哪吒三个动画形象中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的形象，王朔选择的是哪吒。当心理学家问他为什么选哪吒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选哪吒是他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让他死，他说你不就是生我吗？我把我的生命还给你。我喜欢这个。我不欠你行吗？你们对我有什么权力呀？”通过这个游戏可以看出来，王朔不仅在心理上流放了自己的母亲，同样被他流放的还有自己的父亲。他认为父母仅仅给了他肉体上的生命，而在精神世界里对他没有任何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我们家祖坟上的一根蒿子，没从父母那儿接过来任何现在还表现得出来的东西。”
王朔与父母亲在心理上的相互抛弃对王朔后来的写作及行事影响到底有多大，可能需要更多心理学意义上的讨论。但这是我们进入对王朔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我们在后面会谈到王朔在中学时在老师的眼中是个很不起眼的孩子，他既不是拔尖耀眼的学生，也不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属于不太好也不太坏，混在人群中都不太能被注意的人。包括后来王朔写作生涯刚开始的时候，他给文坛前辈的印象也是一个乖孩子的形象。王朔其实并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他可能只是对这个世界太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年轻的时候一直没有安全感，老了也没有安全感，觉得这世上的人只是你不去惹他不来惹你，都不那么善的。”
王朔与父母在心理上的相互抛弃，在建国以来的家庭关系模式中并不只是特殊个案。莫诩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联想到我这些年接连读到的一些干部子女回忆父母的文章，如老鬼的《母亲杨沫》、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邢小群的《我的父亲》等，再看看我们这些与王朔年龄相差不多的50年代生人的人生之路，我只想说，我们都是缺少爱的哺育的、可怜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父母早年与旧家庭决裂、走上叛逆之路，所以我们出生以后，没有隔代的疼爱，也不能与更多的亲属联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忙工作，忙运动。”莫诩在这里概括的是一群“革命胜利者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在革命中与旧的宗族家庭伦理决裂，用革命的逻辑代替了曾经在维系传统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家庭伦理，家长和孩子都成了“公家人”。家庭完全放弃了对孩子成长的帮手作用，把孩子完全交付给国家。
在“文革”开始之后，很多的父母被下放或因为各种政治原因离开家庭。大人们几乎从孩子的世界中消失了。王朔的父母也有过这种经历：那时已经“文化革命”，爷爷（王朔爸爸）经常晚下班，回来也是魂不守舍，搬老段府之前就去了河南驻马店五七干校，一年回来一次，他的存在就是每个月寄回来的一百二十块钱的汇款单。奶奶（王朔妈妈）去了一年门头沟医疗队，去了一年甘肃“六·二六”医疗队，平时在家也是晚上八点以后才到家，早上七点就走了，一星期值两次夜班。可见从文革开始之后，王朔几乎很难见到自己的父母了。父母的离去对王朔的生活并没有构成多少影响。他吃饭在食堂，玩耍有同伴，因为从小过惯了集体生活，这种无父无母的日子让他觉得格外自在。父母的离开给孩子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狂欢王国。失去了家庭这样一个心灵的栖息地，王朔在心理层面上成为了无父无母的人。
（责任编辑：王双龙）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