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莎莎
摘 要：自中国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到现代文明的社会，男性实则一直占主导话语，女性的命运悲剧从未在男性中心文化设计中停止过，即使如今一直高唱男女已经实现了平等的主旋律，女性实际上也仍然艰难生存在男权社会的缝隙中。本文欲从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长恨歌》两部作品探求出每部作品对女性命运悲剧成因的剖析的侧重点，希望以此为女性寻求自身出路提供些微警示。
关键词：作品;男权社会;女性命运悲剧;成因;侧重点
女性一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现代‘新女性也在男权话语中上演永无止境的命运悲剧，那么如果女性想要减轻悲剧性就必须首先认清造成命运悲剧的根源。《红粉》《三寸金莲》《青衣》和《长恨歌》分别以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理性审视了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各个成因，并且每部作品对社会因素和女性自身因素都有所涉及，但各有其侧重。
一、《红粉》——女性潜意识：对男权的认同和依附
苏童不仅深刻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更可贵的是以男性视角理性聚焦于常被女性作家忽视的女性自身的对男权的潜意识预先认同和自觉或不自觉的人身依附，包括精神依附和物质依附两方面，而缺乏觉醒反抗意识。
《红粉》讲述了五十年代妓女改造的社会背景下，两个妓女小萼与秋仪和一个嫖客老浦之间的爱恨纠葛。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将女性视为男性的欲望玩偶和附属品，并剥夺女性尊严和地位的最典型场所，因此，‘翠云坊实则象征了残酷的男权社会和女性精神荒原。小萼性情柔顺，依赖性强，秋仪相对性情较为坚韧，初具经济独立意识。她们的人生沉浮象征了从古至今两类不同性格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潜规则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
小萼是典型的随波逐流，自甘沉沦，精神尚处于混沌状态的物欲女性。她说：‘我不会控诉，真的不会。表明了她对男权的绝对服从。在劳动改造结束分配工作时，她的态度是‘干什么都行，只要不太累人，她把所有物质追求都依附在男性身上。为了满足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嫁给嫖客老浦，最终致使老浦私挪公款被判死刑，后又为了远嫁把孩子送给秋仪。她的婚姻在这里具微讽意味，因为按恩格斯的观点，这种女性为谋生而获取的婚姻关系，实质上也是卖淫关系，因为在这种婚姻关系中包含有财产关系在内，是以婚姻形式表现出来的钱与性的交换。她的一生都在翠云坊式的‘性——金钱的恶性环中颠沛流离。秋仪虽具些许追求经济独立的意识和对男性经济独裁有不满，重视自我感受的精神，但可惜的是同样缺乏对男权的真正反抗意识。她最后迫于生计下嫁给猥琐驼背冯老五宣告了她对男权独裁经济的认同。表面上看，她比小萼幸运，实则不然。她拒绝老浦求婚呆在尼姑庵，但得知小萼与老浦结婚时又送伞，看出她对老浦旧情未了。秋仪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实则是精神和物质上的深刻的双重依附。秋仪说;‘把我们撵走了，世界就干净了吗！即使‘翠云坊被取缔了，但根植于女性潜意识中对男权的人身依附意识在当今社会仍挥之不去。
二、《长恨歌》——市场经济下女性个人欲望的膨胀和抗争的不彻底
张洁曾说：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在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风暴来袭的大背景下，都市男权文化将对‘战争征服力量的崇拜表现为商业经济中的狂热独特的男性消费需求。大大巩固了男权文化主导秩序，女性被商品化，女性地位更是不堪一击。
上海小姐王琦瑶虽无奈承受命运的打压和孤独，但她柔弱中有坚韧，初具抗争意识，她将自己的美貌当做商品变卖给男性。但她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对爱的渴望，为改变自己命运在工业经济浪潮中从未放弃挣扎。
王琦瑶为了膨胀物欲选择了大世界的玩弄自己的李主任而放弃了真正爱她的小世界的，程先生，在爱情物质中，她选择后者。当她将身体和美貌出售给李主任，带着绮丽的梦幻走向爱丽丝公寓时，她就亲手埋下了自己命运悲剧的种子。她来自上海弄堂的中下阶层，以商品交换就是一切为人生信条，她与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等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她妄图用守护了一辈子的金条乞求老克腊留下，最终却因此丧命。王的一生为利益所累，也为利益捐躯，她的一生被蒙上了太浓重的经济色彩。女性本该有的天性的柔情被市场经济强大的话语异化成商人的利益熏心。但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没有一味的任人摆布，而是具有一定的觉醒抗争意识。但她缺乏从根本上对男性话语进行彻底反抗的勇气。王安忆通过这个女人悲惨的一生警示我们，女性只有通过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才有避免命运悲剧的可能性。
千百年来女性从未得到过真正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在男权话语中女性的命运悲剧仿佛一个历史诅咒，而大量作家也纷纷通过作品表达对女性地位与命运的深刻人文关怀。他们对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做了深刻披露，对现代女性寻求自身真正独立与生命尊严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苏童红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2]冯骥才三寸金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3]毕飞宇青衣长沙湖南岳麓出版社，2010.
[4]王安艺长恨歌长沙湖南岳麓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