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峰
摘 要：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其不仅仅是一场男子服饰审美潮流的变革，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层的意蕴。
关键词：宋代;男子簪花;习俗
一、簪花之风的盛行
有宋一代，簪花已经成为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男子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了，《宋史·舆服制》甚至为这种现象定义了一个名词“簪戴”。“幞头簪花”，即谓之“簪戴”，幞头为男子首服，可见“簪戴”这个名词是专为男子戴花这一现象而起的。
这场男子服饰审美潮流的变革首先是由统治者的倡导开始的。王巩《闻见近录》记“故事季春上池，赐生花，而自上至从臣，皆簪花而归。绍圣二年，上元幸集禧观，始出宫花赐从驾臣僚，各数十枝，时人荣之。”可见皇帝对于赐花给臣下簪戴是十分热心的。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男子簪花渐渐成为一种狂热的风尚。尽管不乏清醒者，如司马光在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科，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也因同列一句“君赐不可违”而勉强簪上一枝。由倡导者是皇帝而引起的这场簪花运动，声势浩大的蔓延开来。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者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王观也说扬州不论富贵“皆喜戴花”，洛阳与扬州一北一南一西一东，而风俗无异，足见簪花风气之盛。士大夫阶层更是将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写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诗词，如邵雍“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黄庭坚“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朱敦儒“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等等。簪花这一行为，既诗化了这些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又丰富了他们诗词中的意象。
二、簪花源流探析
宋代男子簪花风尚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概括来说，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重阳节传统的影响，晋周处《风土记》中写“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葛洪《西京杂记》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荆楚岁时记》“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今世人九曰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自汉至宋未改，重阳节来源于费长房的典故，费为东汉人，源头止于此。可能最先开始是妇女佩戴。到了唐代，从王维“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牧《九日登高》“菊花须插满头归”，殷尧藩《九日》“强把黄花插满头”……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簪花的对象已经不再只限于女子了，男子亦可簪花。而重阳节，不只可以插茱萸，还可以插菊花。从簪花的对象到簪花的种类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其次是探花宴，《秦中岁时记》载“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唐懿宗时“宴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食盒，遣中官驰之宴所，宣口勅曰：‘便令戴花饮酒。”簪花的场合已经不再仅限于某个特定的节日了，簪花这种行为也带上了科举文化的色彩，成为文人取得功名的象征。《宋史》中记“赐贡士宴，名曰‘闻喜宴……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伫立，谢花再拜……乐止。”说明在宋代，这种象征意义得到了延续，且具有仪式感。
三是华胜，《释名·释首饰》中提到“华胜，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着之则为胜。蔽发前为胜也。”古代“华”、“花”相通。因此，华胜也可以说是花胜，即一种花形首饰。《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七日……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发鬓，亦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表明至少在晋代，这种经剪彩而来的花形首饰已经很普遍的被人们所佩戴，并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可以用来相互赠送。而佩戴的对象，从“登高赋诗”句来推断，应该也包括了男子。佩戴华胜的风俗在后世也得到流传，《东京梦华录卷六·立春》提到“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便是例证。
三、簪花背后的意蕴
簪花并不是单纯娱人娱己的审美活动，从其倡导者是君主，便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政治意味。蔡绦在《铁围山丛谈》提到“国朝燕集，赐臣僚花有三品”，《宋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可知赐花并非一视同仁，而是用森严的等级制度来区别戴花者。若是能够得到皇帝特赐的花朵，便可被视作君主对臣下的器重，如千叶牡丹所赐止亲王宰臣，宋真宗特地赐给晁迥、钱惟演两位学士，这种越级的赏赐引起了周围人的艳羡。君主通过赐花给臣子，来表示天子的恩宠，以加强二者之间的感情联系;臣子接受君主的赐花，以得知君主对自己的政治期待。很显然，簪花在此处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此外，簪花行为还被确立为一项严肃的礼仪规定，《宋史》记载“庆历七年，御史言：‘凡御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载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不按礼制簪花，还会受到处罚。并且，簪花行为被贯穿于各种礼仪流程中，如“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即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簪花作为一个礼仪符号出现在圣节、赐宴、传统节日、下赦犯人等重要场合，来体现礼制的庄严和肃穆，展示天家的威仪与仁慈。
综上，簪花之风在宋代盛行根植于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也得益于宋代社会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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