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艳
摘要：本文主要从可靠的、不可靠的叙述和可靠和不可靠叙述之间的互逆来分析鲁迅的小说，并分别以《孤独者》、《阿Q正传》、《伤逝》为例，从而来体会鲁迅作品中的娴熟的叙事手法，以及在高超的叙事形式背后的深藏的思想情感。
关键词：叙述;可靠性;鲁迅小说
可靠性，也即可信性，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教授在其理论著作《小说修辞学》上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当叙事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事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1]实际上，无论是可靠的叙事者还是不可靠的叙事者，都体现了隐含作者的行为规范，不过可靠的叙事者是显在的体现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价值取向。那么，何为不可靠的叙事者，不可靠的叙事者又是如何体现隐含作者的行为规范的？在里蒙—凯南看来，不可靠的叙事者由于其道德价值规范与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不相吻合，所以这样的叙事者对作品所做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2]不可靠的叙事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缝隙，其不可信的叙事偏离了隐含作者预设的价值轨道，由此构成了文本的张力。
一、可靠的叙述——以《孤独者》为例
《孤独者》是鲁迅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中的代表作。主要是由旁观者“我”来讲述了关于知识分子魏连殳的由对启蒙主义的坚信到迟疑而最终幻灭的故事。在《孤独者》中，“我”是文本的叙事者，而魏连殳则是叙述的故事的叙事者，即“二度叙事者”[3]。但是總的而言，“二度叙事者”魏连殳的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来讲述的，本文要论及可靠的叙事者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
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为什么会是可靠的？“我”的可靠性在文本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我”的叙事身份是可靠的。文本中的“我”与魏连殳同为知识分子，且同为失意不得志、为周围人所不相容的同类人。《孤独者》可以说是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魏连殳的人生故事，另一个是在“我”讲述的魏连殳的故事中穿插在零碎的言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我”的人生经历。“我”和魏连殳的人生经历中，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文中一开头就提到对于S城的人来说，魏连殳是“古怪的”，在寒石山魏连殳的乡邻眼中，魏连殳更是“异样的”，以及S城小报对魏连殳匿名的攻击。文本虽然并没有直接表露“我”的不容于世，但从文本的只言片语中读者也可以隐隐约约的窥个大概，“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4]。魏连殳和“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我们都受世俗的排挤，可以说，“我”和魏连殳是对方的人生遭遇的一个相互的印证。由这样一个有着相同境遇的“我”来叙述魏连殳的故事，无疑是非常可靠的。
另一方面，“我”的可靠性同样体现在“我”的客观、满含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始终如一的叙事语调。“我”和魏连殳的相识，起始于魏连殳为其祖母的送殓，却以“我”为魏连殳本人的送殓而终，“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一种悲凉的气氛铺散全文。接下来叙事者“我”对魏连殳人生经历的叙述，可以说是一直是满含同情和替其委屈的。魏连殳回乡替祖母送殓，对于乡人的三个条件，魏连殳一口答应，却在送殓结束时，“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5]，“我”虽然不知道魏连殳长歌当哭的原因，不过“我”却是深切地报以同情与理解的，并且在“我”为魏连殳送殓后，我再一次仿佛又听到了“孤狼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嗥叫”，或许，到了此时，相似的情状使“我”终于理解了魏连殳当时绝望的嗥叫。魏连殳的死，叙事者是深感惊讶的，“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6]，在这里，叙事者对死者进行了主观揣度，他看到了魏连殳心甘情愿的选择了死亡，看到了魏连殳躬行原先所反对的一切时对自己的鄙视。但是叙事者并没有对此大加议论，而是采用大量的感受性和体验性的语句，让读者在悲凉的氛围中体会那个漂泊的孤独的灵魂。正是通过这种富有情感色彩的叙述，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感受的同时，读者用自己的情感证实了叙事者的可靠性。
二、不可靠的叙述——以《阿Q正传》为例
《阿Q正传》是一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叙事者是几乎在阿Q的故事中从不出场的“我”，这样的叙事者用学术话语可以称之为“异故事叙事者”。所谓的“异故事叙事者”就是指那些并没有置身于故事中，不是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人物，只是进行叙述的叙事者。一般说来，异故事叙事者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或无所不知的叙事者，通常情况下，异故事叙事者都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阿Q正传》中的叙事者——我，这个叙事者是可靠的吗？
《阿Q正传》的叙事者仅仅只是一个“我”，那么这个我是谁呢？从文章中我们不得而知“我”的具体身份，仅仅可以从文章中的相关只言片语中找到与“我”相关的一些信息。叙事者”我“在文中出现次数不多，只在文章中的第一章出现，文章中的后九章“我”几乎都没有露面，所以我们只能从文章的第一章下手，寻找一些眉目。从“我”能为阿Q写传，很显然这个“我”一定是一位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其文化修养到底如何，我们无法从文章中得出答案。根据他给人物起名为“阿Q”，我们可以肯定“我”一定是懂洋文的。但是这些猜测对我们理解故事毫无价值。在鲁迅的其他一些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的叙事者“我”虽然相关的信息不多，但是这些“我”都有一个明确的特指的身份，比如《孔乙己》中的“我”就是咸亨酒店负责温酒的小伙计，《伤逝》中的“我”是一个小职员，从文章中可以得到他的人生经历。《阿Q正传》中的叙事者“我”被虚化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庞大的泛指群，在读者的脑海中是十分模糊的。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无法从叙事中获得叙事者“我”的明确身份，这样的叙述显然是不可靠的。
除了叙事者“我”的身份不可靠之外，主人公阿Q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既为《阿Q正传》，也就是为阿Q写传记。一般情况下，为某人立传，那么立传者对被立传者肯定是相当熟悉的，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迹、人生经历等各个方面肯定都了解得绝无遗漏。然而，《阿Q正传》中的叙事者“我”可以说对主人公阿Q全然没有一个详细完整的了解。文章的第一章叙事者就指出了为阿Q立传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7]叙事者连阿Q姓谁名谁都不清楚，只能根据阿Q活着的时候别人称呼其为阿Quei，所以叙事者只好根据英国的流行拼法写作阿Quei，简写为阿Q。阿Q的籍贯在哪叙事者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多住在未庄，但也不能说是未庄人。叙事者所聊以自慰的是只有这个“阿”字是正确的。叙事者对传主“阿Q”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以，使得其叙述变得不可靠。叙事者对主人公身份的一知半解是作者自觉选择的叙事策略。一方面，主人公身份的不可靠表明了阿Q身份地位的低下，因其地位的低下，所以要搜集阿Q的基本身份信息才会如此棘手。同时，也显示出身份卑微的下层民众“命如虫豸”般遭到漠视的生存境遇。另一方面，阿Q身份的模糊处理或许提醒了读者阿Q并不是独一的一个个体，他是许多共性的集合体，读者可能会在阿Q的身上瞥见自身的影子，由此引起警示。
《阿Q正传》中叙事者和主人公身份的不可靠，以及由此两者的不可靠而导致叙述的不可靠，那么，不可靠是不是就意味着故事的毫无深意，没有价值呢？显然不是的。叙事者的道德规范与隐含作者产生背离，这种不可靠的叙述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反讽叙事。鲁迅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都采用了这种反讽的手法，在《阿Q正传》中的叙事者以旁观者的冷漠姿态，漫画式的喜剧手法、幽默的语气、调侃的口吻叙述了主人公阿Q的几个生活片段。阿Q生活在未庄的最底层，是一个可笑、可悲、又引发人无限同情的小丑。他在未庄经常受人欺侮，然而他却有自己的一套消解苦难的法则——精神胜利法。他被赵太爷打，事后觉得不平，但随后一想：这是儿子打老子，不愤的心情也就慢慢平息了。在赌摊把钱弄丢之后，这回他感到了有些失败的苦痛，但随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打了两个嘴巴，不久之后，就觉得是自己打了别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在整篇文章中，叙事者几乎不带任何情感的讲述了阿Q的故事，一幕幕引人发笑的喜剧和笑料不断上演，然而读者的心在阅读的过程中却被这个可笑、可悲、可憫的阿Q紧紧的揪着。读者越过这个冷酷的叙事者发现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含着满腔热血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隐含作者，体会到了隐含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情感。
三、可靠与不可靠叙述之间的互逆——以《伤逝》为例
在论及叙述的可靠与不可靠的问题时，我们有时候会思考：是否可靠的叙事者就一直可靠？不可靠的叙事者就完全不可靠？有没有可能叙述的可靠与不可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叙事者的可靠和不可靠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可能的。并且叙事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的转化在同故事叙述的作品中更容易出现。因为同故事叙事者既是故事的叙事者，同时又是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形象，并且其亲身卷入了事件，所以在叙述的过程难免会带上强烈的主观意识，使其叙述在某种情况下是可靠的，在某些情况下又是不可靠的。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作品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展开的，是一篇日记体的小说。作品的一开篇，人物叙事者涓生就说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自己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8]接着，人物叙事者就回忆了一年前在会馆等待子君到来的那种迫切期望的心情，“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9]人物叙事者以悔恨开端，同时又包含深情的回忆一年前等待子君时的心情，这样深情的回忆昔日的爱情，读者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叙事者的可靠性呢？作品的一开篇，这位人物叙事者在读者眼中是可靠的。以及在之后的叙述中，接受过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叙事者给子君灌输了一些新思想、新意识，燃起了子君心中的反抗意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0]看到这里，读者对于人物叙事者涓生以及子君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此时的叙事者仍然是可信的。
随后，相爱的两个人开始了同居生活，本以为觅得了天堂，但是一段幸福的同居生活过后，繁琐的日常小事、失业而造成的经济压力逐渐消耗了涓生对子君的爱情，涓生对子君的态度也一日冷淡过一日，甚至涓生开始认为子君是他生命中的负担，把她看成是一个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使人一同灭亡的人。在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涓生并没有携手子君共度困难，而是想到了分离，并且还冠冕堂皇的认为是为子君好，“……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1]很显然，这是人物叙事者的借口，与子君分离并不是为子君好，这只是涓生卸下子君这个包袱的借口而已，因为涓生心里很明白，离开自己的子君是无路可走的，子君根本就不可能“无须顾虑，勇往直前”。到了此时，人物叙事者的不可靠性已经显露无疑。
《伤逝》中叙事者的可靠性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人物叙事者涓生由可靠的叙事者转换到不可靠的叙事者，随之而变的是涓生对子君的感情。涓生对子君的抛弃，导致了子君的最终死亡，这是一个敢于蔑视传统勇敢追求爱情的女子被社会所不容，被社会和旧的传统所毁，其中毁灭她的人中还包括给她灌输新思想的爱人，这是一种双重的悲剧，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
参考文献：
[1]W.C.布斯. 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2]里蒙—凯南. 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3]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5][6]鲁迅.孤独者.鲁迅小说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鲁迅.阿Q正传.鲁迅小说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9][10][11]鲁迅.伤逝.鲁迅小说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