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慧?陈锋?曹蒲宁
摘要：《乌得勒支和平》是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一篇，门罗用聚焦于感官的描述展现了一个凋敝、丑陋、扭曲的空间地域，隐晦地折射出一个被父权专制所摧毁的世界以及人物焦虑、恐惧、压抑的心理现实，运用当代创伤小说的闹鬼、着魔、重复及记忆/叙事碎片化手法，描述了主人公“我”从遭受心理创伤到心理创伤复原的过程。
关键词：女性;心理创伤
一
小说《乌得勒支和平》是以五、六十年代的加拿大为背景的，虽然彼时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加拿大的男人和女人的地位仍然极不平等：男人主宰着女人的世界，而女人的生活则以男人的行动为中心。小镇朱比利就是加拿大男权主义主导的范例，小镇上的女性们的生活大多缺乏世俗意义上的圆满：我的姑妈们始终未婚;母亲死亡;妹妹麦迪与弗莱德陷入不伦之恋;而派对上其他女性们也大多处于“寡妇、单身、分居或离婚”（191）的状态，揭示了小镇女性极不健康的社会生态。
小说以回忆为主，看似个人故事的叙述，其实“直指‘我（乃至‘我生存的文化）之中的恐惧、焦虑、不安的生成根源和历史，揭示了理性唯一传统所掩盖的不稳定的真实存在”[1]。小说构思精巧，跳跃的心理视角打破了故事的连续性，让读者不禁去探索文本的言外之意，参与小说“潜文本”的重构。
二
当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的死亡场面时，也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我”是间接创伤受害者。童年时期的“我”经常暴露于母亲的歇斯底里的症候。我过去经常那样感觉。一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整个个体意识，少年时代良好的自我感觉土崩瓦解。（194）”“她丑陋的模样及声音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羞辱。以至于我们都想抱歉得哭出声来。”（195）受创症状通常有种倾向，就是断绝与创伤源头之间的联结，而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30）这也解释了为何“我”远走他乡去海边生活的原因。
根据朱迪斯.赫尔曼的理论，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2]。“我”经常受到记忆的侵扰，也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记忆的“执着”状态。小说的第一部分开始，“我”顾左右而言它，对弗莱德和麦迪的交往大发评论，末了却话锋一转，对于这个话题不再提起，谈起朱比力小镇和小镇上的街坊，进而话题不由自主地滑向母亲在世时的事件，“我”沉迷在记忆的痛苦中一发不可收拾。
记忆侵扰的另一端是“禁闭畏缩”。这些意识的疏离状态类似催眠的出神状态（trancestates）。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放弃自主行动、停止主动与必要的判断功能、主观的疏离或平静、增强的心像觉知能力、感官功能的改变（包括麻木和无痛觉）、现实的扭曲（包括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时间感的改变[3]。“我”对现实和虚幻的界限的模糊上面体现出我的疏离状态：在“我”眼中，街区的大红砖房子挂着黑帘的窗户“宛若张开的洞口，让我感觉亦真亦幻”;街道让我有种“昏昏沉沉的下陷感”;朱比利的街坊问我回家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并不知道，我一直等待有什么东西能够告诉我，让我知道我回来了”（196）
在《创伤和复原》一书中，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其创伤事件的悲伤程度居然超出社会所愿意承认的范围。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4]。“我”一直害怕面对真相。“我”不敢面对丢弃责任之后母亲的结局，臆想道：哦，她不会妥协的;（我能够想象却不愿意去想象），她一定会在那个石头房子里哭泣挣扎，而到生命的终点。（199）可是，当姑妈告诉“我”，“我”是否知道母亲逃出医院的事实时，我承认说不知道。“但奇怪的是，我觉得一点都不惊讶，只有隐隐的恐惧感，希望不要被告知真相---除此之外，我还有种感觉，我已经知道我所被告知的，我早已知道。”（208）。创伤事件在发生时幸存者或见证人在心理上受到的震惊使他们无法理解事件，他们一方面对创伤事件的记忆进行抑制，另一方面又不可控制地不断重现创伤性情景。
三
由于创伤经历受到了意识的压制而潜伏在潜意识层面，而且创伤者对自己的一些强迫性重复行为的原因一无所知，心理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对病人进行谈话治疗，“使病者把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那些症候就随之消灭了”[5]。
对于创伤者来说，幸存者的“证词”比较重要。因为“证词本身就是创伤性事件的一种表述，牵扯到事件的性质、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真实性、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6]。小镇人的集体记忆受当时条件的影响，是对历史的简单化阐述。他们如此阐释母亲之死：“有一个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冬天又长又艰难，老年人和身体弱的人并不总能熬得过去”（194）。“我”受集体记忆的影响，轻描淡写地提及母亲的死亡：“去年冬天是一场悲剧在这样的艰难中，人们处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现在，到了夏天，是人们该谈一谈的时候了”（194）。这样一来，小镇人的集体记忆经过男权话语的过滤而变形，将男权专制的残暴本质被轻轻抹去，“我”也不愿意面对事情的真相，继续处于烦躁不安的状态，却不知何以如此。
證词是以个人记忆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小说的第二部分，我去看望姑妈们。我每次看望她们，“她们整个下午都在将染过的破布织成地毯”（202），正如宋晓萍所说，“女红对于独特女性经验和女性言说的建构，也具有非凡的意义......[7]”，姑妈们以编织地毯的同时也在保存历史，不仅如此，她们将母亲的衣服进行洗、熨、修补并换上新的松紧带，并企图劝“我”继承母亲的衣服，表明姑妈们也用女性特有的书写方式将集体创伤转化为文化创伤，用以“扩大社会认识和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形式的大道”。安妮姑妈保存的母亲的遗物，为历史建构提供了实物，大有与集体记忆争夺话语权之势。她讲述了母亲的死因，成为集体性创伤的言说者，“这是对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对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惊骇的亵渎的呼喊，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是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进行补偿和重建的要求”。安妮姑妈作为言说者，在女性中传播集体性的创伤，从而使更多受众体察到自己与历史创伤事件的关系而担起责任。她提供的证词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创伤和经历及其后遗症的了解，而且涉及记忆如何重构过去的历史，如何对受害者做出符合道德伦理的反应等问题。经过与安妮姨妈的“谈话”治疗，我彻底认清真相，迈向康复之路。当“我”与安妮姨妈结束谈话，小说第一次一扫阴郁的气氛，呈现出亮色：阳光呈正方形落到粗糙的油毡布上（209）。“我”正确地认识到幸存者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从自责和内疚中解脱出来，不仅如此，“我”试图劝说麦迪，企图将她从内疚和麻木中醒悟过来。虽然“我”离开小镇时并不如愿，但整个小说出现了亮色，象征着希望，也象征着个人证词能够呈星星之火之势，将更多的人唤醒，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自我和历史。
注释：
①文中的引文均出自《乌得勒支和平》，由本人翻译。
参考文献：
[1]童明.暗恐/非家幻觉[J].外国文学，2011（4）：109.
[2][3][4]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4，29，39.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20.
[6]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04）：23-30.
[7]宋晓萍.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