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娜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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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权力的斡旋看“美国性”的多元化特质
——以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为例
张娜
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
摘要：菲利普·罗斯创作的《美国牧歌》《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和《人性的污秽》被称为“美国三部曲”，它深刻揭示了美国越南战争、麦卡锡主义和克林顿时期的黑暗政治，对美国社会的外来族裔的生存现状进行深刻揭示。罗斯对“美国三部曲”中的权力斗争的分析不仅反映了犹太性在美国文化中的重要性，更是从另一个层面促进了“美国性”多元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美国性多元化
一、美国性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似乎在国家成立之初就展现了“美国梦”的一些苗头。而“美国梦”作为一个术语名词最早是在1931年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他的《美国史诗》（American Epic）中提出的：“美国梦就是梦想能有这样的一片土地，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完美，根据能力与成就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这不仅仅是汽车和高薪水的梦想，还是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管他们的出身和地位，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完全发挥他们内在的潜能，得到他人的认同。”[1]事实上，“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它承诺的平等的机会，无论社会阶级和种族，每个美国公民都有实现他们潜力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梦”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来到这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发展中，美国社会接纳了大量的移民以及这些移民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美国的文化多元性。它汇集了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各国的移民，融汇了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平等、包容、异质文化的冲撞无时无刻不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着。正因如此，各种文化、各个民族在融入美国文化、美国生活的过程中加速了美国多元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犹太裔美国作家，罗斯的创作一直立足社会现实，而他的生活环境——美国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创作根据地。“人们只需回想《再见了，哥伦布》中的郊外景色，《我们这帮人》或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中的政治讽刺，又或是《夏洛克行动》中的流散沉思，人们就能认识到，美国作为一种观念，一片乐土，一个避难所，一直出现在罗斯的文学创作中。”[2]菲利普·罗斯通过“犹太性”的话语表述，借助理性和非理性的“权力斡旋”，以主人公之间的人生发展从另一个层面勾勒了“美国性”的多元化特质。
二、理性与非理性的“权力斡旋”对美国性多元化特质的影响
《疯癫与文明》一书系统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如何相互斗争并相互影响，并且批判理性对疯癫的压迫和排斥，在笔者看来，这实质上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在近代社会，大部分人会站到理性的队伍中，他们出于偏见或者个人私利将处于疯癫状态或者追求疯癫状态的人群边缘化，在这种层面上的权力争夺，自近代社会以来，一直是理性占据上风。菲利普·罗斯在“美国三部曲”的创作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在很大程度上对近代社会以来的理性进行了反思。罗斯通过个人与个人的权力争夺的刻画，如在《美国牧歌》中通过描写瑞典佬和他的女儿梅利之间的斗争以及《人性的污秽》中的科尔曼和福妮娅的主动和被动关系，罗斯试图在强调代表非理性的人物最终可以战胜乃至征服代表理性的人物。这种对于传统理性的颠覆借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展现出来，对于美国性多元化的影响不可小觑。
在《美国牧歌》中，瑞典佬和他的女儿梅丽的冲突和对峙反映了个体之间权力的让渡和妥协。
“瑞典佬”原名塞莫尔·利沃夫，他是一个追求“美国式”成功的典型代表，小学时作为校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主力就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体育明星，高中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退伍以后回到家乡附近的俱乐部打球，迎娶了美丽的“新泽西小姐”，后来继承家族皮件公司。[3]10-11但他从没有因为取得的成绩而骄傲，无论做任何事都勤勤恳恳而且尽心尽力，他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赢得社会地位和人们的尊重。他渴望像每一个美国人一样赢得应有的尊重，但是他的女儿梅丽似乎对此不屑一顾，她几乎对所有符合常理的事情表示怀疑和反抗。父女俩的权力让渡和妥协不仅造成了利沃夫的个人悲剧，更是造成了整个犹太家庭的悲剧。
生活于优秀父母光环下的梅丽在十一岁的时候突然开始口吃。她的父母非常出色，梅丽不管表现怎样优秀都无法超过她的家庭的光芒，所以她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这么一个完美的家庭里让大家去重视她讲的每一句话。口吃是梅丽对权力操控的一种表现方式。利沃夫在这种权力争夺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最后，他甚至“被容许进入了一个甚至比梅丽的口吃更令人困惑的迷宫：这里没有流利可言。全是口吃”。[3]78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除了梅丽的主动出击，还有利沃夫的主动让渡。
在梅丽16岁的时候，她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斗争中，致力于阅读共产党的相关书籍并四处奔波参加抗议活动。瑞典佬针对女儿的情况，理性劝说女儿远离反战运动。但梅丽对美国政府充满了愤怒，对在越南的非正义战争充满了愤怒，更不会按照父亲的路线继续“美国式”的成功。对她来说，父亲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对美国穷人的剥削之上的，甚至是对其他国家的穷人剥削之上的。她的愤怒不是针对父亲的，而是父亲所代表的理想化的美国式成功。[4]13就越战而言，梅丽的观点是，越南人民遭受战争的痛苦是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但是美国人却若无其事继续自己的生活。这种激愤的情绪让她无法忍受平静的生活，无法接受父亲反复的说教，直到有一天，她在家附近的邮局放了一颗炸弹，试图用暴力抗议的方式引起美国政府对越南战争的重视。
就爆炸事件讨论，对于梅丽而言，“她的反抗行为就在于谋杀，而不是别的。不然的话，结果也不会是这种丧失理智的安详”。[3]212对于利沃夫而言，“他尽力让理智再次显现。他费了多大的劲啊。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接下来该说什么？如果遭到攻击，再次被听到的直言不讳的那些话弄得几乎哭起来——这么平常地说出口却难以置信的一切”。[3]212-213他无法平息梅丽的愤怒，却必须接受梅丽的非理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生活在美国梦乌托邦的他无法理解这一切的发生，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这女儿失去了，这美国的第四代。这东奔西藏的女儿曾是他本人完美的复制品，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他父亲又是父亲的父亲的完美形象一样……这愤怒、讨厌、人人唾弃的女儿丝毫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成功的利沃夫。她将瑞典佬从藏身之地赶出来，他似乎才是逃犯，被误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3]72
发生在利沃夫的家庭及其家庭幸福上的一切可以解释为“六十年代每一位父母的噩梦的延伸”。[5]梅丽的失常行为不是罗斯幻想出来的畸形产物，而是这一代美国人症状的典型代表。梅丽通过种种“反理性”的行为一次次把父亲利沃夫的理性生存的乌托邦炸得粉碎，最后以宗教的名义把利沃夫拖进绝望之渊。在这场权力的战争中，伴随着利沃夫的不断妥协和让步，梅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女儿和这十年的岁月将他独有的乌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国渗入瑞典佬的城堡，传染了每一个人。这女儿将他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抛入充满敌意一方，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在的狂暴。”[3]72梅丽在这场和父辈的“权力战争”中获得了绝对的优势胜利。
有学者指出，“《美国牧歌》质疑美国同化文化的理想”，[4]138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利沃夫的美国梦，因为他的田园生活梦想只存在于过去，而没有现在和未来。利沃夫的女儿梅丽用她的非理性行动将父亲拉回了现实，也造成了梅丽、利沃夫的个人悲剧和整个家庭的悲剧。这种悲剧性的结果对于美国社会的冲击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美国社会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巧妙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冲击性，转而将其归为多元性中的一元因素，换言之，这种悲壮的美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本来所覆盖的范围。
《人性的污秽》在《美国牧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如果说《美国牧歌》表现的是非理性对理性的激烈反抗，《人性的污秽》则是非理性对理性的完全征服。通过这种深化，罗斯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对非理性行为的包容和美国性多元化特质的凸显。
《人性的污秽》中福妮雅实际上会写字，可是她从不承认，试图借此来逃脱理性世界对自己的掌控。她认为如果承认自己识字，就不得不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礼仪。即使假装不识字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抵抗虚伪的道德文明的“入侵”。
福妮雅一生饱经磨难，对于生活、对于知识，她选择无知，这也许是生活中她唯一可以做出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科尔曼的强制理性让福妮雅很痛苦，而科尔曼令她痛苦的优越感也是她所不能忍受的，这也是福妮雅权力斗争的根源。实际上，科尔曼和福妮雅的人生追求在很长时间都是相反的。科尔曼一生都在追求知识、地位和荣誉，然而由于一次意外的课堂事故，他被人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后来他被迫因此辞去教授的职位。学生的轻信和不辨是非让科尔曼对知识绝望。他觉得应该让自己摆脱理性和知识的束缚。他的一生兢兢业业，现在他要像福妮雅一样，做一个不被理性束缚的人。他主动地将权力让渡给福妮雅，将自己交给非理性。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科尔曼最后让渡了理性权力，选择了无知，他的这一非理性选择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击是很大的。由科尔曼、福妮雅作为个体的人而组成的美国社会正遭遇着政治理性的侵蚀，菲利普·罗斯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致力于“描绘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所赋予的不可避免的可能性与限制”。[4]127这种描绘反映并反方向刺激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
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弗雷姆实际上是出生于一个正宗的犹太家庭。作为演员，她成名后便否认她的种族身份，希望通过嫁人过上资产阶级上流生活，到了最后她丢掉了理性，甚至自己完全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处处流露出对犹太人的轻视。在和艾拉在婚姻中的理性斡旋中，当她得知艾拉没有经受住女儿的朋友帕梅拉的诱惑与之相恋，之后又和按摩师海根斯发生关系后，她彻底抛弃了理性，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复。伊夫向八卦专栏作家兰特可揭露了有关艾拉和共产主义协会的信息，甚至出版了由布赖登和凯瑟琳代笔撰写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一书。在书中，她力证自己无错，将自己的下流的报复手法归结于伟大的社会潮流。
“一个伟大的目标控制了伊夫：她自己的目标。她的目标，体现为假借无私斗争的崇高名义，是为了从赤色浪潮中拯救美国……她拒绝承认这其中人之常情的部分，把它变成夸张刺激的东西，错误，但是畅销。我因为共产主义失去了我的丈夫。”[3]246
由于当时的麦卡锡主义的特殊时代背景，背叛丑闻随处可见，而罗斯刻画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背叛和政治意义的背叛更显深刻。对于艾拉而言，“尽管他的理想主义、对普通人的真诚献身精神以及他一生不懈改变社会的努力，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命运’和性格弱点屈服了”。[7]艾拉放弃了在这场理性权力争夺战中的被动挣扎，转向了对疯狂和非理性的屈服。实际上，麦卡锡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每天都会有人生活在疯狂和背叛之中，《我嫁给了共产党人》通过艾拉等人的悲剧一生，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普世价值的“剑走偏锋”，菲利普·罗斯通过个人悲剧的塑造，对美国当时社会的恐怖集权进行反省，希望重新找回美国社会多元文化争奇斗艳的健康状态。
在“美国三部曲”中，瑞典佬和梅丽的理性权力斡旋以及科尔曼和福妮雅的“斗智斗勇”都反映出理性是可以甚至经常向非理性屈服的，而美国社会在对这种异质文化中“反常态”的“常态”的接受过程中，丰富了其文化的内涵，促进了美国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而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菲利普·罗斯借助麦卡锡主义的特殊时代背景，从反面并且以更加宏观的层面来提醒美国社会去找回那种多元化的健康状态。通过对“美国三部曲”中的理性权力斗争的分析，笔者认为，外来族裔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对“美国性”多元化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 Adams,James Truslow.The Epic of America[M].Boston: Little Brown,1931:121.
[2] Hume,Kathryn.American Dream,American Nightmare: Fiction Since 1960[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186.
[3](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M].罗小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 Parrish,Timothy.“Roth and Ethnic Identit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ip Roth,edited by Timothy Parris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3.
[5] Wilhelmus,Tom.Hopperesque[Z]. Hudson Review,Fall 1997:519.
[6] Lyons,Bonnie.“Philip Roth’s American Tragedies”in Turning Up the Flame:Philip Roth’s Later Novels,edited by Jay L. Halio and Ben Siegel[M].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