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常州开放大学文法学院
略论瞿秋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李斌
常州开放大学文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的早期，瞿秋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瞿秋白主要是从俄文论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普及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艺方面提出“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在涉及中国革命的战略性问题上，瞿秋白也起到了思想理论意义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 传播 作用中介
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谓首屈一指。其传播、建构，尤其在1949年以前，呈现出由点到面、由微弱至强盛的渐进态势。传播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从朱执信到李大钊、陈独秀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其中还有一个人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瞿秋白。
由于与现实政治的斗争实践纠缠过于紧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其思想理论没有取得独立的形态，因此划分其阶段的尺度也没有自身相对独立的标准，大致只能取决于社会政治实际斗争的几个主要环节，从而形成为不同的阶段。大略划分，大革命时期，由1918年至1927年，是早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毛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阶段，则是1949年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是毛主义及其理论形态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从1976年至今是新时期。
第一期到第二期的中介人物，从理论上看，起主导作用的应是瞿秋白。
1923年瞿秋白回国，将《新青年》改造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1]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同时，又指出“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致于文学，作根本上的考察，综观社会形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即科学性的方法论，他要求以科学革命的方法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在20年代，瞿秋白依据唯物史观评论过科玄论战，在此文中，又提出了自由与必然的哲学问题。也正是瞿秋白，这时候把“辩证唯物论”介绍到中国来。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在中国获得接受和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是以此作为社会人生观及革命实践的指南的。“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史观。……亦可方为一种社会观”。[2]瞿氏相较于前者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理解和论说历史、社会、人生和革命。这也是他起到承启前后的作用的关键所在。
“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即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1]“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1]，“所以斗争与矛盾 （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是以规定变动的历程”。[1]
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瞿秋白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到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通俗宣传，的确在普及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前辈们的思想路径常常经由进化论再转向唯物史观，而年轻一代则是直接接受、信仰一种普世的而且“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引导人生，并指引参加革命的实践行动，并与其他各派现代哲学唯心论划分界限。这就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1]这一特色恰恰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的哲学思想相吻合。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也提出“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则显然是受影响于苏联拉普派的传播，虽然后来苏联清算了拉普派，但在中国的这种清算微乎其微，瞿秋白当年的这一提法的影响延续了下来，如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以马列主义为世界观指导创作等等。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思想不谋而合。
由于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行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中国各阶级、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析和各种文化思想的批判等等。这些均非本文所能详论，下面只能作点概略叙述。
首先，支持澎湃强调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发展农民运动、重视军事力量、开展武装斗争，这些都是毛泽东极端重视的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关键性问题，瞿秋白则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即前承建党和“到民间去”的思想（陈独秀、李大钊），下启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篇章（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当中，瞿秋白是最坚定的支持澎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他热烈赞扬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陈独秀。彭述之等都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这篇重要著作（指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机关报《向导》上未能刊登完。[1]
支持农民运动，是与瞿秋白把反封建主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另一为反帝）有关，这与张国焘所回忆，“他（指瞿）……指出中国的基本特征乃是实质性的宗法社会，反封建是革命的基本任务”。所以，瞿秋白从一开始的关注武装斗争逐步转变到重视发展武装农民，亦即把民众运动与革命武装（这二者当时都已客观存在）结合起来。“瞿秋白认为，既需要‘武装革命’，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1]“在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瞿秋白愈加重视武装问题。他……强调说明，‘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农民的问题只有‘实力斗争才能解决’”。[1]
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指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 ‘是民众的武装暴动’，‘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立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10]
瞿秋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底）作《武装暴动问题》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瞿秋白首先在理论上概括出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战略，是对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武装，在江西井冈山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肯定和总结，是对诸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3]，而是必须以农村包围城市，依托各省农民武装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特点的理论探索。
然而，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当然，瞿秋白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他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影响，重复了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3]
这也正是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承上启下地位所在。
瞿秋白在文化教养、思想情感、观念习惯承续中国士大夫传统而又与西方文化某些教养相混合，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的近现代知识分子。而与毛泽东那种深深置根于中国农村的乡土特色很不一样。他之肯定农村、工农武装、军事斗争、游击割据，是纯理论认识的结论。他在行动和情感上，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能成功地实践和领导这种农民武装的军事斗争，便仍是问题。但从理性上认识和肯定这条革命道路，倒正好反映出，只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或马、列的某几条原理作为依据，便能作出上述符合革命实际的论断和主张。这又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起了作用，不必要抽象玄思，不必要搬用经典，从实际状况中概括出经验论的理性结论，并赋予它以清晰论证的理论形态，便足以指导行动了。瞿秋白在理论上这样做了，毛泽东却首先是在实践中这样做的。
除瞿秋白外，蔡和森是具有突出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年代他撰写了概括、总结当时斗争进程的长篇报告和文章，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期的体系及内容，代表性的有《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党的机会主义史》等。从下面摘引的蔡当时在党内民主问题的意见，足见蔡善于注意总结经验，是有敏锐的理论眼光的：
“……另一方面，民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里完全是听从号召的士兵。……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工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纪律的一切自由。”[4]
显而易见，由来以久，积习已深。这种由来和积习也正是小生产封建传统习惯势力的渗透。自列宁党的模式建立以来，“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使共产党不断在一些东方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保证作用。但如何把集中与民主统一起来，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从而在制度上予以完满的论证和解决。蔡和森在党的少年时代和那样紧张激烈的革命环境中，便发现和提出这一问题，是很有价值的。蔡不幸过早牺牲，没能充分发挥他青年时代与“实践家”毛泽东齐名的“理论家”的才能。
除了瞿、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物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和主张，本文不能逐一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基础上，如何能走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如何具体地实践农民武装革命的战争道路。这，便正是毛泽东的主题。
[1]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李大钊．李大钊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0,131,131,132,242-245,251,270,301．
[3]瞿秋白．[M].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81-387．344．
[4]党的机会主义史[M].19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