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宁
寻根文学发韧于20 世纪80年代初，“寻根”口号的提出则始于作家韩少功。1984年12月在杭州“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创作理论会上，韩少功明确指出：“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李杭育、郑万隆、阿城等几位寻根文学肇始者都参加其中，他们都有自觉而明确的“寻根”共识，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学中的文化意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作家》，1985，4），郑万隆在《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5），阿城在《文化制约人类》（《文艺报》，1985，7，6），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6，1）等文章里分别论述了文化寻根的目的和意义。一时间，“寻根文学”在当代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迅速成为一股主流思潮。从创作实践上看，理论界一般认为寻根小说创作以“寻根”口号的提出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80年代初期的乡土、风俗文化小说——文学“寻根”和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小说——“寻根”文学。
一
前期寻根的小说创作不是在明确的理论口号指导下出现的，而是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之后悄然兴起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自然流泻出来的，也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由于始终保持对现实政治的逼近和干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此，当现实变得动荡不安难以把握时，这种文学便因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无法穿越现实政治向更深更远处迈进。于是，一批远离现实政治的小说创作顺应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呼唤而崭露头角，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这就是以清新、淳朴、自然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乡土小说和风俗文化小说。八十年代之初创作《美食家》、《小贩世家》等苏州风俗小说的陆文夫，以牧歌情调和时代色彩的调和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下》的刘绍棠和挖掘京津市井风俗文化的《那五》、《说话陶然亭》的作者邓友梅。以及后来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等都属于这一类。从寻根的角度审视，这些小说差不多在无意中达到寻找文学之“根”的目的，即远离了社会现实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干预，追求文学自身的审美特质。这些小说创作是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的反思，也是对“纯文学”的乌托邦追求，而在主题上却表现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肯定，是对“传统性”的一种呼唤和坚守。这是文学自律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
后期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学“寻根”，是寻找文学的“文化”之根，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寻根”。这股文化寻根的浪潮回溯到更深层的“传统”，积极探索中国文学矗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文化之“根”。它的出现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后期寻根文学由前期寻根文学对现实政治的远离，转向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干预，接续了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思文学要求寻根文学从反思历史向反思文化拓进，改革文学则进一步要求寻根文学解剖潜伏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集体无意识，批判国民劣根性，揭示阻碍社会改革发展的消极力量。迫于现实改革的需要，“寻根”文学要寻找文学赖以生长的文化之“根”，因为“根不深，则叶难茂。”这样就由反思现实走向反思文化。
二是西方主流话语的影响。随着门户开放，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原始崇尚和原始寻根热潮也涌入国门：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1976）所引发的持久的“寻根”热、维柯的原始历史沉思、席勒对古希腊完美人性的追慕、弗氏的“原欲”说、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的研究、荣格的“原始意象”、尼采的“酒神精神”、……催生了我们回归传统的强烈愿望，而拉美“寻根”文学则促成了我国文学界的“寻根”意识。马尔克斯告诉我们：一个向世界传达了自己民族文化神韵的文学，才可以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西方现代主义正是以西方文化为底蕴占据了世界的文坛；魔幻现实主义是以马尔克斯穿越了本国的地域性眼光，涵盖了整个拉丁美洲文化的特质——神秘，才征服了世界。他们各自面向世界贡献了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摆脱对西方各种现代主义的模仿，向世界提供一种可以涵盖东方文化神韵的民族文学。
三是作家的自觉促成。阿城认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寻根文学肇始者的话语以及80年代中后期兴起并波及整个思想界的文化热，以其强劲的力量推动着“寻根”文学向前迈进。他们从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从各个层面探索中国文化的构成与特性，透视当今文化冲突的根源，探索并解剖、批判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以便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文化的精神魅力。作家的自觉促成，使得“寻根文学”热潮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二
前期寻根文学是文学力图回归自身的努力，是以寻“文学之根”实现对现实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穿越和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回归，是文学自觉后的审美创作追求。其意义不是在理论探讨上，而表现在创作实践上；不是在手法创新上，而是在观念变革上。这是对“文以载道”工具论的穿越和对文学审美的回归。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审美内涵和丰富想象，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以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或地域文化为背景，展开了关于现实与历史的描写，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意境、情调和神韵。张承志《北方的河》以强健的雄风，极力张显与现代城市文明的顽强对立，带有原始野性与蛮力的人格化自然，体现出现代人面对物化世界发出的生命喧嚣。阿城的《棋王》，以蕴含着“知天知命”的存在意识，弥撒着大智者的平静与勇气，作品人物身上体现出“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追求自由人格的精神。贾平凹的《远山野情》、《天狗》等小说，对穷乡僻壤的古朴纯真的人道遗风、乡情民俗等牧歌般的描写，让人品尝到古老的秦汉文化的独特魅力。如果说前期寻根是文学自身的觉醒，从而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穿越和对文学审美回归的话。那么后期寻根文学则是为重建民族文学完成对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穿越。这是一种双重穿越，是在“现代”与“传统”中进行突围，以期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滕云从辩证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文化寻根的意义及其文化策略，“寻根意识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自省。寻根意识每每产生于民族历史大转折，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中国是中西文化）大碰撞时期。际此历史激荡时刻，敏感的人们在回顾前瞻、中西比较中，试图为民族的发展找坐标、定位定向，就要寻根。”“文化寻根”是世界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变迁中常有的现象。人类总是趋向未来，但当未来一时难以把握，前无去路而又需要去路，现实动荡不安而又需要告别现实的时候，就只有回到过去。这种回归不可能是时间的倒退或简单的复古，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思考未来，它表现为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其目的，或是寻求力量，以打破在夹壁中的困境；或是寻求安慰，以穿越现时的苦难；或是对昨天生出反省，以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这种情形尽管被人们解释为人类天性中的怀乡病，对母体的依恋，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是不可回避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的回归，十九世纪中后期以降的西方文化和文艺思潮也回荡着返回传统、寻找精神家园的呼声。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反思由民族变革图新的历史要求所驱迫，表面上是向历史深处的溯本求源，骨子里却是为了现实的变革寻找今天应走的道路。“‘寻根’作家的‘寻根’指向是以‘传统性’去冲击并取代‘现代性’，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化，而是认识到‘现代性’对于‘传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
因此，后期寻根文学本质上是为现实发展寻找出路，无论其运用了什么新奇手法，借助象征还是仰赖于魔幻，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探索现实的发展之路。因而后期寻根文学的意义，不仅在创作实践上，也在理论探讨上；不仅在思想主题上，也在表现手法上；不仅在文学发展上，也在现实革新上。
从理论上看，关于文化寻根的理论阐述，为寻根文学提供了明确的指向，自觉地将文化反思和批判注入小说中。这是当时大多数作家的共同诉求，与前期不自觉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创作实践不同。一时间，寻根文学成为目标越来越集中、阵容越来越庞大的文学潮流。与此同时，理论上的探讨，尤其是“文化热”的勃兴，也是大变革时期中华民族在世界现代文化背景上自我反省、自我确证的历史产物。它开阔了民族视野，提高了民族文化反思的能力；活跃了人们的思想，把文化人类学意识注进理论思维当中，在思想界提出了关于中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思考。这场“文化热”推动了文艺界对文学艺术与文化之间的深入思考，强化了寻根文学的再认识，扩大了寻根文学的影响。创造者既不满足于全盘西化，也不满足于回归传统，而是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在横向借鉴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通向世界的民族文学之路。
从创作实践看，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有别于前期的寻根小说创作。与前期寻根文学对“现代性”的拒斥和对“传统性”的肯定与坚守不同，由于带有文化反思的性质，因而在思想内容上着力表现民族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民族精神病根，深刻揭示和批判由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麻木、落后、保守等国民劣根性。
韩少功的《爸爸爸》描写封闭、停滞、愚昧的“鸡头寨”及“非人化”的痴呆儿，以达到深刻批判民族劣根性；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作深层观照，表现了古老、守旧、因循、贫困的“仁义村”仁义的衰落，揭示了民族文化心理中潜伏着的守拙、迟钝、懦弱、愚昧的病根；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试图总结中国农民形象，从历代农民政治家的缩影田家祥身上发现农民意识是造成中国历史进程缓慢的原因；而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世纪之邀》等则思考原始感情、意识观念与文明的现代进程之间的关系，对藏族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
这是用“现代性”去思考“传统性”，用“传统性”去冲击“现代性”，是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夹缝中突围。出于走向世界的考虑，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借鉴西方小说的现代言说方式。无论是“丙崽”的象征意象，还是“仁义村”的荒诞故事，以及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方法表现出的神秘西藏，都有区别于前期寻根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叙述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叙述方式和文化精神的双重穿越。由此可见，“寻根文学”无论在寻求现实变革、重建民族文学，还是在叙述上不得不从西方话语中寻求支持。正是西方的叙述模式为急于“寻根”的中国作家们提供了合适的表达方式。
三
前期寻根文学是对现实政治的拒绝和对文学审美的回归，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一次努力。但在其创作实践上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一是乡土、风俗文化小说在实现对现实政治穿越的同时，突然间却发现自己回归到“五四”时期乡土小说创作的老路上。早在五四时期，沈从文的创作中——庄禅淡泊、宁静、直觉、顿悟等超功利的美学追求，绚丽浪漫的文化带给人们更多的文学想象，近乎原始的莽荒，心灵的粗野、强健、自由的人生状态——就得到出色的审美表达。正当作家们陶醉于民族文化的审美时，却蓦然发现自己的创作只是“五四”乡土小说创作的一个翻版，甚至在审美特质和艺术成就上远远不如前者。二是乡土、风俗文化小说穿越了现实生活，却又回归到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乡土、风俗文化小说虽然弥漫着传统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质，但毕竟失却了时代的声音和生活的浪潮，与80年代对“现代性”革新要求相去甚远。回归传统是为了照亮现实、思考未来，如果一味地陶醉在传统文化的特有情境中而不问现实，则有逃避现实的嫌疑和复古主义倾向，是对“传统性”的回归和对“现代性”的拒斥。后期寻根文学创作是在作家的直接促成下，肩负着挖掘传统文化之根、重建民族文化这一神圣使命登上文坛的。“可以说，这种表面上本土色彩极浓的‘传统性’寻求，在其深层隐伏的却是‘现代性’冲动，是向西方现代化‘看齐’的强烈冲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违背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使文学在历史的重压下匍匐前行，最终导致寻根文学在穿越与回归之间迷失了方向。具体表现为：
一是对文学的穿越和对文化的回归。虽然“文学之根必然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但文学并不等于文化，不能肩负起重建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这本身已超出了文学自身的范畴。解构和重建民族文化不是寻根文学，甚至任何一种文学所能解决的。虽然郑义宣布：“作品是否文学，主要视作品能否进入民族文化。”我们是否可以反问：进入民族文化，文学就成其为文学了吗？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智穿越和情感回归。“寻根”从情感上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是寻找悠悠五千年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之根，以期重建民族文化。但它决不是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向传统文化的回归，而是在传统文化身上汲取力量，以一个更加坚实、独特的形象占据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情感上力图使“传统性”复活，而理智上则已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之“根”早已腐烂，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寻根文学把问题剥露出来，却又无力找到解决的路径。
三是对“全盘西化”的穿越和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回归。寻根小说是在面向世界、热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之后，回归民族文化之根的，肩负着重建民族文学的神圣使命。它既是在保持对西方文化清醒批判的意识上回归传统文化，又借用现代主义手法来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生成，企图在横向借鉴和纵向继承中开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但由于中国文化长于探索、解剖与批判而不善于建构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完成寻根文学的神圣使命，进而表现出与传统和现代的妥协。于是，曾经抱有雄心的寻根文学便演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言说。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庸，只有实现对现实政治的穿越才能回归到文学自身；诚然，文学也不是文化革新的试验地，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前期的文学“寻根”，寻找的是文学之“根”，穿越了现实政治的意识形态，但并没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穿越；后期的文学“寻根”，寻找的是文化之“根”，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穿越，但并没有穿越主流意识形态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寻根文学希望通过对“传统性”的批判来实现社会的“现代性”变革，而传统却让我们看到它早已死亡。“所以，这种‘传统性’危机其实也正意味着‘现代性’危机，准确点说，这同时暴露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重危机。”寻根文学的主要症结是在穿越与回归之间迷失了方向，没能完成对现实政治、传统文化的彻底穿越，即如吴炫先生所说的“本体性否定”。这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彻底穿越现实政治和传统文化，在形而上层面上完成对人类自身的追问，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因为“‘寻找’本身由于是一种现实的搜寻，便注定了我们不可能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真正途径。‘寻找’只能找到他人存在的结果，因而永远不能代替我们对自己的存在之发现。”
注释：
①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2-3页。
②王达敏先生对“寻根文学”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得到理论界的基本认可，可参见王达敏先生的《新时期小说论》第八章“寻根文学辨”，第179-19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③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
④滕云：《“寻根”的选择》，《小说评论》，1986（5），9-11页。
⑤⑥⑧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283、312、313页。
⑦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7.13。
⑨⑩吴炫先生的“本体性否定”是指区别于辩正否定和虚无主义否定，其基本含义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它不导向历史进步和衰退，而只导向历史的不同，它以“个体化理解”作为今天的价值依托。参见吴炫的《中国当代思想批判》第195页，学林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