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平
高建群在《最后一个匈奴》中这样来评价他笔下的吴儿堡家族：“这个家族一半的灵魂属于马背上的漂泊者，另一半灵魂属于黄土地上死死厮守的农人，漂泊的灵魂永远追求陌生的地方，而农耕文化哺育出的则是家园的顽强的守护者。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了这个陕北高原上的吴儿堡家族。两种灵魂轮番统治着这个家族，它们很难达到平衡，一会儿这一半灵魂占了上风，一会儿另一半灵魂占了上风。于是生活中便出了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出现了战战兢兢的农民和不安生的叛逆者。”这段话是高建群这部长篇的一个楔子，也是所有因果关系中的因，弥漫在整部小说中汉地匈奴的双重民族气质成为小说所要阐述的主旨。这部讲述家族传奇的小说因为其特有的民族叙事而成为历史话语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既不同于《白鹿原》中传统儒家宗族文化对历史变革的抵制消解，也不同于贾平凹笔下作为现代文明负面参照物的商州文化。高建群在这部小说中所要终极探求的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的内核：家族文化中的民族之根。
一、家族传奇中的民族气质
《最后一个匈奴》主要围绕着陕北吴儿堡地区的杨贵儿一家三代的生活展开。在小说引子中，作家详细描述了匈奴这个曾经无比强大随后又突然消失的民族历史，在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出现了一次偶然的错位：分裂成为南北匈奴的北匈奴在其悲壮的大迁徙中留下了一个掉队者。掉队者留在了陕北高原，并和他心爱的陕北姑娘生儿育女，于是混杂着汉匈两种血统的吴儿堡家族出现了。在作家看来，陕北地区的民族特性因此而来，这种特性因为彪悍的匈奴血统而呈现出和中原腹地文明迥然相异的一面,相较于强调驯化和服从的儒家文化，处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拉锯地带的陕北由于较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具有开拓性和扩张性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陕北人炽烈坚贞的情爱观，随遇而安的人生观以及知天安命的生死观上。陕北因为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但就是在这样贫瘠的荒原上却出现了美丽而多情的陕北女子，这些女子唱着热辣的“酸曲”大胆追求自己的心上人，小说中的黑白氏、杨蛾子、丹华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女子。她们不同于中原文化中含蓄克制的传统女性，情感炽烈奔放同时又坚贞不二，小说中的黑白氏在将自己的情感托付于杨作新之后一直寡居至死，而杨蛾子一生都在等待一个永远没有回来的丈夫。作为陕北地区的最为独特的民谣“酸曲”，其内容多为男女情事的大胆袒露，有些也有毫不隐晦的对于男女之事的描绘。按照传统文化的评判标准，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野曲村谣，但是在陕北地区，无论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还是嫁为人妇的少妇，都是这些曲谣的唱颂者，男子也可以借助这些歌谣表达自己对于心上人的思慕，或是用于调笑，或是用于表白，世代相传形成了陕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 。“酸曲”和“贞妇”成为陕北人看似矛盾实则融合的情爱观中的一体两面。如同高建群所言，少女时期的陕北女子用酸曲来表达自己对于那些叙事诗式的爱情的向往，而在生活的磨难下从少女变成陕北婆姨的这些女子则将酸曲“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份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那些看似猥亵质朴的歌词表达的不过是情感的饥渴和灵魂的孤独，而在本质上她们都是这片土地的耕耘者，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
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人们都有出门乞讨的经历，当地人称为“下南路”或者“走西口”，这种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现象却形成了陕北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对于陕北人而言，耕耘收获季节就辛苦劳作，等到秋后庄稼收割直至年关来临这段时间，就需要出门在外讨生计，这两者没有贵贱之分，不过是不同的生存方式。面对干旱贫瘠的土地，他们用达观自在的人生态度生养栖息。有的时候，这种出外的游历成为日复一日春播秋收的农耕生活的调剂，成为自己渴望不羁的灵魂得以疏解的方式。高建群用看似浪漫的笔触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个滞重的历史真相，那就是陕北高原人极其艰难的生存处境，但是这些汉地匈奴人却凭借其坚韧洒脱的民族气质顽强的生存下来。小说中的杨贵儿，憨憨还有众多生活在吴儿堡的农民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继承了祖先洒脱不羁的性格，却因为对土地的依恋而厮守着这片黄土高原。对于那些更多承袭匈奴血统的后裔，他们在身体构造和气质性格上则显现出另外一面，他们的脚趾光滑，不似前者分裂为两半，眉眼分明更具异族特色，这些人桀骜不驯，渴望不平凡的人生和机遇，在历史机遇中往往成为悍勇的叛逆者，历史中出现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小说中的杨作新，叱咤风云的黑大头都是这一类型的人物。
在陕北的地域文化中，红白喜事成为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红事包括出生和娶亲，而作为葬礼的丧事和前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体现了陕北人对于生死的平等尊重。小说中，杨作新在父亲坟前祭奠时曾经感慨乡下人对于死的淡漠，等到他自己决定结束生命才突然体悟到陕北人民族性格中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对于他们而言，“一抔黄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知天安命的生死观决定了陕北人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不畏生死，舍生取义。
在杨家三代人的家族传奇中，高建群勾勒出一幅陕北汉地匈奴人的众生相。他们的爱情，人生，生死无不受到其汉地匈奴双重民族气质的左右，这里面既有中庸保守的汉地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有匈奴血液中豪迈洒脱，自由不羁的因子存在。家族传奇中的民族气质成为《最后一个匈奴》民族叙事的一种新的维度，也是作家想要打开的一个新的文化裂层。
二、民族叙事中的革命话语解构
与《最后一个匈奴》中家族传奇并行不悖的另一条故事主线是陕北高原上的历史革命风云。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中重要的一个发生场域，陕北见证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转折，成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众多革命先驱的宏伟大业，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陕北史无前例的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然而，《最后一个匈奴》中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呈现却因其民族叙事的体例而表现出和其他革命文学大相迥异之处，其中对于历史起点的追寻，革命发生的始由，以及革命者的塑造等众多方面解构了传统革命叙事话语的范式。小说上卷中的杨作新是作者浓墨重彩给予刻画描写的人物，也是小说众多革命者之中的代表人物，作者用杨作新的一生书写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从早期启蒙运动影响下的觉醒者，国共分裂时被追杀的逃亡者，抗战时期的秘密地下工作者，到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者，杨作新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传奇色彩，而杨作新亦文亦武的书生侠客形象，也迥异于传统革命文学中高大，整一的革命者。作者一方面呈现了杨作新对于革命的忠诚，同时也赋予了他血肉丰满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一方面由于他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则是他血脉中汉地匈奴人的双重民族气质。杨作新属于汉地匈奴血统中匈奴血脉占据上风的一类，表现在他们拥有光滑完整的脚趾，也表现在他们不安分的人生态度。在作者看来，杨作新摆脱了自己安分守己的农民身份，成为历史风云中的一份子，其匈奴血统未尝不是肇事之因，而他最终沦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也有性格因素的原因。杨作新一生最为精彩的华章是与草莽英雄黑大头的兄弟情谊，以及和黑大头妻子黑白氏的传奇爱情。在杨作新和黑大头的交往中，党派因素成为一种隐晦的所指。黑杨两人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党组织和可能被党吸纳的党外人士，但比起黑大头和国民党千丝万缕的联系，杨作新代表的共产党对其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两人在交往中关系的实则是民间传奇中的异性兄弟，如同三国中刘关张之间的结义之情。在兄弟情谊和党派利益冲突中艰难抉择的杨作新因为国民党的背信弃义成就了自己为兄弟两肋插刀，报仇雪恨并照料遗孤的使命，从而完成了作者英雄侠客式的革命者形象的塑造。除此之外，杨作新与生命中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也使他与革命文学中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者不同，从媒妁之言的灯草，到求学期间的追求者密斯赵，以及心灵伴侣的黑白氏，和相濡以沫的荞麦，和这些女子的情感纠葛呈现出一个有私欲，有弱点，有情，有义的杨作新。特别是他和黑白氏的半生情谊实则就是侠客传奇中的红颜知己和落难英雄的传奇故事，对于杨作新而言，黑白氏是情感上妻和母的双重化身，是自己心灵深处的守护者，也是和自己在灵魂上平等的人生伴侣，这种感情超越了世俗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因此，作为情感寄托的黑白氏和作为世俗伴侣的荞麦可以和谐的出现在杨作新的生命中，成为他感情生活完满的一种标志。作者对于革命者情感的细腻展现，进一步丰满了杨作新侠客式的革命者形象。
除了革命者形象塑造的传奇色彩，小说对于革命话语的解构另一方面在于对于历史发展之因的探寻，即陕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聚焦场域的深层缘由。小说中，作者一再提到由光绪皇帝特使、朝内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在陕北高原北部一带视察后所写的《七笔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勾是“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这一勾成就了陕北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汉地匈奴的民族交融演变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诚如高建群所言：“当封建大一统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统治和驯化这一片广袤的国土的时候，网开一面，它遗漏了陕北。
这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一直处在民族战争的拉锯战局面，导致这种文化无力渗透或较少渗透而已。”小说中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地的缘由就在于其被圣人之道所遗漏，就在于其异族文化和汉地文化的融合所形成的迥异于中原腹地儒家文化的陕北地域文化。这种扩张性、开拓性的文化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被正统文化围困之下的一个喘息之所，成为华夏大地唯一幸存下来的一片红色割据之地，成为形成燎原之势的星火之源。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民族因素，以及在民族因素中形成的地域文化成为历史发展之因，小说对于陕北高原独特民族地域文化的剖析深刻揭示了这一点。
在《最后一个匈奴》这部小说中，家族传奇和历史风云成为贯穿始终的时隐时显的两条主线，围绕在家族传奇之外的是风诡云遽的历史风云，激荡在历史风云漩涡中的是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生存史，但整体来看，小说对于历史的展现始终是家族历史的背景，在这些动荡的历史变化中，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血脉成为小说的内核。家族史的彰显和革命史的退隐昭示了革命话语权的逐渐消解，而民族话语的重建实则反映了作者重塑民族性格，探求民族之根的渴求。
三、民族叙事与民族身份认同
巴巴在他所编文集《民族与叙事》的导言里写道：“民族就像叙述一样，在神话时代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起源，因此只有用思想之眼才能全部意识到它们的范围。这样一种民族或叙事的形象似乎看起来是难以想象地浪漫化、并且极具隐喻特性，但正是从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的那些传统中，西方才诞生了作为强有力的历史观念的民族。它是这样一种观念：它的文化的强迫性冲动把作为一个象征力量的民族进行了难以置信（几乎不可能）的整合。这并不是要否定为民族主义话语所做的努力：把民族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民族进步叙事、自我产生的自恋的叙事，人民（Volk）的原始礼物的叙事生产出来。”在巴巴这段话里，明确的阐述了将民族作为一种建构产物的看法，即将民族看作是一种浪漫化的、隐喻性的叙事下的形象建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文化想象出了民族、领土、民族身份等概念的具体意义，而这些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民族是被文化建构起来的。”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巴巴更多的是强调文化叙事对于民族、民族身份的整合建构意义，他将这一点追述到了人类的远古时期，将神话作为建构民族起源的起点，从叙事话语角度上看，这一点有其理论上的意义所在。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形成是地理环境、人种进化、历史发展种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叙事作为民族形成过程中因素之一，有着延续传统，抗拒遗忘，传承历史的作用，由民族文化建构起来的民族概念实则是一种文化景观与表征的选择与设计，其具体扮演着塑造与争夺民族身份的角色，这种“本质化的民族认同往往意味着确信一种没有矛盾、没有罅隙的透明、平滑的民族话语。这种民族话语在时间上坚持历时的、线性的观点，将民族视作古今一贯的进步性的统一体；在空间上，则将民族指认为具有完整结构的文化地理上同质性（homogeneity）连续体。”《最后一个匈奴》中汉地匈奴人在历史进程中对于民族特性的沿袭和发展实则就是为了建构一种整合的民族话语，从而形成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民族历史的自我传承。小说下半卷以杨家第三代子孙杨岸乡的视角展现了这种民族之根的追寻之旅。杨岸乡：立于故乡岸边的白杨之意，这是杨作新为其子命名的含义，其中回归乡土的含义不言而喻。在整部小说中，杨岸乡作为下卷的主线人物，对于乡土之根的追寻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历程。前半段的磨难实则是踏上寻根之旅的精神储备，对于杨岸乡而言，他的人生使命就是延续吴儿堡家族汉地匈奴人的血脉，找寻家族血脉之中的民族之根。在小说中，作者用另一个人物来隐喻这种寻根之旅的双向互动，那就是有着迁徙欧洲的北匈奴血统的匈牙利姑娘索菲亚。索菲亚从欧洲出发重走北匈奴的西迁之旅，与杨岸乡这个曾经掉队者的后裔在匈奴人曾经的都城赫连城下相遇结合，完成了杨岸乡找寻自己民族身份的寻根之旅，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一个匈奴》有着寻根小说的意蕴。
在中国近代史上，始自“五四”启蒙运动，后又经历种种文化动荡，对于民族文化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因此众多作家希冀通过对地域文化、边缘文化开掘达到续接传统，重塑东方民族的新人格、新心理、新精神的目的。《最后一个匈奴》中对于汉地匈奴民族特性的描绘，陕北高原独特地域文化的展示无不表现出中华民族固有的那种愚昧中透出淳朴、麻木中不乏坚毅、残忍中见出顽强的人格力量，通过描述汉地匈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嬗变轨迹,重新审视了原始生命状态下古老民族如何在压抑中奔突、重负中挣扎、逆境中崛起的心路历程，通过找寻汉地匈奴人生命的起源和存在的秘密、人与自然的感应、生命与宇宙的交流,既肯定了民族精神中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一面，也批判了中原腹地文化中平稳恒定、中庸退缩的一面。
将《最后一个匈奴》这样一部家族传奇贯穿于民族叙事的框架中，用家族的传承来追寻民族历史的起源，探求民族发展的进程，汉地匈奴的民族特性成为种种历史偶然中的必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如同高建群在小说中所言：“获得性具有遗传性，在既往的岁月里，那遥远的祖先的遗传并没有丢失在路途中，而是在一代一代人的基因中沉睡着”，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沉睡的基因唤醒，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特性，这种特性是解开历史谜题背后的一把钥匙，是开启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史诗。对于小说叙述者而言，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并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⑨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第309,第29，第133,第323，第385页。
⑥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M］.London：Routledge,1990.1，3，292.
⑦⑧罗如春：作为叙事的民族——论民族认同的后殖民解构，《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一期，第2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