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列宁就着手创立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在莫斯科举行，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列宁致开幕词。共产国际的常设机构为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驻地在莫斯科。列宁通过共产国际的建立，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在一起。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都成了共产国际的支部，都必须严格听命于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列宁创立的，总部又设在莫斯科。所以，虽然名义上俄共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共产国际等同于俄共中央的下属机构。共产国际必须听命于俄共。列宁活着时，是听命于列宁，列宁死后，则听命于斯大林。俄共通过共产国际，合法地操纵、控制各国共产党，或者说，俄共通过共产国际，把自己变成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的“老子党”。
列宁创立共产国际的初衷，是为了世界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尽快爆发。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共产主义革命不会只在某一个国家爆发，社会主义不应该只在某一国实现。当然也不是说，革命在许多国家同时发生、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同时实现。某一国首先爆发革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紧接着，革命在其他国家相继爆发、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相继实现，这是马、恩的设想。革命在俄国爆发、社会主义在俄国初步实现后，列宁便急切地期待着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怒吼。社会主义固然可以首先在一国实现，但社会主义不可能长期只在一国存在。如果社会主义长期存在于一国，那要么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有问题的，要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有问题的。马、恩的理论当然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只能是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但列宁也并不怀疑苏俄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只担心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紧接着在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如果社会主义不紧接着在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苏俄的社会主义也将难以为继，也会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围困、封锁、进攻下走向失败。列宁忧心忡忡地说：“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
共产国际成立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成了列宁思考的重点。列宁提出了一个观察、理解世界问题的理论框架。列宁强调，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俄与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整个世界的基本矛盾。列宁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世界政治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保卫苏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义务，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任何一国的共产党，当本国与苏俄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本国的对立面；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任何一国的共产党，当本国与苏俄发生战争时，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苏俄一边，与苏俄一起尽最大可能打败自己的国家。向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提出这样的要求，列宁能从马、恩那里找到理论凭依据。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就指出，“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而马、恩的回答是：“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本来没有的东西。”工人没有祖国。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共产党人没有祖国。因此，当他们与苏俄一起抗击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土地时，就并不是在取消和背叛祖国、取消和背叛民族。“工人没有祖国”，这是马、恩的经典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又把马、恩的理论推进了一步：“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
列宁活着时，一方面要求各国共产党都要把苏维埃俄罗斯作为自己的 “祖国”，另一方面，也的确真诚地帮助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真切地希望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尽快爆发并成功。所以，不能说列宁的动机纯粹是为了苏俄的“国家利益”。1924年1月，列宁病死，斯大林执掌了苏联的最高权力，也成了共产国际的主宰者。当“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句话从斯大林口中说出时，就具有了与列宁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列宁还把“世界革命”作为头等大事，到了斯大林这里，苏联的“国家利益”就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显而易见，当斯大林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美好事业的正常国家之后，它就再也不是那个‘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的阶级革命的大本营了。苏联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在民族领袖领导下的民族国家，它自身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来了。即使是基于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立场，它也不可能像列宁时代的苏俄政权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去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了。因为各国党都已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苏联的存在才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的保障。”事实上，进入斯大林时代后，苏联不仅不再不惜代价地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而且往往不择手段地掠夺、侵占其他国家的资源、领土。斯大林在对其他国家的资源、领土进行掠夺、侵占时，又总是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给予支持、配合。斯大林用“工人没有祖国”把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头脑中原有的国家观念、祖国意识、民族认同，忽悠出去，又用“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占据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头脑。
二
在列宁的直接过问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召开。1922年7月，中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所谓“第三国际”，也就是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意味着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共产国际，是天经地义的事。中共宣称：“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因此，中共要 “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这时候，中共的掌舵者是陈独秀。陈独秀本来是一个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人。1897年，不到20岁的陈独秀，就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文章洋洋洒洒七千余言。生长于长江边上的陈独秀，强调长江防务的重要，更表达了自己对如何建设江防的思考。文章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港，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俄、法、德、日、英等国在一齐啃着中国这块肥肉。英国更是图谋控制长江，万一得逞，中国“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鉴于此，陈独秀将自己对长江防务的看法写出来，目的，“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扬子江形势论略》，是刚成人的陈独秀，就长江防务对清政府的献计献策。
这种爱国思想持续了很长时间。1904年3月31日发表于《安徽俗话报》第一期的《瓜分中国》、1904年6月14日发表于《安徽俗话报》第五期的《说国家》，表达的都是陈独秀传统意义上的爱国思想。后来，陈独秀的国家观念有了重大变化，爱国思想也随之变化。发表于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是陈独秀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否定了对“国”的盲目的无条件的“爱”，强调要爱国，先要弄清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如果这不是一个真正为国民谋幸福的“国”，如果这是一个欺压民众、鱼肉百姓的“国”，那就是并不值得“爱”的。陈独秀强调国民不仅要有“爱国心”，还要有“自觉心”。所谓“自觉心”，就是在爱国之前，先要弄清这“国”是否应该“爱”。“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陈独秀甚至激愤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可以说，1914年的陈独秀，已经对“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做了十分深入的思考，一百年后的今天，这种思考仍然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异端性。
明白了陈独秀在国家观念上的变化，就能理解以其为总书记的中共，为何能够立誓要“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了，就能理解他们为何生长于中国、生活于中国，却以苏维埃俄罗斯为自己国家认同的对象了。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前，陈独秀的国家观念已有了深刻的变化，已确立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思想。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国家的论述后，陈独秀又具备了国际主义思想。这是陈独秀能够视苏维埃俄罗斯为自己的“祖国”、能以“中国人”之身而对苏维埃俄罗斯表示国家认同的一种原因。另一种原因，则是此时的陈独秀们，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国际主义精神、国际主义追求深信不疑。他们相信，共产国际和俄共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以苏俄为自己的“祖国”、以苏维埃俄罗斯为自己国家认同的对象，丝毫不是为了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坚信列宁没有任何 “私心”，而全世界无产者以苏俄为 “祖国”，是全世界无产者求得解放的必由之路。这后一种原因，是更为重要的。如果苏俄也是一个残民以逞的国家，如果苏俄政权对内欺压人民大众无所不用其极、对外掠夺领土资源总是不择手段，那以“炎黄子孙”之身而以苏俄为自己的“祖国”，以“中国国民”之身对苏俄表示国家认同，就是极其荒谬的。
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后，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由于共产国际实际由俄共掌控，所以实际上是听命于俄共。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后，列宁即通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列宁死后，斯大林继续执行列宁对中共的这一决策，而且在要求中共这样做时，表现得比列宁更加强硬。对于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们是十分不情愿的。孙中山当时的口号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中共只是国民党“容”的对象。中共刚刚成立，就失去独立的政治身份，陈独秀们当然不情愿。但共产国际的命令必须执行。于是，陈独秀率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中共成立后，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便渐渐感到在中国闹革命而必须听命于莫斯科，是一件荒唐的事。莫斯科进入斯大林时代后，陈独秀内心里对莫斯科的抵触便越来越强烈。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捕杀共产党员，中共遭受重创。对于国民党来说，没有先前对共产党的“容”，就没有后来对共产党的“清”。对于中共方面来说，没有先前积极求得被 “容”，也就没有后来的被“清”。而与国民党的“合作”，完全是执行莫斯科的命令，所以，中共的遭受重创，责任应该由莫斯科承担。但斯大林岂肯埋这份单。斯大林要陈独秀来背这口黑锅。抗直有肝胆的陈独秀，决心不再忍辱含垢、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他拒绝替斯大林背这口黑锅。1927年7月，共产国际发出“训令”，要求中共改组，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褫夺。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人在汉口，中央委员的身份还在，但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9月间，中共中央从汉口迁往上海。9月10日，陈独秀也乘江轮到了上海。“八七会议”后，莫斯科一再命令陈独秀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瞿秋白、李维汉等新的政治局常委，也反复劝说陈独秀赴苏，陈独秀都断然拒绝。
三
在从汉口到上海的轮船上，陈独秀对同行者说：“中国问题，中国人能够判断，能够解决。”对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颐指气使，陈独秀早就不满，此前数年，就屡屡有过抗争。回到上海后，陈独秀潜心于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的研究。陈独秀之后，是瞿秋白领导中共，但为时并不长。1928年夏季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实际执掌大权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瞿秋白也好，李立三也好，仍然唯莫斯科马首是瞻，陈独秀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多有异议，实在忍不住时，会给中央写信，批评他们的做法，提出自己的主张。陈独秀当然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够受到中央的重视。无论如何，这个党，是自己创立的，他不忍看着它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中央非但不重视他的意见，反而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得知这一情形的陈独秀，便不再给那些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忠实走卒写信了。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共中央的做法令陈独秀忍无可忍，才又提笔给中央写信，一共写了三封。
所谓中东路，起点是苏联境内的赤塔，终点是海参崴。海参崴本也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掠夺。所以，中东路，起点和终点都在苏联境内，但又穿过中国东北。铁路全长2186公里，在中国境内的干线长1484公里，占全长的三分之二，另有从哈尔滨至长春的支线241公里。据曾业英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七卷），中东路由沙俄于1903年建成通车。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打败俄国后，遂占有了原支线的长春至大连段，并将此段改称南满铁路。中东铁路，是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时，特别凶残贪婪。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沙俄更趁机遣大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平息后，清政府于1902年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从中国东北撤军。到了1903年4月，俄国非但不撤军，反而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其中包括将东三省置于监督之下、不许他国染指等内容，说穿了，就是要永久霸占东北。此举激起国人强烈愤慨。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了拒俄运动。旅居上海的各省人士，亦于4月27日在张园集会，反对清政府对俄妥协。陈独秀则从上海赶回家乡安庆（其时为安徽省府），组建安徽爱国会，在安徽发起拒俄运动。5月17日，陈独秀等人在安庆藏书楼前举行爱国演说会，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其时大雨滂沱，陈独秀在雨中疾呼：“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者皆非丈夫”。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同年9月20日，张作霖也与苏联签订了 《奉俄协定》。这三个条约、协定，都明确宣布中东路由中苏双方共管。但是，斯大林的苏联，也与沙皇的俄国一样，并不真的履行这不利于自己的条款，“共管”一直是一句空话。曾业英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七卷）说，不但铁路管理权一直由苏联单方面控制，连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非营业项目亦未交付中方。铁路系统的二千七百多名职员中，中国人只有四百人，且多为低级职员，其中又大多为翻译。翻译当然要用中国人。除掉翻译，中国人少得可怜。铁路管理方面的文件，除掉呈报理事会公文和铁路局会议决议是中俄文并行，其他均只有俄文。所有财政结算均以卢布为准。自1922年起，铁路盈利大幅度上升，仅1925年便盈余1682万卢布，但利润的处置权完全由苏方掌握，中国方面不容置喙。对此状况，东北官民早有不满。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前，张学良已对苏方有所动作。1928年12月，张学良强行接管了哈尔滨自动电话站，又于1929年1月关闭了苏方主办的 《群众之声》报馆。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兵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拘捕苏联侨民数十人，声称查获了一批犯罪证据。6月初，张学良逮捕了苏联领事馆的官员和中东铁路的苏方董事。7月10日，张学良全面掌控了中东铁路的电报、电话系统，封闭了苏联的各种经营管理机关，逮捕了苏方铁路职员二千余人，将苏联方面的铁路局长、副局长驱逐出境，是为中东路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不是对苏联方面长期欺凌中国的愤慨，而是对张学良敢于冒犯苏联的愤慨。中共立即行动起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反抗本国从而捍卫苏联的利益。当然，中共这样做，也不是心血来潮、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应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并尽一切努力促使本国的失败，在这样做时，要抛弃任何心理障碍，“不要让资产阶级以叛国罪名把自己吓唬住”。因为自从成了共产党，那“本国”其实就已不是自己的“国”，既不是自己的“国家”，也不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家”和“祖国”，已经变成了苏联。既如此，叛国罪名就并不能成立。
以李立三为实际主导者的中共中央，想了种种办法以反抗中国政府。据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说，李立三甚至要求朱毛红军占领一座重要城市，以抗议张学良对中东路采取的措施。共产国际比李立三冷静，没有批准这个提议。这个时候，正忙着在江西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头脑也是冷静的。攻打重要城市的命令如果真的下达，毛泽东也一定会软抗硬拖，因为这无疑是以卵击石。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虽然搁浅，但游行示威却必不可少。7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由罗登贤、李立三、李维汉组成主席团。紧接着，中共中央联合数十个“进步团体”，组成反帝大同盟，召开代表会议，发动工人罢工，并决定在8月1日举行大示威。李立三们决定在26日这一天，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下，进行一次大演习。26日这一天，李立三们的“大演习”，只组织了几百人参加。29日这一天，国民党召开反苏大会，参加者却有上万人。8月1日，中共组织了“大示威”，也只有一两千人参加，至于发动“大罢工”，更是完全失败。
四
中东路事件，本来就是苏联欺凌中国而引起。张学良的行为，有天然的合理性。李立三们要让普通民众走上街头，高呼拥护苏联、反对本国政府的口号，普通民众肯定会大惑不解，以为自己遇上了鬼；李立三们要对一般的工人说，中国并不是中国工人的“国”，只有苏联才是中国工人的 “祖国”，一般工人也会目瞪口呆，相信自己遇上了精神病。“大演习”能动员数百人，“大示威”能拉来一两千人，党员们肯定已经唇焦吞敝、使出浑身解数了。
虽然在组织示威、发动罢工上，中共以失败告终，但在这次事件中，中共中央喊出了一句注定要载入史册、流传千古的口号：“武装保卫苏联！”这句口号却也并不是空喊。斯大林确实有过组织中国人武装保卫苏联的设想。其时与瞿秋白一起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黄平，在《往事与回忆》中说：1929年9月间在莫斯科，瞿秋白对他说，中东路事件后，斯大林要中共代表团组织一支苏联远东境内华工的武装队伍，以便必要时开入中国；瞿秋白指定黄平当党代表，刘伯承当司令。而黄平“按照指示就出发了”。如此说来，组建华工武装的计划确实付诸了实施。组建华工队伍，开往东北，替苏联保卫中东铁路，并非因为苏联军队不够，而是华工队伍自能起到苏联军队起不到的作用。在苏联远东境内当劳工的中国人，又多是东北人，让东北人回东北，与张学良的军队对抗，以华制华、以东北人制东北人，斯大林这一招堪称毒辣。这支军队果真开入了东北，在上海的李立三们，一定会发动工人加入这队伍，到东北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落到实处。李立三掌权的中央，在发动民众上虽然失败，中共内部却是群情激愤的。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说：“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我也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谁都喊过‘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
但埋头研究文字问题的陈独秀，看不下去了。1929年7月28日，陈独秀提笔给中共中央常委会写了一封信，对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举措表示了疑虑。在信中，陈独秀这样分析事态的发展：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采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在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那（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陈独秀对事态发展的瞻望有多大合理性是另一回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中共的创始人在事件中表现出的朴素的民族立场。陈独秀告诫中共领袖，无论事态如何发展，都是把中国变成其他国家争夺利益的战场，最大的受害者都是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在给中共领袖们浇冷水，希望中共不要推涛作浪、推波助澜，不要火上浇油，唯恐天下不乱，而应该做避免事态扩大的工作。
对中共的宣传策略，陈独秀提出了明确的批评。陈独秀强调，国民党政府，是以争民族利益的名义要求收回中东路的，在中东路事件中，国民党政府也总是把民族利益作为宣传的核心，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这中共视作“自己人”的阶层，在这次事件中也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或者说，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人”的立场。鉴于此，陈独秀告诫中国领袖：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地把他们的“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的“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陈独秀的信，对中共领袖不起丝毫作用。陈独秀信中说的道理，简单到极点，只要不是白痴，不是鬼魅，不是精神错乱，谁都会认可这道理。然而，此时的中共领袖却不能接受，非但不能接受，还将这视作是滔天大罪。居然敢于质疑“拥护苏俄”的口号，居然敢于挑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共在党内刊物上，发动了对陈独秀的批判，其中跳得最起劲的，是苏联的黄脸干儿王明。中东路事件中，王明在党内刊物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喊得最响亮。
五
说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们是白痴，是鬼魅，是精神错乱，也许有些过分。更公允的说法是，他们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成功地洗脑了。
此前，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过：“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此前，斯大林还斩钉截铁地说过：“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
此前，斯大林又斩钉截铁地说过：“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
既然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有如此明确、严厉的要求，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的立场、姿态，就并不难理解，而陈独秀的异议遭致猛烈的批判，也在情理之中。陈独秀受到批判后，又写了两信作答。这几封信，大大激化了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他终于不能见容于自己手创的党。这一点，后面再说。
其实，陈独秀第一封信，态度是十分温和的。陈独秀极力避免表现出与中共中央有原则分歧，只是从“宣传策略”的角度对中央做了一点提醒。他这样做，很可能也是希望意见能被采纳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至于陈独秀此时内心里到底如何想，则不得而知。不过，当中东路事件爆发时，当民众普遍对苏联表示愤怒时，当李立三掌控的中共中央喊出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从而站在广大民众的对立面时，作为创建这个党的人，陈独秀感到了忧虑，更感到了羞耻。他一定想起了1903年的抗俄运动，想起了自己在大雨中的疾呼：“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者皆非丈夫。”
这个时候，陈独秀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本质，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十几年后的1942年5月13日，在四川江津的陋室中，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写完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对苏联的帝国主义本质有了明确的揭示。陈独秀强调，如果苏联真的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在第二次世界中就应该坚定地站在被德、日侵略的国家一边，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支持、援助这些被欺凌的国家。但苏联的态度恰恰相反。一开始，在东方与日本妥协，在西方向德国献媚，无非是求得自身的安全。更有甚者，还伙同法西斯德国瓜分波兰。陈独秀因此做出这样的结论：“自苏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受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至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硬要说她是社会主义的立场，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写完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陈独秀便疾病发作，从此不起。5月27日晚，这位老英雄、真豪杰，撒手人寰。
1969年，共产党的中国与共产党的苏联闹到兵戎相见，此后，中共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其实，某种意义上，临终前的陈独秀，表达的正是这意思。不过，在毛泽东们对苏联做出这样的判断前，中国还要受苏联许多欺侮、凌辱，还要有许多中国人因为“反苏”而受到严厉的惩处。
抗战后期，中共也曾试图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从而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援助，延安为此颇费了一番心力，但终于未能如愿。后来，毛泽东决定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即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选择苏联这一边，倒向苏联这一边，说得直白些，就是亲苏反美。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关于这次事件，大陆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是这样叙述的：“驻北平美军两名晚8时半在东单广场将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强奸，其中一美兵被警察当即拘获，另一名逃逸。次日，北平市府向北平美军当局严重抗议，要求其道歉、惩凶、赔偿、保证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美军陆战队当即表示接受。”尽管美军当局答应了北平市府的要求，但事件还是迅速发酵，先是在北平引发反美浪潮，最后则导致全国性的反美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组织起了重大作用。张大中所著的回忆录《我所经历的北平地下党》，对此事有所叙说。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北平地下党立即行动起来。第一步，是派人到沈崇在北平的住处：“北大地下党员、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等8位同学前往沈崇在北平的住处、其表姐家八面槽甘雨胡同14号登门慰问……刘俊英等回校即在壁报公布访问记录。稍后燕京大学的《燕京新闻》也到甘雨胡同14号采访并刊登了《沈女士访问记》。”登门慰问，不过是借口，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公之于众、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才是真实目的。北平学生决定以游行的方式抗议美国、驱逐美军，北平各大学的中共党员“都积极参与了游行的发动和组织工作”。12月30日，北平大学、中学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一路高喊：“抗议美军暴行”、“Get away from China！”（“从中国滚出去！”）等口号，并沿途散发 《告北平市同学书》、《告北平市父老书》。游行队伍行进到沈崇案发生地东单练兵场，在这里举行集会，“口号声、演讲声、歌唱声、朗诵声一浪高过一浪”。北大女学生李凤仪朗诵了《给受难者》：“姐姐，你代替了两万万的中国姐妹受难了，不，你代替了四万万的中国人受难了！”而“听者无不动容，悲痛的哭泣声、愤怒的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耳欲聋”。北平的“抗暴运动”迅速引发全国性的反美反蒋运动。从1946年12月31日至1947年1月底，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南京、天津、武汉、长沙、南昌、济南、广州、福州、桂林、成都、重庆、西安、兰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学生“不断罢课、流行示威、参加的人数达50余万”。驻华美军立即对两个“强奸犯”进行了审判，“1947年3月3日，宣布判处皮尔逊犯有强奸罪，降为普通士兵，处监禁劳役 15 年”。
六
其实，在那两个美国大兵强奸沈崇的同时，苏联红军的官兵，不知在东北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掠夺了多少中国财物、杀害了多少中国良民。
1945年2月4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岸的疗养胜地雅尔塔开会。美、英、苏三国首脑碰头，议题之一，是苏联出兵对日作战问题。其时，盟军已把欧洲战场大局搞定，希特勒已从公众视野消失，实际上也活不了几天。美、英希望苏联能从西抽兵向东，对日作战，尽快搞定亚洲。按照陈独秀的说法，苏联如果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如果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用不着罗斯福、丘吉尔这两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敦促，就应该主动出兵。但斯大林从来不做不赚钱的买卖。2月10日，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草案》。斯大林的态度明确而强硬：要我出兵可以，必须满足我的要求！这《草案》就是在提要求。罗斯福、丘吉尔多少有些无奈地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11日，三国首脑共同签署了主要针对中国的《雅尔塔密约》。密约写明，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2个月或3个月内，抽兵向东，参加同盟国的对日作战，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必须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还苏联。
正如石源华、金光耀等学者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十卷）中所说，斯大林是该密约的策动者，是这次事情的主谋，密约也体现了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说白了，斯大林梦寐以求的，是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尤其是旅顺口、大连湾，斯大林志在必得。1898年3月，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强行“租用”。同样觊觎旅大的日本，1905年与沙俄在这一带激战并打败俄国，从而占据了旅大。斯大林视旅大的丧失为俄罗斯的耻辱，将收复旅大视作自己的“神圣使命”。1944年11月9日，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给蒋介石发来密电，说“苏联国内近月来对旅顺港颇多关注之证，不但杂志著论，称旅顺为苏联之宝，一如其他苏联领土地，且有专书出版，追述旅顺之失，视为遗憾”。
斯大林时期的著名作家西蒙诺夫，辞世前写了《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其中说到，1946年，斯大林出人意外地提议授予一部历史小说《旅顺口》“斯大林奖金”：“但是在1940年或1941年还出过一本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斯大林读过，然而过了几年才被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十分有趣的事实证实了斯大林对待历史题材作品的实用主义。我说的是潘诺夫的长篇小说《旅顺口》，它不早不晚正好在1946年，在日本已经战败、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清算1905年旧账，其中包括收回旅顺口）已经完成之后被授予奖金。在1942年或1943年的时候，斯大林完全可以对他喜欢的这部作品说：我们现在需要它吗？当时，特别是在1943年初之前，在保卢斯于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前，需要提起旅顺口陷落的事吗？到了1946年斯大林才认为需要这本书，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告诉人们，沙皇和沙皇俄国40年前丧失了现在斯大林和他领导的国家已经收回的东西，告诉人们，当时所有军官和士兵像这次战争中的苏联军官和士兵一样英勇作战，但当时他们受到别人指挥，受到别人领导，因此不能取得胜利。”把前面的帝王被抢夺的东西再抢夺回来，说明了自己比以前的帝王更伟大。
旅大是斯大林志在必得的。斯大林想要得到的又远不止旅大。他想要的东西太多、胃口太好、太杂，只要是有用的东西，他都要。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从三个方面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奸淫、抢掠、滥杀无辜，时有发生。汪朝光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十一卷），现在也承认：“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东北物产资源的掠夺，加以苏军士兵以占领军自居，在东北的种种劣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并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与反感……甚至中共高级将领、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在制止苏军抢劫时被这些士兵所杀害。”
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共便立即派遣部队进入东北。曾克林是最先率部进入东北的中共将领。到东北后，曾克林向延安做了这样的汇报：“在奉天之红军士兵……纪律甚坏，强奸事甚多，曾每日将红军士兵违犯纪律事实向红军政治部汇报……但仍无法维持。”曾克林每天向苏联红军政治部汇报苏军奸淫掳掠事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伍修权这时期也在东北工作过，他在回忆录《往事沧桑》中也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不断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醉酒的红军士兵……后来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连家具都不放过，苏联人真不怕麻烦。
七
苏军进入东北后，国民政府派熊式辉、张嘉璈代表中国与苏军交涉。对于苏军在东北的行为，熊、张二位自然也及时向蒋介石做了汇报，汪朝光的《中华民国史》（第十一卷）引述了熊、张的汇报。据熊式辉的报告，苏军进入东北后，将银行现钞全部掠走，致使所有银行停业；原来承担客货营运的汽车、火车，“均为苏军征发运赴他处”；电话电报亦完全停顿。张嘉璈的报告则说：“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部分拆走，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苏联人连桌子椅子都不放过。东北著名的电厂、钢厂和煤炭、机械、水泥工业，均被严重破坏。在东北甚至在全国都是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满洲制铁会社，全部设备的三分之二被苏军运走，另有七万多吨物资也被苏军掠夺。
苏联人也不总是抢，他们也“买”。用什么货币买呢，用他们自己发行的“军用票”。董彥平在《苏俄据东北》中说，根据与中国政府的协议，苏军可发行一定数量的军用票，以解决必要的军队开支，在苏军撤离后，军用票由中国政府收回，并向日本方面提出偿还要求。但苏军的军用票，用途远远超出协议范围。换句话说，苏军毫无节制地发行军用票，“用以任意购置物资”。直白地说，这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己印钱自己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比明火执仗的抢，要“文明”多了。军用票是强制使用的。本文下面要谈到的刘顺元，晚年说起苏军在东北的军用票，仍然 “非常气愤”。他对他的传记作者丁群先生说：“苏联人到东北以后，便滥发军用券。那种券纸质很差，印上1元、10元。上面用中文写着‘东北地区通用，拒用者按军法惩治’。他们靠这种军用券，把东北的许多物资弄走了。由于一点限制也没有地滥发，这种军用券究竟发了多少，连他们自己也没有个数。以后国民党派视察团来，要求接管大连。他们怕国民党拿这种军用券到大连来抢购物资，又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来个货币改革。就是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才能继续使用。盖印前还在军用券上贴上一张印的小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货币。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农民养的一只鸡，转眼变成了一只鸡蛋了。除了货币贬值，还实行现金管理。规定凡超过多少数额以上的现金，都必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置。这就等于把群众手上多余的钱都没收了。”这军用券，实际发行了多少，永远弄不清了。据董彥平《苏俄据东北》，苏军撤离后，中央银行在东北收兑数即有六七亿元，实际发行当然不止此数。这笔款项，原来以为可算在日本的对华赔偿额里，但后来日本并未按中国预期的进行赔偿，所以还是中国方面埋单。
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在1946年考察了东北。美国国务院1946年12月15日发布了鲍莱考察东北后提交的报告。鲍莱报告认为，苏军占领东北期间，东北仅工业一项的直接损失就是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间接损失则高达二十亿美元，各行业的生产能力下降幅度都在50%以上，钢铁、电力、机械的损失尤其惨重。报告强调，工业的破坏，主要是苏联对设备的拆运所致。伪满银行五千万元以上的现钞和价值三百万美元的金条，也被苏联“接收”。工业设备的被拆除，其实是不能按百分比来计算的。少了一颗螺丝钉，都可能让生产无法进行，所以，设备剩下了多少，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也剩下了多少。正如郭克悌在《东北的盘踞与劫掠》中指出的，许多工厂，剩余的设备根本无法运用。例如抚顺煤矿，电力设备被掠去四分之三，电力不足导致抽水机不能有效使用，煤矿被水淹没，全部停产；又如鞍山钢铁厂，因炼焦炉被毁，无法炼焦，没有焦炭，其余的设备都毫无用处。轧钢厂的设备，苏军“基本”未动，只拆走了精小的轧钢机。但轧钢机之于轧钢厂，正如心脏之于人体。心脏剜掉，哪里还能动弹。“更如机器厂之皮带，苏军于临撤退时，皆斩为寸断，论其生产能力之损失，亦等于百分之百，故苏军对我东北工矿业之抢劫与破坏，绝不能以区区之数字所能表示于万一也”。抢掠东西，哪怕是桌子板凳一类东西，都不难让人理解，将机器厂的皮带斩为寸断，损人而不利己，就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了。
根据中苏条约，苏联应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军。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所以，苏军应该12月2日前撤离。但苏军到期后仍赖着不走，又在东北盘踞了好几个月。多留一天是一天。多留一天，就能多掠夺一天。多留一天，就多作威作福一天。多留一天，就能多在东北经营一天。苏联要让东北今后的局势尽量有利于苏联，因此要为此而打基础。多留一天，基础就能打得牢固一点。但旅顺、大连，不在撤军范围。旅大地区仍由苏军控制。旅大，这是斯大林的心头肉呢！收复旅大，是斯大林比沙皇更伟大的证明，因此一刻也不能耽搁。1945年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和雅曼诺夫少将各率250名空降兵，分别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和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分别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和大连警备区司令。当天下午，一批苏军乘火车抵达旅大。此后一段时间，苏军源源不断地到来，驻守旅大的苏军陆、海、空、炮各兵种，达到30万人。小小的旅大地区，有30万部队镇守，可见它在斯大林心目中，有何等重要。
苏军在旅大的奸淫掳掠、暴戾恣睢，与在其他地方无异。苏军进占旅大后，中共也趁机在这地区大力经营。中共当然最想把旅大的政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但苏联人却抓住政权不放。名义上政权是中国人掌握，实际上是苏联人在操纵，因为政权与苏联的利益密切相关。但中共还是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建立了各种组织，掌握了各种权力。这些当年以中共官员的身份与苏军打过交道的人，晚年对苏军占领旅大的情形有所回忆。《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是大连市史志办公室所编的“中共大连党史丛书”之一种，1995年1月问世。书中收有一些对当年的“老同志”的访谈。访谈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的。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说苏联红军的“坏话”，还有着更多的顾忌。不过，他们还是说了一点真相。谈到苏军的恶行时，有的“老同志”更直白些，有的“老同志”则有点闪闪烁烁，但从闪闪烁烁中仍能窥见一些实情。
八
曾在苏军占领下任大连市职工总会委员长和中共旅大地委常委的唐韵超，1980年10月的谈话，就比较直率。他说：“这时的苏军在大连闹得很不象样子，奸淫抢盗什么都干，苏军士兵都带着枪，走到哪里谁也不敢拦挡”；“苏联后来接管一些企业，造船、铁路、油坊，他们需要的就开工。在这些企业里闹劳资纠纷，苏联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工人来反映情况，去和苏联人谈，他们当面说得挺好，过后不算数。”唐韵超说了这样一件事。铁道工厂的苏联领导主动对工人说，工厂的仓库里，有一些劳保用品，准备处理给工人。工人当然很感谢苏联领导的“好意”。厂工会与苏联领导协商，谈妥以13万元买下仓库里的存货。工会把好容易“凑足”的13万元交给苏联人。但把买来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全是过去工人使用过后上交的旧劳动服。工人付出去的是血汗钱，得到的是破旧衣服，当然不干，要求苏方退钱，苏方“就是不给”。工会出面与苏联人理论，苏联人也不予理睬。而“此类事情经常发生，真不好处理”。
时任旅大职工总会副主席、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柳运光，在1984年4月的谈话中，说及苏军的恶行，就有些闪烁：“关于苏军的纪律，我曾同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把统计的数字和材料拿给他看，他说，我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一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这事不能不严格，但战争刚结束就枪毙好不好？他的话说得很诚恳。”柳运光“老同志”言谈之间，多少有为苏军辩护之意。如果这个苏军司令部领导的逻辑成立，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在北平强奸沈崇的那两个美国士兵。那两个美国兵完全可能在欧洲打过德国，在亚洲打过日本。如果苏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应该得到赦免，美军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就也不应该被追究。
由于中共已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对苏联是百依百顺。旅大地区的中共官员，都被反复告诫：在与苏军“合作”时，应“以苏为主”，绝不能与苏军闹矛盾、搞摩擦。韩光是这时期旅大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他在《旅大八年》中说：“我受命来大连工作之际，东北局的彭真等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
由于中央严令“以苏为主”，由于中央反复强调不能让苏军不高兴，中共方面从高级领导到普通人员，都在苏军的势焰面前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但也有终于忍无可忍而做出一定程度的抵制、反抗者。刘顺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刘顺元，山东博兴人，1905年生。是北京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生，能够用英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抗战时期，是中共淮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日本投降后，中共从根据地抽调部队和干部“抢占东北”，刘顺元是被抽调的干部之一。刘顺元是怀着兴奋、幸福的心情踏上赴东北的道路的，因为此后可以与无限仰慕的苏军同志朝夕相处，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好多好多好东西。其时中共中央东北局设在辽宁本溪。刘顺元在东北局报到后，先被任命为辽宁省委副书记，随即又被派到旅大，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党团书记。刘顺元的传记作者丁群先生，与刘顺元相识多年。为写《刘顺元传》（这是一本相当可信的传记，本文关于刘顺元经历的叙述，多处依据这本传记，特此说明），丁群与晚年刘顺元有过多次交谈，也到各地访问过知情者。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说，刘顺元接到赴旅大任职的命令，即从辽宁省委所在地安东乘坐南满铁路火车赴任。南满铁路已被苏军接管。这本来是双轨铁路。刘顺元发现，苏军正在将一边铁路拆除，将拆下来的铁轨运回国。呼啸着开往苏联的火车，装载的当然不仅只有铁轨，还有从工厂里拆除的机器，还有从中国掠夺的各种物资。耿直、豪侠的刘顺元，开始了他的困惑、迷茫。火车一声一声地响着，刘顺元的困惑、迷茫一步一步地加重着。火车上坐着许多刘顺元本来极其崇敬的“苏联红军”。这些“苏联红军”，看到年轻些的中国妇女，就吹起口哨，流里流气地高喊：“哈罗索！”甚而至于把中国妇女强搂入怀，尽情捏着摸着。刘顺元忍不住骂道：“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还没到旅大上任，刘顺元对苏联的仰慕，就便成困惑、迷茫和痛苦了。到大连后，由于正直和无私，刘顺元并没有严格服从“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的上级命令，与苏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终于被苏军赶出了旅大。1983年12月，在对访谈者谈及“中共大连党组织与驻连苏军关系”时，刘顺元直言不讳地说：“苏军……在大连抢东西，纪律不好。苏军在大连往本国运东西是公开的，他们很懂国际法，每次运东西都举行签字仪式，手续是完备的。当然也看得出，这种签字或手续只是走走过场罢了。”有一次，苏军把刘顺元等人召集到旅顺。又一批物资即将启航运走，要刘顺元等人代表中国签字。刘顺元等人从大连赶到旅顺时，需要他们签字的文件还在起草。俄文文件起草完了，还要翻译成中文。等到这些都弄好，已经半夜了，“我们就在这个刚形成的文件上签字，然后举行宴会碰杯庆祝。”不要中国代表签字而直接运走，当然也没有问题，中国人谁也不敢去阻拦。但那样就有“抢”的嫌疑了。苏联人并不总愿担这“抢”的恶名，于是要起草文件，要中国官员代表中国在文件上签字。文件写些什么，完全不与中国方面商量，他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签字了，代表中国把这些东西送给苏联了，还要与苏联人一起喝 “庆功酒”——对于刘顺元这样的人，应该每次都是难堪的羞辱。
刘顺元说：“根据军管规定，我们不建军队，不管军事，但政权我们掌握，我们还有个党权，实际上政权的事主要还是他们管。当时大小部门都有一个苏军代表，大小事情都要他们同意才能办。一切都是命令式的，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也不准有不同意见，否则就要挨训斥。 ”
九
导致刘顺元与苏军公开闹矛盾的原因之一，是苏军连中共的党务也要“插手”。苏军是以“军管”的名义占据旅大的。虽然根据规定，政权应由中国方面掌握，但作为军管者，苏联人抓住政权，也就罢了。连中共的党务也要掌控，那就太过分了。刘顺元说：“我们党委开个会苏军都派人参加，十月会议他们就参加了。我们开会争论得那样激烈，他们都看到了，也听到了。他们完全听得懂，凡是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中国通，政策理论水平不比我们低。这种作法我就看不惯，经常提意见。久了关系就不好处，别扭。这到底算什么关系呢？当时大连有两种态度，即以我为主和以苏为主。有的人认为，大连的一切工作以苏为主，一切依靠苏联，一切服从苏联，就象当年的中东路那样。这种观点对不对？我看提法本身就不科学。”“以苏为主”，不仅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更是中共中央的决定。王世明在《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中说，当“以我为主”还是“以苏为主”的争议反映到东北局时，东北局做出的裁决是：“以苏为主”。 东北局的意见，当然代表中央的精神。刘顺元质疑“以苏为主”的原则，就不仅是在反抗苏联，也是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表现。
其实刘顺元一开始也是奉行“忍”的原则的，能忍就忍，因为对抗苏联，实在是一件凶险的事。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说到，苏军的特务机关格伯乌（克格勃）人员，时刻在身边晃悠，他们随时可以“反苏”的罪名抓人，落入他们的魔掌，就进了鬼门关。但终于，刘顺元顾不了这么多，挺身与苏军对抗了。
前面说到，苏军在东北滥发军用券，后来又搞“货币改革”，即要求持有军用券者都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并趁机将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面值较大的货币，造成货币贬值。“货币改革”还包括现金管理，即规定每个居民只能保留买十来斤米的钱，其余都须存入银行、听候处理，实际上就是将这些钱没收。“货币改革”由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亲自主持。刘顺元据理力争，希望苏军改变这“改革”计划，这当然不会起作用。无奈之下，刘顺元只得答应按期完成“货币改革”任务。然而，梅尼兹柯夫元帅又要求刘顺元以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身份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讲“货币改革”的方法与意义，刘顺元断然拒绝。——公然违抗苏联元帅的命令，后果当然会很严重。
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说，紧接着“货币改革”，是苏方要求与中方签订一系列合作协定，其中包括电业合作、盐业合作、石油合作、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等。刘顺元晚年回忆说，苏联把大连的主要企业全都改为 “中苏合营”；名曰“合营”，中国方面只是挂个名，徒有虚名而已，实际上完全由苏方控制。刘顺元说，苏联人“真厉害”，不出一分一厘，就把本应完全属于中国的企业变成“中苏合营”，苏方占有一半股份和实际经营权。而这样的协定，按其时中共旅大地区最高领导韩光的说法，中国方面同意签字也得签，不同意签字也得签。中共旅大地委必须遵行“以苏为主”的原则，而所谓“以苏为主”，就是一切由苏联方面说了算。一天早晨，刘顺元接到苏联人的电话，命令他9点以前，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赶到大连苏军司令部签署中苏合作协定。这事情毕竟很复杂，牵涉到的问题太多。刘顺元原希望苏联方面事先能与中国方面商量一下，没想到苏联人仍然认为没有商量的必要。刘顺元憋着一肚子气匆匆赶到了苏军司令部。刘顺元是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是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来了，大连的少将司令官应该出来接待，这是起码的礼仪。但出来招呼刘顺元的只是一个少尉，少尉把刘顺元带到会客室，让刘顺元等着，连杯茶水也没有。刘顺元坐等了两个小时，少尉又出现了，通知刘顺元，签字地点改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命刘顺元立即赶赴旅顺。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说，刘顺元稍稍表示了一点不满。他对少尉说：“这样还搞什么中苏合作？你们完全是把我们当儿戏嘛？”
已近中午，肚子也饿了。刘顺元草草吃了午饭，赶到40公里以外的旅顺，走进苏军总司令部，发现中方的数名其他有关人员已经在座。刘顺元问他们是否看到了协定草案，他们回答说协定还在起草，起草完毕还要翻译，他们当然也还未看到。时间已是下午3时，协定还在起草中，而苏联人说今天必须完成签字。看来，苏联人根本没有安排与中国方面协商这道程序，哪怕是走个过场也不屑为了。刘顺元气得骂了句粗话。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亮灯时分，苏军司令部的一名少将陪着苏联外贸部的代表萨瓦斯基出现在中方人员面前。刘顺元满脸怒色地对萨瓦斯基说：“你是苏联外贸部的代表，应该懂得一点礼貌。你们为什么要我们从上午9点等到现在，地点也变来变去？”萨瓦斯基强调搞文件很麻烦，但是终于搞好了，要求刘顺元代表中国方面签字。几份打印好的“合作协定”摆上了会议桌，而刘顺元想到，当年沙皇俄国就是这样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想到这里，刘顺元表示不能签字，强调自己要向上级请示。但苏联人执意要在当天完成签字仪式。自己的名字已经打印在文件上，拒绝签字，就是破坏“中苏合作”，就意味着与苏联的决裂。这事实在太大了。中共中央对旅大十分重视。按苏联与国民政府的条约，旅大应由国民政府接收。中共要取代国民政府的地位，必须得到苏军的支持。如果苏军恼怒之下，将中共从旅大驱除并招来国民党，那刘顺元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苏军有能力这样做，也有权力这样做。这样的事，在东北也并非没有发生过。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就进入了沈阳，后来苏军顾及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而将中共部队赶出来了。中共东北局，本来就设在沈阳，也被苏军赶出，只得在本溪落脚。斯大林视旅大为心头肉。刘顺元觉得又回到了帝俄时代从而感到屈辱，而斯大林就是要在旅大恢复帝俄时代的中俄关系，并从这种“恢复”中感到骄傲、自豪。中国人刘顺元的屈辱，正是斯大林骄傲、自豪的前提。刘顺元不愿屈辱地签字，便是不想让斯大林骄傲、自豪。斯大林肯定会生气。斯大林一生气，中共抢占东北的战略就可能搁浅；斯大林一生气，连毛泽东也会打颤。果真如此，那刘顺元就是死一百次也仍然“死有余辜”。刘顺元说要向上级请示，不过是一个借口。刘顺元知道，与苏联人闹矛盾，不会得到“上级”的支持。“上级”已明令在先：“以苏为主”。“上级”反复告诫：旅大的事，与苏联人有意见分歧时，就听苏联的。刘顺元毕竟有过多年的“革命经验”，他知道：今天这字，他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十
萨瓦斯基在不停地催促刘顺元：签吧！快签吧！留德尼科夫上将已摆好了宴席，签完字，我们就去喝庆功酒吧！
刘顺元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扔下笔，快步走出了苏军的总司令部，回到了大连。苏联人的庆功酒当然还得喝。但刘顺元是代表中国方面的主宾。主宾缺席，苏联人当然会有些不快、有些不自然。不过，他们都嗜酒如命。几杯酒下肚，就欢快了，就自然了，就把刘顺元敢于反抗的事忘却了——当然是暂时忘却，酒醒后他们又会想起来。
关东行政公署，是苏军一手组建的，也实际上由苏军操纵。1947年6月，国民政府派视察团到旅大视察。苏军为了自身的形象，又要求刘顺元到电台去发表广播讲话。大连的苏军司令官格里格耶夫亲自给刘顺元下命令。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说，格里格耶夫是这样对刘顺元下令的：“请你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去作广播演说，说明第一，这个政府是经过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职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格里格耶夫的话，让刘顺元气不打一处来。刘顺元回答道：“你说的这一套，全是假的嘛！你说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听命于你们。现在你们要我去作这样的广播，不是要我昧着良心去欺骗中国的老百姓嘛？”刘顺元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
刘顺元拂袖而去。从此，刘顺元称病不出席苏军司令部举办的任何宴会，连苏军庆祝关东解放这样的重要宴会也拒绝露面，同时，给中共南满分局打报告，请求批准自己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一职。
刘顺元生气了。刘顺元的生气，让苏联人很生气。他们决意将刘顺元等几个不太听话、有点反骨的中共要员赶出旅大。1947年9月，时任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杜平（1955年授中将军衔，后在南京军区政委任上离休）到旅大地区挑选干部，驻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科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于9月17日约请杜平谈话，专门谈刘顺元等人必须离开旅大的问题。这份谈话记录保存了下来，《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收入了这份谈话记录。谈话于9月17日上午8时开始，地点是苏军总司令部。记录者是杜平本人，表明身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杜平，是把巴申的谈话当作指示的。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杜平秘书长并未说半句话，所以，实际是在接受巴申的训话。下面是巴申的谈话要点。
巴申以这样的话开场：“今天要和你谈一个很重要、很原则的问题，几个月来你们党委领导有错误，这个错误是与苏军关系不好。”可谓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巴申很快点了刘顺元的名：“刘顺元……不明白，这里是苏军监督，他认为不要监督，认为这里同解放区一样，由中共来领导，不同意苏军政策……近几个月刘顺元在关东公署不干活，别的同志也不干，弄得公署无人领导。韩光走后一个月，刘顺元没到司令部来……‘八·一五’我们民政局长告诉刘顺元要他去金州开会作报告，他不去。‘八·二二’关东公署设宴庆祝苏联红军解放关东，刘没有出席。‘九·三’开大会，刘没到会，其他同志也没作报告。他们不参加政治工作，不教育宣传群众，类似的事很多。我们的要求得不到同意，我们工作有困难，刘是领导者，不能有这种现象。”
巴申接着说：“刘顺元表现自高自大，有些事情他搞错了，反说这是毛泽东的作风。因此，要求撤退他。这是我们总司令、副司令（指莫斯科）的意见，请你们尽快把问题报告，要求很快解决。因刘顺元是大干部，我们不好解决，请你们电告东北局。”这番话有两层意思，值得解读一下。一是“撤退”刘顺元是莫斯科的意见。所谓“撤退”，就是把刘顺元赶走的意思。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军司令部把刘顺元等人的表现报告了斯大林，而让刘顺元等人“撤退”，可以认为正是斯大林的命令。斯大林从此牢牢记住了刘顺元。若非斯大林死得还算早，刘顺元的命运就相当糟糕了。另一层意思是，本来苏军可以自行“解决”刘顺元的问题，但因为刘是“大干部”，才手下留情，请中共自己处理。那么，苏军自行解决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动用格伯乌，让刘顺元悄无声息地消失。刘顺元毕竟是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让格伯乌出手，毕竟有些顾忌。
巴申的训话，主要说的是刘顺元的问题。说完刘顺元，也说到了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唐韵超迎合部分落后思想……唐韵超不按元帅的意见做……唐不教育工人，老百姓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会的报纸不写苏军解放东北的文章……”看来，唐韵超的罪状之一，是身为工会主席，却不为苏联说话。工会办的报纸，不发表歌颂苏联的文章。工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唐韵超也不批评教育。实际上，当时东北的老百姓，普遍称苏军为“大鼻子”、“老毛子”。至于边章五，罪名是：“公安局有许多错误与刘顺元有关。公安局秘密发展生产，不告诉苏军司令部，捕人不通知，不执行指示。”边章五在刘顺元的支持下，想保持一点独立性，不要事无巨细都听苏军指令、都向苏军报告，于是就也成了苏军容不得的人。
巴申也向杜平承诺：“你们的同志同苏军接触时不要自高自大。请你们相信，只要你们同苏军司令部一致，一定能解决本地经济问题，你们的计划我们一定帮助。”
既然苏军下了最后通牒，中共方面当然就必须立即执行了。何况这还是莫斯科的意思，还是斯大林的指令呢！既然莫斯科关心此事，那就不能只是简单地让刘顺元等人“撤退”，还要表现得让莫斯科更满意，要让斯大林看到刘顺元等人对苏联的“不敬”只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同志是并不如此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开一个批判刘顺元等人的会，请苏军派人参加。
十一
巴申对杜平训话是9月17日。八天后的9月25日，宣布巴申训话和批判刘顺元、唐韵超、边章五的中共旅大地委执委全体会议在旅大市公安总局俱乐部召开。这次解决刘顺元等人问题的会，从9月25日开到10月10日，开了半个月。苏军方面派了精通汉语的马尔柯夫少校、拉列金大尉自始至终列席会议。两个苏联人并不发表意见，只是埋头记录着所有人的发言。这次会议的记录，保存了下来，现存旅大地委档案室。丁群先生为写作《刘顺元传》查阅了这份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可看出，即便当着两个苏联人的面，刘顺元、唐韵超、边章五也没有胆怯、气馁。他们据理力争，坚定地为自己辩护。
刘顺元在发言中，并不否定在总的方面应该服从莫斯科，但他同时强调：“在具体执行上，因为这里是中国地区，没有中共的积极建议和苏方同志的尊重听取，事情是办不好的”；“在对苏关系上，我认为我们应该自我检讨，但是单方面的检讨，是不能完全解决实际问题的。要两好才能归于一好。除我们检讨之外，苏联方面有许多做法必须改正。因为实际问题总须解决。”
边章五的发言，更加有锋芒。有人给他们戴上“反苏”的帽子，边章五说：“反苏的提法，似很不妥当，提得太高了。关系不好，对苏方某些人员不满是事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幻想原也不符合于实际”；“苏方某些同志在工作作风与方式方法方面也应检讨”。边章五甚至建议：“汇集党内意见与具体事实，供苏方参考。”更难能可贵的是，边章五对苏联的抢掠，明确表达了不满：“关于穷根，我的意见不变。我想，把苏联搬走东西，列为穷根之一，是一个事实。苏联把生产手段搬走了，同解放区把物资乱抓走一样，起码不会使旅大富了吧！”这是在强调：旅大的经济困境，旅大的“穷”，与苏联的抢掠有直接关系。这本来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但是，能当着苏联记录者的面明确说出来，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边章五为他的勇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唐韵超也不含糊。他也强调，要改善与苏联人的关系，仅仅中国方面检讨是不够的，“苏联当局也应做必要的检讨”。他指出，苏军搞货币改革，使得许多工业企业的资金被冻结，工厂不能开工，导致众多工人失业；他批评苏军完全根据“眼前的需要”确定工厂是否开工，他们认为眼前不需要的工厂，就把器材、设备卖掉，根本不考虑旅大的长远利益；他批评苏联人言而无信，答应颁布劳动保护法、社会保险法，但却一直没有实行。他这样辩解：“这许多事情积累起来，是下层部分群众对苏不满的原因。这些情绪是自发的，我们绝无引导启发，而总是苦口婆心地解释。”
刘顺元等人的争辩，当然不能让苏方收回成命，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据《刘顺元传》，11月1日，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宣布刘顺元、唐韵超从旅大“撤退”，另行安排工作，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则“离职休息”，也就是被开除了。韩光同时宣布：大连的“中山公园”改名“列宁公园”，市政府广场命名为“斯大林广场”。
刘顺元离开旅大后，到了华东局，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不久，济南被中共攻克，刘顺元被任命为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被苏联人赶出旅大后，刘顺元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下降，反而更受重用了。在中共党内，刘顺元确实是一个很有水平和能力的干部，这是他受重用的原因。不过，好景不长。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8月14日回国。中共“建国”在即，刘少奇这个时候访苏，当然是想求得苏联尽可能大的支持。五十多天里，刘少奇与斯大林有过多次接触、交谈。丁群先生在《刘顺元传》中说，这期间，斯大林对刘少奇提到了刘顺元：“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对刘顺元是很了解的。抗战时期，刘顺元担任主要领导的淮南根据地，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直接领导，二刘有过密切的接触，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刘少奇对刘顺元的才华、能力也是十分欣赏的。刘少奇应该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记住了刘顺元。斯大林此言一出，刘少奇便明白，刘顺元必须受到惩处了。
刘少奇回国后不久，苏联方面就通知中共，要派一个以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为首的文化艺术代表团来中国庆祝中共的 “建国”。而代表团在中国的访问地之一，是济南市。刘少奇知道，解决刘顺元的问题，是不能拖的了。
西蒙诺夫也是代表团领导人之一。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中，提及了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但没有说详情。不过，在书中，西蒙诺夫较详细地叙述了1947年秋天作为一个小型代表团的团长赴南斯拉夫参加人民阵线代表大会的情形。代表团成员中，有共青团中央书记之一的谢列平。在南斯拉夫，苏联代表团受到了铁托的冷遇。代表团向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表达了不满：“谢列平以他特有的直率向拉夫连季耶夫大使讲了他对没有人迎接我们、没有人向我们介绍情况的看法，还说要把这件不成体统的事告诉莫斯科。拉夫连季耶夫作了含含糊糊的回答。他说，他没有必要专门向我们介绍任何情况。他把他的观察和结论报告莫斯科，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观察向莫斯科报告。他让我们自行处理”。 1947 年秋，铁托已对苏联表现出不敬。斯大林派出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代表大会，就是要看看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态度到底如何。几月后，斯大林再派代表团访问中国，用意应该是相同的。名曰文化艺术代表团，实际上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这些人，是负有政治使命的。感受中国官民对苏联的态度，考察中共对苏联的心态，是代表团的政治使命，而特意要访问刘顺元担任市委书记的济南，就是要看看中共到底怎样处置了刘顺元。斯大林的圣旨已经发出，中共执行得到底如何？而从中共如何处置刘顺元，又能看出中共到底怎样对待苏联和斯大林。
说得直白些，苏联代表团特意访问济南，有着明显的对中共施压的用意。这迫使中共必须对刘顺元做出严厉处置。斯大林是在借中共之手，震慑那些胆敢对苏联不敬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苏联与中国的新的阶段上的全面“合作”即将开始。斯大林不希望在此后的“合作”中再出现旅大那种情况，或者说，斯大林希望在此后对中国的欺凌、奴役、剥夺中，不遇上刘顺元这样的阻碍者。这是杀鸡儆猴之意。当然，斯大林是借刀杀鸡。
十二
斯大林的用心，毛泽东、刘少奇们当然很清楚。对苏联的这个文化艺术代表团的到来，中共高层极其重视。这是来考察。这是来检查。这是来评估。这是来验收。中共高层岂敢掉以轻心。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接待这代表团的情形。“开国大典”之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召开了一个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陈毅让夏衍列席。会开到深夜才散。散会后，刘少奇把夏衍留下，交待任务。刘少奇说明了苏联将派一个以法捷耶夫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命夏衍和萧三陪同代表团到上海。刘少奇“非常郑重”地交代：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都“敌视”我们，国际上“只有”苏联愿意与“我们”交朋友，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又是一个“著名的大作家”，所以，接待工作“只准搞好，不准出一点差错”。与苏联搞好关系，是“国策”，容不得半点含糊。刘顺元作为反面典型，被刘少奇提及。刘少奇说，大连的一个领导干部与苏联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苏联人提了意见，这个干部“受了处分”。刘少奇未点刘顺元的名。夏衍后来才知道这个干部就是刘顺元。夏衍说：“后来我知道了具体情况，对刘顺元同志产生了敬佩之情。”刘少奇在对夏衍交代任务时提到刘顺元，自然有警示的用意：与苏联人搞不好关系，让苏联人不高兴从而提意见，是要受处分的。
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要来，夏衍、曹禺这些文艺界负责接待的头儿，可是遭了大罪了。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金凤，在《曹禺先生的苦衷：身不由己》一文中，说到了曹禺在接待这个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时的狼狈。苏联代表团中有乌兰诺娃的大弟子，是莫斯科大剧院的著名芭蕾舞演员。这位演员上台表演时，因为地毯铺得不够平整，摔了一跤，这可吓坏了在现场的曹禺。曹禺赶到后台，对那女演员“一再道歉”。在接待工作会上，曹禺又“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并强调以后接待苏联演出人员，“工作力求改进”。不久，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每张戏票上都注有一行小字：“请鼓掌至少三遍以上”，而这很可能就是曹禺的“杰作”。金凤感慨地说：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张这样的戏票，竟要求观众鼓掌多少次！“唉，那个年代，对于 ‘苏联老大哥’，我们实在恭敬得太过分了。中苏友好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想曹禺同志是吃透了这精神，检讨才那么‘隆重’、‘认真’和‘深刻’吧。 ”
其时在山东省主政者是康生。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说，中央在通知法捷耶夫率领的这个文化艺术代表团要到济南访问的同时，也强调了刘顺元不能出面接待。康生在政治上有着魔鬼般的嗅觉。他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连忙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匡亚明赴北京，一是请示接待事宜，二是摸清刘顺元问题的底细。匡亚明摸到的底细是：中央不仅不准刘顺元在苏联人面前出现，还命令刘顺元给中央写一份书面检讨，由中央将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这份检讨当然会被呈送到斯大林面前。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在给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写检讨；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在给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写检讨。摸清情况的康生，知道刘顺元罪不容赦，于是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反苏”为由，撤销刘顺元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报华东局批准。在中央指令到达前，康生就做了中央想做的事，难怪此人那样受毛泽东赏识和重用，难怪此人终于爬得那样高。
法捷耶夫的代表团于10月21日深夜乘火车抵达济南。据山东的《大众日报》10月22日报道，代表团乘坐的火车还在路上走着时，“军区袁也烈司令员、省府张伯秋厅长即前往兖州迎接”。我查了一下，济南距兖州160公里左右。守在济南迎接，那太不礼貌，必须赶出160公里外迎接，才能表达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尊敬。守在济南迎接的人当然更多。省、市各机关代表300余人晚上10时即进站恭候，其中有省府副主席郭子化、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省府主席康生，病得实在起不了身，所以没来。在站外，还有3000多群众在列队迎候。零时20分，火车进站，刚停稳，济南市长姚仲明便上车“引导”代表团下车。第二天，“又举行了五万人的盛大欢迎大会”。病中的康生，不能参加欢迎大会，但给苏联人送了厚礼。这些礼品，“计36种502件，如潍县的镌铜手杖、镌铜烟盒，博山的玻璃饰器”。康生还专门给“斯大林同志”准备了礼物：一件象牙雕。据说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精巧的象牙台上，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据云创作这一艺术品，没有10年时间是不可能的。 ”
被撤销了职务的刘顺元，从市委宿舍搬到了招待所。对写检讨的中央命令，刘顺元在消极抵抗。在招待所里，刘顺元看书、弹琴、扯开嗓子唱京剧，半个月过去，检讨一字未写。在友人的劝说下，刘顺元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在申明中，刘顺元主要是为自己辩解，强调苏联人的指控多有不实之词。1949年11月1日，刘少奇在刘顺元的申明书上批道：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代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朱、周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刘的处理。安子文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这份申明书，现存中组部档案室。
这样的申明书，当然不能交给苏联人，所以只能送进档案室。
十三
12月下旬，刘顺元到北京接受刘少奇的训示。刘少奇要刘顺元“认真”写一份检讨，并强调这不是“劝说”而是“命令”。于是，刘顺元于1950年初就旅大事件“认真”写了检讨。
斯大林揪住刘顺元不放，意在借中国的刀，杀中国的鸡，给中国的猴看。这当然有效。一鸡挨刀，群猴噤声。在“中苏友好”的年代，谁都知道“反苏”是极大的罪名，鲜有人敢碰这根高压线。如有人因“反苏”而遭殃，那往往是无意间触电，或者那罪名本就是莫须有的。不过，也并非所有的猴都会被鸡血吓住。也有孙悟空那样的“泼猴”，天不怕、地不怕。而伟大的顾准，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的“泼猴”。
对于顾准，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中共占领上海后，顾准是首任财政局长、税务局长，是市政府党组成员，还是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即因不合时宜而受到“错误处分”，党内外本兼各职俱被褫夺，1953年到北京，先在中央建筑工程部任司长，后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职。这个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务是对全国自然资源的考察。委员会主任由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兼任，顾准是副主任。下面要说的，就是顾准在这综考会的事。
顾准到综考会上任后，就连连感受着苏联对中国的欺侮。1957年早春，顾准与竺可桢一起到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考察华南垦殖项目，同行的还有一名苏联专家。考察对象是一个中苏合作的重点项目。由于苏联橡胶资源紧缺，斯大林想在中国解决这个难题，于是要求与中国合作在华南大规模种植橡胶。既然是斯大林的旨意，那还有什么话说。1952年项目上马，由中国先行投资，一下子就种植了几百万亩。但实际上，这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宜种植橡胶。几年下来，除小块地方长得还像个样，绝大部分地方已是枯黄一片。顾准目睹此景，困惑不已。这么大的项目上马，难道事先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吗？这并不是一个复杂问题啊！竺可桢是国际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悄悄告诉顾准，他曾表明过华南不适宜大面积种植橡胶的观点，但要用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观点去阻挡斯大林的命令，那不是拿一只鸡蛋去抵挡坦克车吗！于是，投资巨大的项目照样上马。竺可桢的话足以让正直的顾准痛心疾首了，当顾准得知苏联方面因项目失败而单方面毁约，让中国承担一切损失时，更是义愤填膺。1969 年，再度成为“右派”、“反革命”、正在“劳改”的顾准，在写“历史交代”时，还这样说到华南之行时自己的思想状态：“华南垦殖的巨大投资，对于我们这个才从十多年战争进入建设的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来得不易的，‘老大哥’怎么忍心片面毁约，使我蒙受巨大损失？”
顾准从华南回京后，又于5月间去新疆。在新疆，顾准听说北疆有些稀有金属矿，名义上是中苏“合营”，事实上完全由苏联掌控，苏联在矿区驻有军队，矿产直接运往苏联。这也让顾准气愤不已。
从新疆回来不久，顾准就有机会直接与苏联人冲突了。1956年5月，苏联方面建议，中苏共同开发利用黑龙江干流水能资源。中国方面接受这一建议，双方商定于1957年夏天组成联合考察队，对黑龙江进行考察。中国方面由竺可桢负责，顾准参加；苏联方面的负责人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涅姆钦诺夫。竺可桢、顾准等人从北京出发，到黑龙江与涅姆钦诺夫汇合。负责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顾准出发前，当面向他交待了任务。
黑龙江考察队，中国方面除竺可桢、顾准等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人员外，还有黑龙江省计委主任陈剑飞（后升任副省长）带领的省内人员。联合考察队乘坐一艘苏联炮舰，在黑龙江上考察。就在这炮舰上，顾准让涅姆钦诺夫很不爽、很受挫。
冲突的原因之一，是涅姆钦诺夫在中方人员面前的骄横跋扈。考察途中，涅姆钦诺夫完全不把中方人员放在眼里，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中国人，总是以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与中国人说话。其实，涅姆钦诺夫的这种态度一点也不稀奇。苏联人是社会主义的 “老大哥”。“老大哥”早已养成了在“小弟”面前骄横跋扈、居高临下的习惯。苏联人普遍有这种习惯，而中国人也普遍习惯了苏联人的这种“习惯”。但顾准却习惯不了。对其他人这样也就罢了。对自己这样也可不计较。对一代宗师竺可桢也这样，顾准决不能容忍。一路上，顾准不断提醒涅姆钦诺夫：竺可桢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而你涅姆钦诺夫不过是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而已，论学术地位、论政治地位，竺可桢都比你高，就是论年龄，也长你几岁，在竺可桢面前，你应该有起码的礼貌。顾准后来在“劳改”中写的“历史交待”中，这样说到涅姆钦诺夫：“黑龙江考察队的苏方领队人是涅姆钦诺夫……正是这个人，在考察途中给我的印象特别恶劣。他在考察途中对我方领队人、科学院副院长、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极其傲慢。无论在正式的会谈中或是非正式的会谈中，他对竺可桢不时流露出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口吻……我和他谈话时，在这种傲慢态度面前绝未表示出丝毫的恭顺之意，反右斗争中也有人把这当作右派罪行加以揭发，我认为不是我错了，而是揭发者自己错了。”竟然有中国人不习惯他的“习惯”，涅姆钦诺夫当然会恼怒：在“反右斗争”中，对苏联专家不恭顺也成了顾准的罪状，就证明涅姆钦诺夫恼怒得十分有理。确实是顾准“错了”而不是揭发者“错了”。
除了不习惯涅姆钦诺夫的“习惯”外，导致顾准与涅姆钦诺夫冲突的，还有一小一大两件具体的事。
先说小事。考察途中，涅姆钦诺夫要求考察结束后到北京，目的当然是到北京吃喝游乐，同行的黑龙江计委主任陈剑飞也连声附和。但事先并无此计划，接待苏联专家殊非寻常之事。竺可桢不是中共党员，其时反右运动已轰轰烈烈，所以非常小心谨慎。竺可桢无权答应涅姆钦诺夫，也不敢断然回绝。原无此计划、北京未做接待准备这样的意思，竺可桢对涅姆钦诺夫表明了，也就是婉转地谢绝了。顾准坚决支持竺可桢。顾准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竺可桢宁可让顾准做决断。竺可桢大概觉得一味谢绝苏联人到北京的要求有些不妥，也留了句活话，即可把1958年的会议安排在北京。后来，顾准在“历史交待”中说：“我全力支持竺的意见，1957年涅算是没有达到目的。我回京不久即划为右派，离开工作。1958年夏在赞皇劳动，读报知道黑龙江考察队在京开学术会议，这就肯定了1957年的提议果然实行了。”黑龙江考察队，把会议放到北京开，殊无道理。但既然反对这样做的顾准成了右派，那顾准所反对的事情“果然实行”，也就很好理解了。
至于大事，就是水电站选址问题。这次黑龙江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苏“合作”的水电站选择坝址。竺可桢、顾准等中方专家认为选择应考虑对两国都有利，而将大坝建在中下游的太平沟，较为合适。涅姆钦诺夫则主张将大坝建在上游靠近苏联海兰泡的地方。建在太平沟，中苏双方都能受益；建在海兰泡，则只有利于苏联，中国难以利用。兹事体大，竺可桢不想妥协，但作为“非党人士”，也不敢与“老大哥”硬顶。他把抵制涅姆钦诺夫的希望寄托在顾准身上。顾准当仁不让。在谈判中，顾准态度强硬，这让早已习惯了中国人的谦恭的苏联人很不“习惯”。后来，顾准在“历史自述”中说：“黑龙江考察中，我在太平沟问题上，采取了维护中苏联合开发黑龙江资源计划中我方权益的立场，我主观上认为那是我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结果。 ”
竺可桢、顾准这些中国人，自然地采取了维护中方利益的立场。但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如此。黑龙江省计委主任陈剑飞就坚定地站在维护苏联利益的立场上，与涅姆钦诺夫一起与顾准们抗争。仅仅这样还不够。陈剑飞还向北京报告了顾准的“反苏”言行。所以，陈剑飞升任了副省长，顾准则成了“反革命”。
十四
让我们回到陈独秀。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
陈等不特不在中央决定之下一致工作，并且离开中央的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东路问题之前途上，更认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让退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我们只要反对战争的祸害好了，不必去问战争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进攻苏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因为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现了一点点“民族主义精神”，于是被自己创立的党开除了。
顾准也因“反苏”而被开除党籍。从黑龙江回到北京后，中央已经掌握了顾准在考察过程中的“反苏罪行”。“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顾准于是成为“反党右派”。既然“堕落”为“反党右派”，当然要开除出党了。
至于对刘顺元的处罚，比对陈独秀、顾准要温柔些，不知这与刘少奇了解并欣赏刘顺元是否有些关系。遵照刘少奇的命令写了检讨后，刘顺元“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下属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副局长，从此‘隐姓埋名’，在华东局机关内部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头若出面若露，就可能又被斯大林注意，于是党又有麻烦。但刘少奇并没有忘记刘顺元。1953年，斯大林的死讯传来，刘少奇觉得“可以重新分配”刘顺元的工作了，刘顺元才又得到重用。斯大林的死，固然是刘顺元重见天日的契机，但刘少奇的惦记也是重要原因。若非与刘少奇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若非从抗战时期就得到刘少奇的赏识，恐怕也就永远被埋没了。
顺便说一下，苏军在旅大盘踞了十年，1955年才撤出。董希真在《苏军从旅顺口地区撤退的情况》一文中说：“苏军在撤退时，将所有武器装备都作价卖给我们。如打德国的坦克和大炮，本来都已淘汰了，也作了价，而且价格很高。苏军军官家庭生活用的大件物品，在撤退前也都拍卖了。 ”
2013年4月25日
注释：
（1）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40页。
（2）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3）（4）（9）（11）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23—224页，第43—44页，第207页，第208页，
（5）见《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下卷，第419—420页。
（6）（7）见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下卷，第12页，第47页。
（8）见曾业英、黄道炫、金以林《中华民国史》第七卷，中华书局，第203页。
（10）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4—58页。
（12）见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75—276页。
（13）（46）夏衍：《懒寻旧梦录》， 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142页，第634页。
（14）见《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1958年8月版。
（15）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0卷，第47—48页。
（16）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17）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十一卷，中华书局，第8242页。
（18）张大中：《我经历的北平地下党·波澜壮阔的抗暴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2月版。
（19）（20）见石源华、金光耀、石建国《中华民国史》第十卷，中华书局，第469页，第468页。
（21）（45）康·米·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40—141页，第130页。
（22）（23）（25）（27）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十一卷，中华书局，第383页，第384页，第384页。
（24）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63页。
（26）（34）（35）（39）（44）（48）（49）（50）（58）见丁群 《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184页，第164页，第167—168页，第183页，第229页，第 230页，第232页，第234页，第238页。
（28）《鲍莱调查东北工业报告》（1946 年12月15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
（29）郭克悌：《东北的盘踞与劫掠》，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
（30）《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见《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1995年编印。
（31）唐韵超：《日本投降后苏军在大连的情况》，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32）柳运光：《我所了解的苏军》，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33）（40）韩光：《旅大八年》，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36）（37）刘顺元：《中共大连党组织与驻连苏军关系》，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38）王世明：《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41）刘顺元反抗苏联情况，见丁群《刘顺元传》第十六章《忍无可忍的抗争》。
（42）《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43）旅大地委执委全体会议情况，见丁群《刘顺元传》第十八章《吓人的大帽子》。
（47）金凤：《曹禺先生的苦恋：身不由己》，《今日名流》，1998年第4期。
（51）见高建群《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98页；又见罗银胜《顾准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81页。
（52）（55）（56）（57）《顾准自述》，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42页，第240页，第240页，第240页。
（53）见罗银胜《顾准传》，第389页。
（54）见高建群《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第402页。
（59）董希真：《苏军从旅顺口地区撤退的情况》，见《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