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开平
雍正即位后，鼓励大臣们上疏言事。翰林院检讨孙嘉淦遂上书劝诫三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件倒也罢了，第一件简直就是捋虎须。雍正为巩固地位，把几个与其争位的亲兄弟都治了罪，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搞得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私下都说他是篡逆夺位。这份折子无疑给了雍正一记响亮的耳光。雍正恼怒地将其疏文遍示诸大臣说：“翰林院怎能容得下孙嘉淦这样狂妄无知的家伙呢？”打算将他革职查办。幸亏孙嘉淦的好友为其求情说：“孙嘉淦的确有点狂妄，不过他能够直言上谏，臣下倒是很佩服他的胆略。”雍正只好顺水推舟，勉强笑道：“朕也佩服他的胆略。”因此才未立馬办他。
一天，雍正忽问：“天下有几种人？”孙嘉淦回答：“只有两种人，一为名，一为利。”皇帝接着问：“爱卿属哪种人？”孙嘉淦答：“为臣不爱利。”言外之意，当然是为名了，可皇帝却觉得他有自表清廉之嫌。后来，孙嘉淦也常有所谏，每每惹得皇帝老儿不高兴，加上旧怨尚未释怀，皇帝终于寻了个小小的不是，将他逮捕入狱，交刑部议处。刑部颇能领会上意，议处说“按律当斩”。此时，雍正又玩起了心眼，发话说：“此人性虽狂，朕也不想再见他，但他不爱钱是出了名的，姑且念他有这么个长处，就让他去银库工作吧！”
雍正驾崩后，乾隆即位。新皇帝求治心切，为收揽人心，孙嘉淦被再度起用，任左都御史，专管监察。孙嘉淦经过深思，认为乾隆初临国政，政务繁多，当以修身养性为先。于是，壮胆上了一道疏，请皇帝不要喜欢小人而厌恶君子。
他还劝诫乾隆，皇帝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通的神人，应该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该疏笔锋所向，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语言之美，又足以令人拍案称奇；读来虽切中时弊，但也难免让皇上汗流浃背、坐卧不安。有人便趁机弹劾他“轻佻妄言，诋毁朝纲目无尊长，有悖人臣伦理”，应将他革职查办，打入死囚，吓得他心惊肉跳了很长一段日子。
要知道，清朝一代，文字狱是非常厉害的：雍正在位13年，兴17起；乾隆在位60年，兴130起，平均每年就有两起多。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下，人的腰板再直也会被折弯。
孙嘉淦久经官场摔打，又两度从鬼门关捡回了性命，自然对文字狱的厉害之处深有体会，从此之后，他便由之前的锋芒毕露变得圆滑世故了，胆子也越来越小。笔锋所及，多在风花雪月和青山绿水间。
他写了篇游记，洋洋洒洒长达1，5万余言，繁简得体，起落有致，不仅被孙本人引为平生快意之作，也被公认为当世绝佳妙品。他所上奏章，则多是些避开朝政要害的空泛之词，且能十分精准到位地迎合主子的心思。一次，乾隆过寿，众臣上贺，礼品皆是些奇珍异宝、真金白银、古玩字画、名贵补品。唯孙嘉淦别出心裁，提来青菜一桶。群臣不解。他解释说：“皇上圣明，必能使吏治清明，国运长青，大清一统。”众人称妙，龙颜大悦。
他还量身定制了为官处世的八条要诀：“侍奉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待同僚尊重而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利……”这也被后人看成是为官做人的八项基本原则。
这些招数，果真灵验。他从侍郎、督抚，一直做到兵、刑、工、吏四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还当过直隶、湖广两任总督，最后从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高位上退休，可谓官运亨通，风光无限。
1750年，乾隆筹划首次南巡，有官员对此颇有微词，企图阻止，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因孙嘉淦的牌子很响，就假托其名义伪造了一篇谏稿和皇帝的御批，矛头直指乾隆，并罗列了其“五不可解十大过”，然后在民间和官场广为传播，以求制造舆论，煽动人心。这篇文章还真的产生了很强的号召力，国人皆知，舆论哗然，弄得乾隆很是被动，勒令全国严厉追查。
事发后，赋闲在家的孙嘉淦寝食难安，对家人说：“先帝和当今圣上曾劝诫我不要太过于看重名声，现在恰恰有人假托我的名声写伪奏稿，大概是我生平太过于看重名声的毛病还没有彻底抛弃而招来的祸事吧。”
伪奏稿事追查了三年，仅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伪奏稿而获罪下狱。孙也担惊受怕、如坐针毡了三年。1753年，这位曾经的大胆谏臣惊惧而终。
编辑/晓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