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
争鸣广场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外四篇）
◎任芙康
主持人语：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不同的论者会有不同的识见，因而也不好定论，更不可能划出一统的尺度。但好的评论，还是有一些共性可以言说，比如深刻而又准确，精辟而又独到，尖锐而有分寸，当然还包括文字的鲜活与富于张力，文章的好看可读等等。正好这里就有一组以《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为题的文章，或可看着范本，供诸君赏读研判。《“全集”的泛滥与贬值》一文，说的是国中现象，对照云南文坛“全集”频现的现实，检讨一番，可能也不无意义。（冉隆中）
中国社科院的李建军，很多年前，寄给我们批评长篇小说的稿子。一读，就知道这位作者对路子，《文学自由谈》添了新同志。他的文章，很勇敢，说三道四全然无顾虑，又很单纯，没有绕进文坛的人际关系。他曾宣称，他景仰的文人中，鲁迅第一。可能是爱屋及乌，这个乌，是鲁迅先生乌黑的胡须。于是，印象中的李建军，上嘴唇总养着一撇鲁迅式的短胡。我其实不是要说他的胡子。想说的，是他做评论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他张扬李四，质疑张三，除了整体的估价，更多的是，从作品的细部辨认黄金与黄铜，很详实，不虚乎，常叫人有板上钉钉的感觉。比如他拿一些名家的长篇作靶子，很像是显微镜下使解剖刀，或者说人家这个词用“过”了，那个词用反了；或者说人家这句话叠床架屋了，那句话残缺不全了。总而言之，话不留情，却都在理，又含着见识。便觉这样就好，无论对读者，还是对作者，隔靴搔痒、隔山放炮的废话越少，就越有警醒和提高。
但是有一天，我俩通电话，我却鬼使神差地劝他改弦易辙。我说，不要学我，给人改稿，终无出息。就连一些有志向的编辑，给别人改了几年稿子，往往都洗手不干，当作家去了。作为评论家，吹毛求疵于作家的字、词、句，你说得全对，也不显得你多高明；你部分说对，或不小心大部说错，肯定反落话柄。所以，偶一为之，可以。但如过于上心，当作正事来做，只会像背人爬泰山，流大汗、挣小钱，费力不讨好。
其实，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他减弱自己的斗志，只是希望他改进自己的战术。
建军显然不以为然，但并不驳我，听他电话里时而浅笑两声，表示出他的大度。不过后来慢慢发现，他的批评文字，似乎有意无意在减少甚或避免从前的“琐碎”。于是让人感觉，不断修炼自己的李某人，已渐渐显露出大牌评论家的气象。
大牌评论家动笔，异于寻常写手的地方，甚多。最突出的特征，可用“宏大叙事”概括。这四字无须过多解释，也不必四处搜罗例子。从一段时间内的文艺类报纸上，你可以找到许多范文。尤其是隔三岔五，整版整版地弘扬某人某书，则通常是宏大叙事的集中展演。此外，在各式各样的文学研讨会上，亦可随时欣赏到宏大叙事的丰采。对此，想必各位都已多有领教，这里不做罗嗦的描绘。
只想说，宏大叙事，语声高亢，属于主旋律；词藻高蹈，适合打广告。之所以能大行其道，绝非偶然，是商品经济时代的产物，深得上下左右各色人等的青睐。发展下来，自然而然就成了评论的一种格式和尺度。
有一回，在北京研讨天津作家王松的小说。事后一家报纸要刊出发言“纪要”，我于是免了客套，整理出一段话，大意是：
我和王松虽同居一城，平日各忙各的，反倒没有机会聊天。前年，看过他一部小说，有几句阅读心得想说给他，因无缘碰面，故至今未遂。那部小说是一次参观活动的产物，我一直觉得，写作者平日深居简出，干活儿辛苦，偶遇热闹场合，完全可视为呼朋引类的放松与调节。从组织者的角度看，采风之类，无非是行为艺术范畴内的表演。既是表演，张罗者全有目的。作家们被盛情相邀，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投桃报李，用文字“配合”一下，倒是说得过去。而惟有小说这种样式，作急就章式的呼应，则大不合适矣。所以趁今天祝贺王松的机会，说出一直想说的话——作为已经步入成熟期的小说家，已经成为不容文坛忽视的小说家，一旦进入创作的构思与操作，最好能以一种纠缠般的劲头，揉搓自己熟悉的题材。凡属陌生领域，又未经先行吃透，则应避免涉足。姑妄言之，仅供王松参考。
我这样说，哪里只是让王松参考。因为王松这回的写作，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其实是个偶然，此前在题材上，不曾有过功利的表现。但就整个创作界看，并非个案，说给大家，或许有用。但等到“纪要”出笼，独独少掉这段话。记得那日与会者叙事多宏大，颂词满堂飞。我的试图不同的声音，其实取舍已定，自无发声可能。常言说，世道如何如何，瞧瞧各类研讨会，对文坛之世道，也就可窥一斑。
宏大叙事，以鼓励作家为己任。其实，作家是不用鼓励的，尤其不宜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鼓励。依我多年体会，很少有作家真心诚意地当自己是学生。他叫你“老师”，可能出于出道不久的礼节。羽翼丰满之后，仍尊你为师，往往已演变为一种调侃。所以，对于作家的创作，你不妨实话实说，完全不必用虚话宠他。也是一次在北京参加研讨会，庆贺重庆作家张于新书问世。此书图文并茂，皆出自张于之手，令与会者惊呼一片。有人说，昨晚拿到书，大受震撼，彻夜难眠，今天来的路上，还收脚不稳，连翻几个跟头。据我耳闻，张于好身手，又能写书又能画画，实在多才多艺。他的文章好，能签高版税；他的油画好，能卖好价钱。我当场受左右感染，也特别想赞美他，而费劲想出的好话，却全有人先我出口。但见张于还算扛得住，花言美语的颂歌前始终面带谦恭。我犹豫半天，还是说了一段非表扬的话：
张于出版了一本展示他才华的书，今天又收获到丰富的鼓励。这是不容易的。很为我的老乡感到高兴。以后的日子，张于如果想油画玩得更好，文章写得更妙，让这两件事情齐头并进，当然是我们期望的。但这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如果做专业，张于最好在画和写之间有一个选择，不然你的两头通吃，势必两头扑空。因为文学界不会承认你，美术圈也会置疑你。被人说三道四的结果，你可能就被耽搁了。你看眼下文学艺术圈里头，通吃、横扫的角色，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才能的人，或者一定是具有非凡的忽悠才能的人。但我说的可能大错，提出来仅供张于参考。
我又说了个仅供参考，其实并非只想说给张于听。人在世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全才是极少的，“术业有专攻”的规律是不可以违反的。宏大叙事者不管这些，只要被研讨的才子、才女高兴就拉倒。散会后张于说我讲得对，其模样很真诚，我也就放了心。我这人的性格，自知有弱点，说话常无遮拦，又生怕惹人赌气。
看而今的评论，宏大叙事已经蔚然成风。听发言，看稿子，很容易就打头碰脸，叫人避之不及。有时候，忽然心中一动，不禁想起李建军，竟有些怀念他前些年的批评姿态，也就往往同时心生反省。建军当初的方式或许并无错，与虚张声势的宏大叙事刚好相反，不妨称之为“文本细读”吧。文本细读，搜寻作品的瑕疵，就像庄稼地里除草捉虫；寻觅作品的优长，就像夏收季节田间拾麦穗。都得头顶烈日，都得弯腰动手，都得出力流汗。其实有过田野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农事劳作除了辛苦，也常会有其独有的快乐和诗意。而那些撑着太阳伞站在田坎上赞美劳动的人，甚至凭靠电视画面讴歌丰收的人，哪里会有切身的体会？
这些年，就我目力所及，文本细读的评论越来越少，甚至濒于绝迹，导致生态失衡，忘乎所以的作家因此越来越多。我翻开一部长篇，在紧挨着的千把字里，遇到九个“笨蛋”；我翻开另一部长篇，在头两页之内，撞见六个“历史”。前者是为了体现作家的性格，后者是为了展示作品的深度。这两部捉襟见肘的小说，都受到了热捧。热捧者正是那些惯用宏大叙事的评论家。小说区别于说书，不仅仅要故事，更要强调语言。有人会说，说书也属于语言艺术。此话不错。但口头的艺术语言与书面的文学语言就是不同，且有大区别。光从实际情形看，若讲说书的普及，其家喻户晓，小说连个零头都赶不上。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说，曲协的编制应扩大，作协的机构应取消呢？评论家的文本细读，往往正是对文学语言的评估。如果这种评估也能蔚然成风，上述成群结伙的“笨蛋”和“历史”，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山西有个李国涛，主要写小说，偶尔也写评论。最近读他一篇成一小说的读后感，文字安静、素朴。不把成一的小说一句一句地读过，是断然写不出的。尤其读到最后，他挑出小说中的“余之寒舍”四字，看似寻常，却让人玩味不已。宏大叙事的眼神儿，在这些细微之处，只会飘忽而过。又读过一段胡适谈张爱玲《秧歌》的话。胡适收到《秧歌》，整整三月才写出那些评价。时间不短，一是证明胡适忙，二是证明胡适确实读书了。接着，胡适谈到了粥、麻饼、棉袄之类，铺陈得如何之好，又说到了同一个人第160页的年岁与第205页的差距等等。所有的话，谨严实在，没有一句露出虚热的征兆，令人心有所悟。看李、胡的文章，关注点似乎全在细微处，其实才是大手笔。读过他们那样的评论，往往会随之产生读原作的冲动。
而我们许多评论家，责任重，项目多，总是在赶路，风尘仆仆，大步流星，三步并作两步走。消消停停地读书，可能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了。候车、候船、候机的空档，翻翻书而已啦。轮到写文章、发言，你叫他文本细读，还不等于叫石头开花，公鸡下蛋；而回到他宏大叙事的强项，可以说眨眼就有，张嘴就来。
反看我自己，同样读书有差距。不过我虽混迹于批评圈，但主要是为评论家做事。组约他们的稿子，编发他们的文章，然后，奉寄他们的稿费，于是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关系。所以，我说的话，绝无得罪评论家的主观故意。为着文学批评的发展，我只是想象着，不论你采用什么方式进入文学的评论，你可以像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样思考，但也应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最终期望的是，从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用我们诚实的话语，找回批评的价值，找回学术的权威，找回评论家的良知和尊严。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见着评论家，叫出的那一声“老师”，透着诚恳，又略带羞怯，那才是真正学生的敬畏。
这里，我引用谢世不久的学问家任继愈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结束：“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鼻孔朝天的人
京城东边，有一所学校，学员进去，若干时日出炉，虽不曾获得人事档案认可的文凭，却从此脱胎换骨，拥有了经久言说的由头、背景，乃至资本。这处超级福地，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鲁迅文学院。鲁院由前身、转身、变身，直至今日模样，其间经历过数十年演变，出了很多的人才，出了很多的庸才，出了不多的奇才。这就很了不起了。遍看国中，其他各行各业的培训、办学之类，如此多快好省，如此事半功倍，似无先例。
五年前某天，翻看一篇来稿，题为《鲁院听课记》。作者陌生，姓冉名隆中，系鲁院弟子。这种文章，十之八九，颂辞满篇，应该不抱太高期望。但念及人家学子知恩，撰文抒情，对“母校”投桃报李，亦在情理之中。
然此文别异，几段下来，你必得改变你的漫不经心，将一万六七千字一气读完。这位学生，来自云南，进修两月，听课30余堂。从他的逐堂记叙看出，尊敬也还有，钦佩也还有，但习见的仰望没有，点头称是没有，诚惶诚恐没有。这是一个不太拘泥于礼数的人。其字里行间的锐利与唐突，清醒与破绽，较真与狐疑，让人心喜难捺。几十载的鲁院注册学员，想已成百成千，能写出这般“听课记”，追仿鲁迅遗风，与鲁院名号相符者，怕是罕见之至，唯该生崭露头角。
声韵异样的文字，常有跑调之嫌，向来见仁见智、好恶悬殊。斯文刊发之后，果不其然，毁誉四起。此刻的冉隆中，对于“誉”言，倒是感觉良好，怡然消受；而对于“毁”语，则似乎准备不足，心生困扰。但他终归智商充盈，大约明白了坏心情不可泛滥，遂很快安静下来。
这一安静，许久杳无音讯。时有闲暇，也曾有过揣想，冉某一副挥洒自如好笔墨，定然不肯轻易停歇，又将有些怎样的涂抹？
终于一天，收到他的新作。发排之际，我颇有感慨，便假“责编”之名，写了出来——
沉寂相当时日之后，冉隆中寄来这篇《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再次给了我们击节叹赏的意外。区别那些在东南西北的都市上空，飞来飞去的评论掮客，冉隆中远离闹市，游走于县城乡村之间，耳闻文人潦倒，目睹文事萧条，于是心情快乐不起来，做派潇洒不起来，言辞高蹈不起来，当然只能生发出关切的、悲悯的、沉郁的、令人揪心动容的文字。也许，正是由于有大群庸常之徒的急功近利作参照，冉作者这篇言谈小地域、小人物、小道理的与“宏伟叙事”迥异的文稿，却恰恰显现出眼下文坛难遇难求而又货真价实的大气象。
为他这篇稿子，我刊专辟“调查”栏目。从此每期一文，延续至今。冉隆中纠缠般探寻的，均为同一内容，即底层文学之真相。这在眼下文坛，堪称时尚话题。对草根写作放言高论、隔靴搔痒的男男女女，几乎逢会可遇。但事实上，冉隆中鹤立鸡群，对底层文学的切肤之感，眼下尚无人能及。
他以救死扶伤的冲动，细腻犀利的刀法，解剖一只只滇产“麻雀”，呈现出的，当是整体文坛的病灶。他访谈的数十位底层作者，散居于各地荒镇陋寨，无一不是亲脚走到，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有时山高路远，还会有数日火塘取暖、粗食果腹的勾留。总而言之，他要避免的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他要远离的是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他要杜绝的是居高临下，妄加评判。
纯粹文学意义的写作，理应绝缘于锦衣玉食与呼朋引类，理应伴随清苦与寂寞，但冉隆中刻意寻觅的访谈对象，大都过于清苦、过于寂寞了，直至处于赤贫如洗、无人理睬的境地。所以他要鸣不平，他要鼓与呼。他最终拿出的每份调查，无论素材，还是见识，皆区别于众多名流伪善的“平民意识”，全是文学情怀，全是民族歌吟，全是底层故事，全是民间声音。惆怅、压抑与感伤，虽是弥漫冉文的基调，但结识知音的快活，山川原野的诗意，文学不灭的古训，浸润着他，在其步步艰辛的调查中，自有一腔飞扬的向往。
我同冉隆中，稿件交往，前后五年。时而有事，电话联络，始终未曾谋面。《文学自由谈》封面上，登过他一颗头像。一张寻常的脸，四分之一侧仰着，鼻孔朝天。鼻孔朝天的人，通常都是很骄傲的人。而骄傲的人，又多数都是有名堂的人。我服务的刊物，所倚重的就是那些骄傲的作者。写手骄傲，才往往不同凡响，才可能人前说鬼话，鬼前说人话，叫人与鬼都惊诧莫名地吓一跳，因为他们听到了各自不喜欢的声音。
让人无计可施的人
标题里，两个“人”中的后一位，指广东深圳的唐小林。两个多月前，唐小林来天津，领取《文学自由谈》三十年“重要作者奖”。因难得北上一回，他放弃乘坐飞机，往返都选择了耗时漫长的火车，以便沿途观赏。这与分秒必争的多数与会者，形成明显对照。数日朝夕相处，平和的脸，平和的话，更加出人意料。大家读过他锋利的文字，深谙里边的内容，通常都会调动写作者全身关节，尤其需要绷紧面部肌肉。但看眼前此君从里到外的松弛，于是大家明白，老话“文如其人”，也有不灵的时候。一身傲骨写文章，满面平和过日子，这般状态的文学批评者，如今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抛开那些躲在屋子里，只愿做、或者只会做“课题”的评论者不说，场面上兜得转、吃得开的批评家，愈是大牌角色，愈是表现欠佳。无论其话题多么撩人兴致，无论其表达多么遮人耳目，无论其结论多么耸人听闻，都很难掩饰他们贱卖常识，混淆价值，轻慢良知的本性。文学评论花枝招展的热闹，已很难脱离这些人的摇唇鼓舌，尽管他们对批评大厦的建构，实质上起不到丝毫添砖加瓦的作用。但凭借金玉其外的参照，我们才有幸见识到另一类批评家。比如，有了张颐武的概念轰炸，我们能扩充视野；有了李国文的借古喻今，我们能广博学问；有了陈冲的迂回穿插，我们能见识逻辑；有了韩石山的机锋抖擞，我们能领略智慧；有了李美皆的笔墨摇曳，我们能飞扬想象；有了李建军的义正辞严，我们能明辨黑白；有了李更的孤傲清醒，我们能遏制欲望；有了冉隆中的悲天悯人，我们能追逐良善。
唐小林显然特别，他完全入不了第一拨的队列，也大体不同于第二类的路数。文学批评，无疑应归属摆事实、讲道理的操作。而唐小林剑走偏锋，只专注于摆事实，不热衷于讲道理。因为事实一经跃然纸面，便基本上无须啰嗦道理了。他的手法是，借用批评对象自身的字、词、句，罗列其前矛后盾、浅入深出、盗袭他人、重复自己、粗枝大叶、指鹿为马之类软肋与硬伤，从而不温不火地，水落石出地，板上钉钉地，验证出饱学之士满腹的经纶，不过一肚草料；完备的体系，不过一锅杂碎；离奇的叙事，不过一堆呓语。这一招颇有巧劲儿，致命到当事人往往被一箭封喉，难堪到帮闲者虽疾首痛心却无从援手。于是在某些人眼中，唐小林讨嫌到家，却又让人无计可施。他的方式其实笨且累，为精明人所不屑。要眼里看得出对方的错，须胸中先得有自己的对，不博览群书，不独具慧眼，不做足功课，不无私无畏，根本无能为力。每每到手唐小林的文章，一读便知，他手起刀落，已将批评对象的货色大卸八块，掰开揉碎，横着竖着地，里子面子地解剖一番。故而，他的文章是精雕细磨出来的，绝非那种一泄万言、倚马可待的浮语虚辞。
从唐小林舞文弄墨的姿态，可以辨识出，他肯定不是目前文坛最优秀的批评家，但肯定是文坛目前最果敢的批评家。他的果敢，体现在击打目标的专一。专一的对象，乃文坛名家群体。唐小林经年累月的激情，似乎专同名流作对，专与名著为难。自然免不了招惹是非，引来“借名人出名”之类闲话。唐小林固守的理念在于，名人有错，名著有错，如得不到指谬，比非名人、非名著出错，更会有传染的恶果。至于个人受到种种贬损，完全可以一笑了之。总被恭请文坛上座的大鳄高僧，素来醉心于仰慕的目光，任何质疑，均为冒犯。总以为自己笔下鬼斧神工，并从来不会失误。他们哪里明白，真老虎尚有打盹的时候，何况自身仅为纸老虎者流。这也便是唐小林这种较真的人，写批评，写了许多年，还要继续写下去的原因；这同样也便是《文学自由谈》这种较真的刊物，登批评，登了三十年，还要继续登下去的原因。
唐小林的批评，已成为不可预测的未知。谁也不晓得，他的下一支利箭，将要洞穿哪位大师、巨匠的桂冠。如此悬念，利莫大焉。对一些作家来说，会成为创作时的警醒；对一些看客来说，会产生阅读后的教益。《文学自由谈》大量读者来信，表明文坛民意往往具体到，期望唐小林这样的清道夫多上几个，随心所欲的垃圾制造者可能就会少上一堆。
此番天津获奖，唐小林得到的不是评委的全票，只是多数票，这自然可视为他仍需进步的依据之一。我已读过他若干文章，体会其文以载道的基调已经解决。然上乘文章的品质，终究不可或缺文以载趣，不可或缺举重若轻。如果再怀揣一份商榷的诚意，那就定然锦上添花了。文章之道，有的经纬分明，有的则似是而非，留下讨论的余地，会助于引申众人的推敲。
行文至此，仿拟一段唐小林的简历，但愿不会触碰他的隐私。唐小林，四川宜宾人，高中学历，三十七岁到深圳打工，曾做过企业管理、日语翻译。由于后来多年专事文学批评，所有颂扬型文坛聚会均与他无缘，意味着从无“红包”进账。深圳谋生一十九载，因为拮据，每年购买老家宜宾的社会保险。谈起这种对人生后路的安排，唐小林没有无奈，没有沮丧，反倒比倾听者平静、坦然。不同于许多异地漂泊的人，他心中的精神归宿，就在能为自己托底的故乡。他以自身经历，证明辗转多年的深圳，不是传言的文化沙漠，而是真切的人文沃土。一帮从道义上、经济上给予扶助的同乡和朋友，是唐小林应对贫寒、坚守信念的知音。所以，尽管几乎每发表一篇批评，便实际上为自己增添一个“敌人”，他并无胆怯，亦问心无愧。这个远离低级趣味的写作者，为清洁文坛而昂头前行的情怀，非同凡响，闪烁出高贵的光泽，让人生出莫名的欣慰和感动。
关于王干
北京的王干，为扩大读者面，寄我一册《王干随笔选》。眼下出书，大多显出急功近利，封面、封底不忍闲置，常布满名流促销语录。而稍有“阅历”的读者，其实并不认同，晓得这类小把戏，无非借风使船而已。这本《王干随笔选》，亦未能免俗，令人叹息。但王干毕竟业内高手，哪怕追风之举，却也胜人一筹。
替他“帮腔”者两位，一为大陆王蒙，一为台湾马英九，声名均登峰造极，足以搞活看客眼球。粗看马氏之语，语焉不详，翻书后知道与文字繁简之争有关，故略而不论；细读王氏之言，言之凿凿，以短短数行，披露往事一桩。此处不予照录，只是“意译”如下：父亲辈的王蒙（生于1934年），结识儿子辈的王干（生于1960年），仰仗的是爷爷辈的胡乔木（生于1912年）。王蒙叙事，素有讲究。即如这段“忆旧”，忙中偷闲，又列出风云学界的圣贤任继愈、金克木、季羡林。如此这般，寥寥数十字中，五六个人抱团儿纠结，互为策应，大有多义及深意存焉。如遇高明写手，铺陈开来，定是一段文坛佳话；撩升上去，则具某种史料价值。而对小王来说，借老王之嘴，为自家新书鸣锣，绝非谬托知己。他与老王，关系很铁，渊源不浅，且广为人知，22年前，即有《王蒙王干对话录》问世。
新时期以来，言路广开，催生出文坛无数“对话录”。只是泥沙俱下，多数讨人厌烦。有的一味偏激，只顾凸显个性；有的插科打诨，止于相互调情。而对话之应有货色，诸如问题探讨、理念交锋、志趣对决等等，则几近于无。有此前因，“二王”对话出笼之际，众人并不看好，即便闪耀出“王干干王蒙、王蒙蒙王干”的亮点，仍被疑为二人彼此心领神会的噱头。及至读过对话，学问一点点水落石出，价值一点点雾去山明，人们方明白何谓铜与金，何谓瑕与玉，何谓骡子与马不一般。幸运的小王，出名早，得益于自己的早慧；扬名快，离不开前辈的帮忙。小王属个案，自然也含着通理，旁人如果仅知羡慕或妒嫉，只会不得要领、徒添烦恼矣。
打出道算起，王干舞文弄墨，北漂南飞，近30余载。虽童颜依旧（那是生理天赋），但已脱尽生涩（那是后天修炼）。就说这本《王干随笔选》，文字活泛如蝴蝶，气韵爽然如晨光，道行深幽如潭水，格局早已逸出小文坛，放眼大文化。如将他归类于杂家，并无不当，其品相、质地，皆纯正可靠，不乏“高人”端倪耳。一位成天读书的朋友，摇头晃脑，向我鼓吹此书。他的意见是，假如你手头不空，就先干正事；如果你闲着也是闲着，就不妨翻翻，多数篇什，是会叫人开卷释怀的。
前几日上街买书，走进一家熟店子。该店女老板，温文尔雅，喜欢阅读，尤爱随笔类，店里进货倾斜于个人爱好，几年下来，团聚起一群随笔发烧友。此刻看见我，迎上来就讲王干的新书。说话间，老板似觉我有狐疑之色（其实我真没有），遂将一段句子背给我听：“随笔的功夫不在笔头上，而在人身上。一个工于心机的人写不好随笔，一个缺乏幽默感不能自我解嘲自我反思的人写不好随笔，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不配写随笔，一个光知道掉书袋的人与随笔无缘。”此乃王干随笔生涯之心得，写在书尾“后记”里。老板背完，含笑相问：“任老师，王干的体会是不是很有见地？”
许多出书的作家，往往倚重评论。而销售畅达与否，其实意义更大。十位评论家对你的弘扬，抵不过一位书店老板对你的欣赏。前者言而无信，常常被人识破；后者借助切磋，可直接让读者掏出钱来，抱书回家。感染着老板的喜悦，我替王干高兴，哪天见着了，一定告诉他：“名人为你助兴，固然雅致；生人替你卖书，才算实惠。老弟，你就偷着乐吧。”
胖 子
朋友一上来，就介绍此君叫胖子。“胖子”顺口，又亲热。之后见面、通电话，张嘴闭嘴，就全是“胖子、胖子”了。以致长达数年，竟不晓得他的真名。胖子在纽约、北京、天津，均有至爱亲朋，皆可随意长住。端的是，浪迹天涯好儿郎，处处无家处处家。我与胖子的口感，所见略同，便相约下了几趟馆子；我与胖子的腿脚，完好无碍，却共同做了几回足疗。于是，两个都讨厌无端沉默的人，话就多了起来。
胖子听说我籍贯蜀地达州，先是瞳仁一亮，跟着双眼眯缝，似在一点点启开尘封的记忆。“你的老家要得哟！”迎着胖子脱口而出的川语，我大感意外：“你去过？”胖子告诉我，像是告诉一个外地人——达州建于东汉，已近2000高龄，城郭三分之二被大河环绕，另余部分倚托拔地而起一尊高山。胖子旋即喟叹，府上老城如同佳肴一盘，要色有色，要味有味，要形有形，证明古时的官人，设郡造邑，多有章法，并不胡来，比眼下一些刚愎自用的要员，讲究多了。
胖子突然问我：“一中毕业的？”得我肯定回答，他又感慨起来，百年老校哟，你晓得不，你的学长中，一个张爱萍，人民海军创始人；一个黎玉玺，台湾海军“总司令”。我赶紧回应，后学忝列校友，实属巧合，怎敢拿先贤炫耀。又一边纳闷，眼前胖子，纯种冀人，长于北国，何以对川东北一小码头了如指掌？
接下去，话题转向，聊起胖子的纽约生涯，市政府上班一族，家居长岛南端云云。我便说我去过长岛，并歌颂景观独有，令人回味。胖子并不理会我的恭维，劈头问道：“走的哪条线？”“可男女裸泳的海滩。”胖子光头轻摇，微微一笑：“那是东线。东线无非看稀奇，中线则能看历史。等你下次来，带你游中线。”
胖子话音刚落，我又凑巧远涉重洋。先至迈阿密，再折返纽约，选了个春鸟啁啾的日子，走进长岛南端胖子家中。
与胖子一家异域重逢，彼此都生出内心的愉快。胖子的妻子莉珠，典雅而又真诚（这两种优长往往相克，融会出色者甚少），属于上海女人堆中，遴选出来的好女人。莉珠的生意一度颇具规模，当今多位画界翘楚，20余年前于纽约奔波时，在她公司设计室开过工资。衣着素朴、现已归于散淡的莉珠，奉上茶点，提议我们稍事停歇，不妨转转家中胖子的领地。进得书斋，文房四宝，样样质地上乘。想不到胖子的字，自成一格；胖子的画，画中有话。更出人意料的是，地下室“家伙”齐全，俨然书画装裱的作坊。胖子自嘲，我这人有一毛病，玩啥就玩他个有来道去。
长岛中线，乃昔日国道，弯来拐去，林木繁茂，步步有景，果是奇特。跑出个三二英里，路旁便静卧一座小镇。许多房舍墙上，钉有铁牌，标明构建于二十世纪初、乃至上二十世纪末某年某月。临街小店五花八门，出售的笑脸与货品，曼哈顿绝然难遇。胖子一边驾车，一边导游。衡量一个镇子昔日盛衰，鉴别十分简单，就看有无邮政、消防。谈及类似“常识”，胖子笑曰，美国年轻一代，也未必个个明白。就像弄清“西点军校”的来历，无须别人指教，他独自沿哈德逊河，溯流而上，实地观察、考证，随后悟出“西”为方位，“点”即要塞之意。
驱车跑着跑着，常会见路生岔，侧目百米开外，横着气度非凡的铁门。杂树花影之中，似有黑衣家丁出没。胖子解说，这便是中线的鬼魅，你搞不清某座有湖有岛的宅子，盘踞着哪位显要。比方说，再过一会儿，就可瞧见宋美龄的故居啦。
长岛中线游之后，不足两年，我再去美国。因未曾逗留纽约，憾与胖子失之交臂。寻常日月，朋友居间传递，我与胖子，倒时时互有消息。
前些天，朋友递我一迭文稿，嘱我务必翻阅。“谁的？”“陈九。”对这位陈九，我真还略知一二，在多家报章及选刊，见过其人诗歌、散文、小说，似为写虫一条。“翻阅可以，为何务必？”朋友一乐：“陈九就是胖子的笔名呀！”什么、什么，胖子竟然等于陈九？文墨之徒露相，通常俗如土财显富，初次见面，来言去语三句之内，必让你明白，你对面不是水货，活生生一位“作家”，不止“著名”，且已量化为“国家一级”之类。而熟稔的胖子，竟在我眼皮子底下，成功潜伏，含而不露，再忽地变脸，现身为“旅美华人作家”中的名将，简直是对我视觉、嗅觉的嘲弄。
往日读陈九，随意又潦草，无关痛与痒。此番读陈九，却总有胖子的模样，在眼前晃动；总有胖子的声音，在脑海荡漾。他的叙述可靠，区别于“放洋三日，成书一册”的浅薄之徒；他的观照真切，迥异于久居异邦，思维狭隘的偏激之辈。胖子啊胖子，我的好兄弟，早早结识，是咱的缘分；相见恨晚，是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是面镜，映出半生苦乐。你的文章是杆秤，称出作人质量。你的文章是把尺，量出为文气象。“你说美食，我想饺子。你说女人，我想贤惠。你说喝酒，我想高粱。你说吃肉，我想红烧。你说中国穷，我想流泪。你说中国坏，我想抽你。”如此句子，就是你人生的自白，细腻至极，同时又粗犷至极；深情至极，同时又简洁至极。于你而言，大到魂牵梦绕的故国，小到本不相干的达州，细到其风物、掌故、轶闻，只要住过、去过，无不入眼入心，经久不忘。倘若忽略境界、情怀，用轻飘飘的“记忆超群”来夸你，无异混淆智者与凡夫，以为龙蛇之差别，只在长短和粗细。
这两日念叨胖子，突生疑问，胖子笔名陈九，他的真名呢？“陈、志、军。”朋友一字一顿地回答我。陈九，陈志军，都好，都不错。但是，但是，都不如“胖子”响，都不如“胖子”亲。
（作者系《文学自由谈》资深主编、 多届茅奖、鲁奖评委）
金盏子 赵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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