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生贵
倡导民族艺术创新机制中的生态化与整体化原则
宋生贵
艺术的创新与持续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和随机的，而是涉及众多因素，并有自身特有的规律。特别是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民族艺术的创新与持续发展，更应持之以整体的、和谐的发展观。根据民族艺术生成、发展多因集合的特点，面对新的时代背景，针对当下地域性民族艺术发展变化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特别应倡导生态化与整体化原则。
一、当下民族艺术创新的误区
在当代经济具有全球化趋向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受来自经济的、科技的、观念形态的等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构成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诸多因素及其文化生态的整个结构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积极调适与不断优化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当然，在当代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的调适和优化，会遇到种种矛盾和难题。譬如，在维持民族地区自然的原生态和谐与人对自然的开采利用之间，在传统的人文境界与现代生存需求之间，在美学品格的追求与实用功利——特别是在市场化前提下的经济利益驱动之间，以及艺术与科技之间，等等，在当代人的实际生活和生存方式中，都可能出现矛盾，或成为难题。因此，必须要有可以制衡的东西，以避免偏执和极端。
民族艺术要真正实现有底蕴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则必须要依托于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与有机性；而其特色的彰显，则除了要将特色转化为优势之外，还需要有相适相谐的环境。当下，即应真正确立“整体的、和谐的发展观”，将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置于民族文化建设以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系统中看待。
与之相关，在当下应避免走入以下误区：一是为创新而创新，既缺乏厚实的基础与丰富的内涵，又没有水到渠成的准备，这样的所谓“创新”往往只是一种刻意的立异标新，是表面化的，到头来也只是随机一闪，昙花一现；二是过分放大民族艺术的旅游文化效应，以利益追求为目的，降低甚至丧失民族艺术的美学品格；三是热衷于搞大活动、大制作，追求大投入与轰动效应。这样的举动往往是见物不见人，见量不见质，文化关怀的重心放于外在的轰动效应，而不是文化的内在资源，忽视艺术本身的质的要求和发展目标，结果往往是导致泡沫艺术或虚假繁荣；四是跟风赶潮，盲目仿效，使艺术及文化实践出现过多时尚化，如，近年来出现的对央视《百家讲坛》的追随，都近乎滥与俗，而且使一些伺机追逐私利的文化掮客或平庸的“万金油”人士大行其道，产生许多误导作用；五是复制性创作，使本该特别强调原创性的艺术创作变为模式化的制造，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而取代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这种复制性创作可以视为文化工业的一种生产方式，它打破了传统审美规范的诸多禁忌，追求标准化、扁平化、程式化，而使陌生化的创新变为庸俗化的成规；六是热衷包装，如作品、演员、舞台、表演等皆讲包装，致使不少艺术活动中的包装奢华成风，甚至相互攀比，不断升级。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属于艺术表达泡沫化现象，并非艺术本体发展的真实面貌，尤其不利于促进艺术内涵的丰富与提升；七是忽视艺术人才成长与艺术作品产生的周期规律，急功近利。这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不利于精品力作的产生，也不利于良好的艺术氛围与文化生态的营造。
笔者认为，上述七个方面的情况，在当下的文化艺术活动中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存在着，有的还会在一定范围内凭借某种条件与力量形成气候，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这很容易对艺术创作与鉴赏产生误导，以至造成艺术审美判断上的价值错位或混乱，而这当然不利于民族艺术的真正创新和发展繁荣。
二、民族艺术创新机制的内核
笔者曾撰文指出，一个民族的艺术，以至整个文化，只有是可增长的，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美学品质的提高为标志，而要真正实现美学品质的提高，必须以内在的文化积累与发展为依托。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艺术，整体而言，它所追求的应是多重因素促动下的新的民族个性。[1]由此可见，张扬并合规律地建树新的民族艺术个性，正是民族艺术创新机制的核心。民族个性始终是民族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精魂，也是形成其独特美学品质的内核。尽管我们现在很难（也无需）设定走向开放的民族艺术，在当代新的人文背景之下以及面对新的世纪之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形态，但有一点可以断定，那就是必须始终在美学上高扬新的民族个性。否则，就会失掉自身的价值，那样，所谓“交流”也就必然成为一边倒的被动接受。这是绝对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忽略或丢弃民族艺术个性追求的所谓艺术创新，是缺乏文化血脉与根性潜质的，其作品必然缺乏独特品质与生命力。
同中国总的艺术发展情况一样，民族艺术既要受到世界的影响，但亦绝不能脱离传统的影响；既受当代新的生活、新的文化形态的启示与摄动，同时也要传承本民族文化精神的优良基因。所以，从整体上说，它所追求的应该是多重因素促动下的新的民族个性。在具体的艺术实践及美学追求上，则需要不断实现这样的双重超越：吸取与消化本民族以外健康而有益的东西，在横向上能够穿越诸多域限，不断跨向新的境界；植根于传统优势而又有所突破、有所推进，实现纵向提升。
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艺术，具有显著的地域特性，而且在以往特定历史条件下，都经历了长时期的相对封闭与自适自足、族群生活与生存中多因素濡染的过程，往往特色鲜明，同时又极富自然与人文内涵，当然，也便自然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差异。但现代化科技支持下的现代媒介及传播机制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物理时空界限，随时将负载丰富的信息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并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渗透，这对于具有地域特性的民族艺术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其挑战主要是，一方面其原生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本民族中的审美群体（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需求发生变化——凸显现代性和丰富性，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既关系到其生存，又关系到其发展。机遇在于，当代全球化背景为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多种可能，因而，一方面可以在交流中丰富自己并获得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种种现代性传播方式大大超越原有域限，走向广阔的世界。因此，地域性的民族艺术要在当代背景下获得良性的、不失主动性的发展，固步自封不可取，只求外在表现形式花样变化而无关根本是不可能实现持续性发展和增值的，只有深入到民族文化结构的层面，把握其精神内核，继而藉此进行新的、相适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创造，即做到民族性、地域性与现代性完美融合，在美学品质上建树起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民族个性。
在当代背景下，激活并合规律地推动以追求新的民族艺术个性为核心的民族艺术创新机制，要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就直接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体现而言，如何开掘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如何提升艺术原创力，无疑是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任何民族文化的内涵又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静态，它具有时间性，只要时间在流动，这一内涵就在变化与更新之中，它从来就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很难想象，一成不变的文化何以产生生命活力。事实上，文化的生存、发展和进步，本来就是在不断吸收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而创造性地实现的，民族艺术创新机制中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掘和利用也是如此。这便意味着，发现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本身即是一种深层的交流，需要有开放的视野与姿态。
另外，实现对民族文化资源发现、利用及展示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还与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及创造能力相关。所以，我们在充分认识并注重合规律地发现和利用民族文化审美资源的同时，还需要始终强调原创精神的张扬与原创力的激发。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源要想成为生动、鲜活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都必须与当代及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包括文艺审美）相联系。所以，一切传统的文化资源，要想真正在当代发挥作用，都要经历不同方式的现代转换。其中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或资源，其本身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新的艺术产品，只有经过一定形式的再创造，才能成为具有当代审美意味的作品。二是虽然艺术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其所依赖的资源可以反复使用，而且不是越用越少，但其拒绝模仿和复制的特性决定了其格外需要创新。
要真正形成民族艺术的创新机制，原创力自然是格外重要的。可以这样说，缺乏原创力的创新机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关于艺术原创力，有理论家曾这样解释：“……‘原’字却格外重要，它强调的是原初性，即一切来自本源、根本、大地和生命，作品有其不可复制性和排它性，它是新鲜的，独一无二的，又是反抗平庸、陈旧和重复的，它是一种新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把握角度，一种新生命形式的艺术显现。”[2]可以说，古今中外任何艺术创作，凡是可以成就精品以及有生命力的，都必然是富有原创品质的。民族艺术也毫不例外。当下特别提倡原创力，因为“在这个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世界里，原创性的丧失，复制性的膨胀，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是在一个领域，而是在最广泛的领域，存在着原创性匮乏的危机。”[3]此类问题，在当下的民族艺术创作以及艺术活动中同样存在着，所以，要形成有生气并能出佳作的民族艺术创新机制，则需要特别注重原创力的提升。
三、倡导生态化与整体化原则
民族艺术既是历史范畴，又是文化范畴。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观必然体现着不同的生存观和生态观。同时，民族艺术又绝非仅仅是来自于种族因素。种族因素只能是它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当来自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结构，才能产生独具特色的、极易在本民族感应互通的艺术。任何民族艺术都要经历多因素作用的、历史演进的过程，因而总是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而其相对稳定性同样也是一个民族特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它来自于此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是特定自然条件与物质方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历史而宏观地看，民族艺术同其它任何文化形态一样，变化是常态，而稳定则是相对的。但由于它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特别是经由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深层次的中介，所以，一经形成，就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其中包括不可能因某一单因素变化而变化。尤其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通常由于其自然地理的偏远闭塞，对外交流的相对局限，地域性人文环境特点突出等原因，更容易形成自足的、稳态性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与之相适的民族艺术审美指向。
所以，民族艺术的创新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如同其生成一样，也应该是多因集合性的、过程性的。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变革，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嬗变，伦理的进化，以至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生命意识及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本身即是一个有着多重结构、且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由此我们便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民族艺术的创新及创新机制的合规律运行，是根系于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是整体性的，而绝不是缺乏民族文化底蕴的某种标新立异可以类比，也不是依靠某些零星的奇思怪想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也不是凭借一些高成本的、时尚的外在包装能够奏效的。
本文所说的生态化之“生态”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自然生态，另一层是指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合规律的、相适相谐而又“动态平衡”的共生态，其中包括人的生存状态、生命的存在状态等。一般而言，这两层是相依相生的，而后一层则尤具人文意蕴。所谓“生态化与整体化原则”，是互相关联且互成因果的。一方面，生态化是整体化的前提与基础，整体化是生态化的自然体现；另一方面，整体化本身即是生态化的存在方式，而生态化则使整体富于生机并具有和谐态。强调民族艺术创新机制中的生态化与整体化原则，至少有这样两层意思，一层是指拥有生态文明的理念与自觉，另一层是指民族艺术发展中逐步形成自我调节与有效增值的良性生态机制。
民族艺术的文化生态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共同构成的结构系统，它与本地域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相依相成，有历史积淀的成分，也受现实因素的濡染；具有相对的平衡性与延续性，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可变性。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必然导致民族艺术的变化，而民族艺术的变化则往往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景观。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受来自经济的、科技的、观念形态的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构成中国的各个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诸多因素及其文化生态的整个结构系统，都程度不同地在发生着变化，这在宏观的考察与微观的探究之中都可以清晰地见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积极调适与不断优化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并使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形成自我调节与良性增值的生态机制。显然，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深入研究，此处拟讲三点粗略的思路。其一，民族艺术的文化生态是可调适与可优化的。民族艺术文化生态的形成与变化是开放性与非线性的，这本身即为调节与优化提供了诸多可能与空间，再者，构成民族文化生态的核心因素是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人，这是最可以大有作为的。其二，在全方位开放的背景下，从发扬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进行开拓与创造。在开放已成大势的当代，从整体上看，民族文化生态的变化与建构，必然要在世界摄动之下进行。但始终要坚持民族立场和民族自尊，在与其他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交流或碰撞中去寻找和发掘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使其在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因子中求得新的发展。其三，要寻求和建立制衡机制。我们注意到，在当代形成合乎生态化与整体化原则的民族艺术创新机制，会遇到种种矛盾和难题。其中特别要始终注意保持与维护生命的整体性，培养、发掘生活中的诗意和美感；不应只考虑功利、效率，不要只把自然视为可资开发的对象，使民族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的调适与优化始终拥有可靠的基点。
与此思路相关，我们还有必要谈及如何看待民族艺术的内涵发展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增长方式，一直处于依附性发展的增长方式之中。外延、粗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而且也成了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增长方式。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大投入、大制作、大活动、大策划，都是适用于这种增长方式的动作模式。在此期间，民族艺术被作为重要对象，常常在这样那样的“活动”中轰轰烈烈地登场，表面看来，似乎是对民族艺术的重视，是在促动民族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可当热闹过后作冷静的分析与判断，便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普遍情形而言，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是富有生活情趣的，自然质朴的，尤其不尚造作与奢华。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可能会有许多新的特点，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也是恒久的，那就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只有它是可增长的，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这种良性的增长必然是与相适的土壤与环境密切相关的。
总之，民族艺术生成发展中多因集合的特性，决定了任何只对其某一方面的单一选取、甚至放大，都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其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启发我们进行关于民族艺术发展中的生态化与整体化问题的思考。
注释：
[1]宋生贵：《追求新的民族艺术个性》，《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3]雷达：《原创力的匮乏、焦点和拯救》，《文学报》2008年10月16日。
责任编辑：李 雷
宋生贵：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