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生活

◎ 于 莺

　　聆听生活

　　◎ 于 莺

丢不丢人

微博上很多人都问：“你一个博士毕业生，工作到现在已经11年了，怎么还是主治大夫，丢不丢人？”

　　不丢人。为什么？我不喜欢趴在实验室里，不喜欢埋头在“小白鼠”群中，也不喜欢把狗的肚子剖开研究什么血流动力学。我就喜欢待在病人床边，看他24小时的尿量，甚至精确到每小时的尿量。

　　我也想过写点文章，类似于临床小经验、小知识，但目前我在急诊室工作才八年，还需要积累经验。我打算以后写一本小册子，零售价为0元——哪个大夫要就免费赠送。

　　想明白这些后，我们的主任犯愁了。急诊室难得有个老资格的、能说会道的女博士，竟然不参与课题申请，不向领导要实验经费。领导急了，把我派到美国接受资本主义的再教育，但他们失策了。

　　我高高兴兴地去，特别高兴地回。回来后我在我们科做报告，说在美国大半年，发现那里的医疗氛围真是好，医生能只干临床，不搞实验。当然，他们也会资助既搞实验也干临床的人，但完全是两个体系。

什么叫成功

中国人很少认为家庭幸福就是成功。我们医院和我去进修的华盛顿当地医院是共建单位，走之前领导给我一笔公款，说和美国那边拉拢一下关系。于是我对美国人说：“哎，我请你们吃饭啊！今天下班以后咱们去泡吧！”没人跟我去。

　　后来，一个华裔对我说：“于莺啊，你不要请他们吃饭了，没用的。他们要回家陪老婆，陪孩子，陪情人。你不要请他们，浪费钱，正常上班就可以了。等他们去中国，我们请他们吃北京烤鸭，吃烧烤，他们会欣然接受。”

　　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于是就降低了要求。果然幸福指数直线上升，我每天都笑呵呵的。

　　现在病人看到我都说：“大夫，你看上去真喜兴。”我能不喜兴吗？我可算白富美啊。为什么？因为当医生多年，又在急诊室待了八年，见惯了生死离别。有一次特别悲摧，值一天班送走四个患者，护士送我一个绰号，叫“白三夜一”。

一些小事

去年，急诊室来了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持续发烧，原因不明，临床上高度怀疑是淋巴瘤，需要做淋巴件活检。整个程序下来，三周过去了，结果是反应性增生。这还不算，还要再做淋巴件活检，前后共三次，才能确诊。他们在医院待了两个半月。女的已经绝望，每天躺在床上哭；男的依旧平静，一如既往地哄她开心。

　　每天，只要见她稍微不发烧，她丈夫就推她到外面溜达，还拿着一只不锈钢饭盆，满大街地去买他买得起的食物，变着花样给妻子吃。我上班特别早，因此每天清晨看到他端着饭盆，哼着小曲外出。看到我，他腼腆地笑一声，说：“于大夫早。”

　　最后一次病理结果我们送了两家医院，有一家染色出来了，是一个T细胞淋巴瘤，血液科让她住院化疗。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急诊室，小伙子拉着妻子的手在溜达，他对我腼腆地笑了一下，女的也露出难得的笑容。

　　那一刻，我鼻子都酸了。这样的爱情太难得了。

　　（涛声 摘自《青年博览》2015年第15期 图/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