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应台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他的脸上早就没了“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有一点“冷”地看着你。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去哪里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话，他说：“谈什么？”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里的对话只能这样：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正常的沟通仿佛不必要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他答应了。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通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
我常批评安德烈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常不耐烦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足足写了三年，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斤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了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了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