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慧娟++刘瑜++郑娇
一、成就酒文化的社会基础
唐代和宋代是我國酿酒技术迅速发展和兴盛的时期。在安史之乱以前，国泰民安，疆域辽阔，经济增长迅速，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由西汉的四百多斤上升到七百多斤。粮食富足无疑为酿酒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皇宫内开始注重酿酒技术的提升，唐初光禄寺曾调集名酒产地郢州的酒匠入宫主持酿酒，唐太宗甚至在宫中引进了西域葡萄酒酿造技术，亲自酿酒。唐朝前期，酒可以自酿自饮、自酿自销，长途贩运，或专门从事销售。酒作为一种商品，只要交纳市税就可以自由经营。酒的买卖主要在当时长安的商业区东市西市进行，尤其是西市中酒楼、酒肆、酒垆繁多。“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盛况非同一般。
在酒政方面的规定上，不同于汉代的禁止群饮，只有赐酺时才能聚众合饮的规定。唐代不禁群饮，且多次赐酺。在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期间，赐酺51次，而禁酒只有2次。，杜甫在诗中回忆开元盛况时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在这一物资丰盈，人民生活相对稳定的背景下，民俗重视饮酒。“宴会宾客必备酒，无酒不成宴；祭祀神灵祖先必有酒，无酒不显诚；婚丧之仪必有酒，无酒不隆重；迎亲送友必有酒，无酒情不浓；逢年过节必有酒，无酒节不乐。三月上巳节要饮酒，端午节要饮菖蒲酒，九月九日登高要饮菊花酒，寒食节要饮寒食酒，腊月要饮腊酒，大年三十要饮守岁酒，正月初一要饮新正酒，祭扫坟墓要奠酒，祝寿要用长寿酒……凡此等等，不胜枚举。在如此浓厚的酒俗中，酒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二、酒已深入唐人的生活之中
在此世风影响下，唐人普遍酷爱饮酒。“野人何所有，满瓮阳春酒”，“谁家无春酒，何处无春鸟”说的是家家都可酿酒，都在酿酒。“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则是说不仅家家酿酒，而且人人沽酒。李白《月下独酌四首》中云：“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黄泉。”肯定了爱酒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李白这一看法，能够代表唐人对酒的态度。在他们眼里，酒在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
“万物不如酒，四时唯爱春”，已经世俗化、人性化的仙人自然不能免俗，《太平广记》中描写唐代道教仙人的小说中，很多仙人与酒形影不离：宋玄白“嗜酒”，王子芝“好养气而嗜酒”，唐若山所遇老叟“好肥鲜美酒”，八仙“嗜酒贪饕”唐代小说中的神仙不仅好酒，而且对于酒，不是像闻一多先生说的“少许琼浆玉液”便罢，而是贪杯豪饮、酒量惊人：玄真子“饮酒三斗不醉”，罗浮先生轩辕集则饮酒“百斗不醉”。也有很多神仙“醉于城市间”。
三、酒文化及其文化功能
酒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饮酒之乐，不仅表现在生理的快适方面，而且主要表现在精神的愉悦方面。曹植在《酒赋》中说！“质者成文，刚者成仁，审者忘贱，窭者忘贫。”《庄子·达生》中写道！“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心中，是故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这里突出强调了“神全”作用。当一个人摆脱了现实的各种束缚之后，人的精神就真正得到舒展了。“酒蕴天然自性灵，人间有艺总关情”；“剧谈恰野逸，嗜酒见天真”；“若非酒杯里，何以寄天真”。酒中蕴含天真自由之性，“因此杯中物，能沃烦虑消，能陶真性出。”保持真性，才能成就人之全德，“身外皆虚名，酒中有全德”，所以唐人很自然的将酒与全真保我的仙人联结在一起，“仙人酿酒熟，醉里飞空山”。他们希冀像仙人一样保持真纯之性，保持高尚的节操，与浑浊的俗世划清界限，“狂歌放饮浑成性，知道逍遥出俗笼”，“但存物外醉乡在，谁向人间问是非”。只有挣脱俗笼，才能逍遥自在、快活似神仙，“此处相逢倾一盏，始知地上有神仙”。
酒中有如此之乐，人们宁愿“终日饮醇酒，不醉复不醒”，“醉酒一千日，贮书三十车”。只有酒后大醉，才可极尽酣畅、真情袒露，就连神仙也会因酒醉随性而为、狂态毕现。《太平广记》卷三十三出《续仙传》中《马自然》一文写道：仙人马自然醉后坠溪，“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而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欲大醉，方返。溪滨观者如堵。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卷四十出《续神仙传》中《许阞》一文写许阞醉后作诗：“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仙人的酒后狂态与豪饮大醉的世人无异。
唐代的酒文化如此发达，人们不仅嗜酒剧饮，而且也很懂得品酒之道。喝酒要喝个好味道、酒浓味正，乃饮酒者之最低要求。“赫赫谁垆肆，其酒甚浓厚”，“美酒浓香客要沽，门深谁敢强提壶”，“多沽味浓酒，贵买深色花”，说的就是唐人对浓烈之酒的喜爱。《太平广记》卷四十六《王子芝》中，樵仙与好酒的王子芝共饮，情投意合，就为他拿出了“甘醇郁烈，非世所俦”的绝美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