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梦凡
摘 要：国内外有关鲁迅的研究，历来多偏重于对鲁迅生平、思想、作品艺术性的探索，而从鲁迅作为一个翻译家这一角度出发，对鲁迅翻译思想及翻译作品的研究却长期处于被冷落的状态。谈及鲁迅的翻译，“硬译”成为其翻译方法的代名词。追踪“硬译”的来源会发现：“硬译”是在论争之中完成了从翻译精神到翻译方法的转变。鲁迅所坚持的“硬译”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硬译”究竟是否可取，成为不少译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关键词：鲁迅；“硬译”；争议
国内外关于鲁迅（1881-1936）的研究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尽管对鲁迅的事迹、革命精神、文学作品等研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他的翻译思想与翻译作品却少有人问津。
鲁迅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国现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开拓者。孙郁评价鲁迅说： “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这是从他的译文和创作的比例而言的。”的确，鲁迅的译文著作有三十一本，三百多万字。数量比他的杂文集和小说集加起来还多。在短短五十六年的生涯里，他为世人留下的译文实在可观。
一、鲁迅不同时期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目的
鲁迅为什么翻译？也就是翻译目的问题。翻译目的决定着翻译选材和翻译操作的策略、方法等。鲁迅形成其翻译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后逐渐成熟。
（一）鲁迅翻译早期的实践及目的（1919年以前）
鲁迅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阶段是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初期。这个时期鲁迅从事的翻译实践主要是在他留学日本时期。鲁迅的留日经历，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即：弘文学院学习日语阶段（1902.4-1904.3）；仙台医专学习医学阶段（1904.9-1906.3）；在东京研究文学阶段（1906.4-1909.8）。
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的两年间，鲁迅翻译过不少作品，有《北极探险记》、《世界史》、《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短作，等等。鲁迅在仙台学医期间，翻译了《物理新诠》中的“世界进化论”“原素周期则”二章、《世界史》、《北极探险记》和《造人术》。在东京研究文学阶段，编印了《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的一大特点是侧重于翻译介绍俄国和东欧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学，由此“开辟了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第二源流”。此外，鲁迅还出版了《中国矿产志》（1906年7月，与顾琅合编），翻译并发表了《裴彖飞诗论》（1908年8月）等等。
鲁迅早期从事翻译活动的目的是启发民智，改造社会，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二）鲁迅翻译中期的实践及目的（1919年-1927年）
鲁迅翻译活动的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至1927年的翻译中期。这一阶段，鲁迅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学的主力之一，但他的翻译仍笔耕不辍。这段时期，鲁迅以翻译日本作家的作品为主，例如他翻译了日本“向桦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文艺译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等。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开始将翻译重点逐步转向苏俄和东北欧，主要的翻译作品有：保加利亚爱国作家伐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匈牙利杰出的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集；以及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的作品《桃色的云》等。
这时期鲁迅从事翻译活动的目的是“要传播凌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
（三）鲁迅翻译后期的实践及目的（1927年-1936年）
1927年到1936年的翻译后期，鲁迅主要翻译革命文学思想作品，这段时期也是鲁迅翻译事业的巅峰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鲁迅坚决站在共产党方面，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期鲁迅的翻译产量大大超过早期和中期作品，达150多种。
这段时期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鲁迅翻译过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作家契诃夫的作品，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作品，还翻译了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灵魂》，以及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这部小说在当时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另外，为了提高革命文学家们的马列主义修养和传播唯物主义知识，鲁迅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维埃国家和艺术》、《苏联的文艺政策》，卢娜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
鲁迅把自己这种翻译工作，比作普罗米修斯的窃火给人类。由此看出这段时期的翻译目的是以文学的力量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提供克敵制胜的武器，使革命文学有了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鲁迅的“硬译”翻译观
谈及鲁迅的翻译方法，“硬译”二字便立刻脱口而出。不错，鲁迅是主张硬译的代表，更是硬译的创始人，他所主张的硬译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当时的翻译界对鲁迅的“硬译”褒贬不一，梁实秋曾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认为硬译就是死译，对其进行批评。然而翻译论争使鲁迅在理论上更加坚持硬译，但是在翻译实践中这种坚持使鲁迅身心都受了创伤。
（一）从“直译”到“硬译”
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文发表之前，鲁迅从未谈到过“硬译”的翻译方法，他一直将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称为“直译”。在1924年发表的译文《苦闷的象征·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1925年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这里鲁迅明确了自己采用的翻译方法：直译。鲁迅在1927年翻译的译文《小约翰·引言》中又说：“务必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由此看出，鲁迅始终用“直译”来作为自己“历来所取的方法”，在毫无征兆和前提的情况下，突然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文附记中，把自己的翻译方法称为“硬译”。
（二）“硬译”产生的原因
“硬译”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的提出与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鲁迅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
晚晴民国时段，趋新求变思想与故步自封思想的激烈交锋时时上演。当时，知识分子倡导“民主”与“科学”，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等主张。鲁迅与同时代人的主张并无二致，他关注中国文字的变革——将汉语语言进行欧化处理，从而自然造成了汉语表达的“不顺”，而“硬译”则是鲁迅欧化翻译策略的具体实施方法。
另外，鲁迅的译文基本上属于直译的范畴，儿童文学和戏剧等甚至刻意追求意译，只有文艺理论翻译中存在难懂甚至根本无法理解的句段——就是被冠之以“硬译”的部分。例如：“愚钝也是理论底地正确的思想连续的破坏”这句话很难被读者接受，并且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因此，鲁迅将希望寄托在高阶层的知识精英層面。鲁迅认为，“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达法。”翻译的确可以立竿见影“达到了传达原文的效果”，但在改造语言方面却只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关于“硬译”的翻译论争
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文附记发表的当时，并没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没有人单单就其中的“硬译”产生好评或质疑。同年10月，鲁迅的译作《文艺与批评》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在该书的“译者附记”中，鲁迅引用了前文中包含“硬译”一词的段落。正是这次的引用引起了梁实秋等人的注意，也开启了“硬译”向翻译方法演绎的过程。
《文艺与批评》译文发表之后，梁实秋从读者的角度出发， 撰写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文中将“硬译”与被时人拒斥的翻译方法“死译”并提，这就使读者误将“硬译”也当成了一种翻译方法。鲁迅随即创作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回应，一场轰轰烈烈的翻译论争就由此正式展开。梁实秋认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懂，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又拿出了鲁迅译文中的三段话作为“硬译”难懂的例证，“不能否认，这些都确是名副其实的‘死译”。梁实秋之后，赵景深也提出了译文“应为读者打算”：“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接着，杨晋豪也发表文章，主张“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赵景深还直接将“信”、“达”、“雅”改成“达”、“信”、“雅”，突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这就是历史上攻击鲁迅“硬译”的三代人。
总体上看，在翻译论战中，梁实秋等人攻击的“硬译”、鲁迅回应中坚持的“硬译”都带有笔墨激战所产生的义气成分：唇枪舌战中只想向对方的痛处“下口”，“硬译”的原始出处和本意，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三、结语
鲁迅“硬译”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如学者寇志明所认为的，“硬译”实际上就是“一种直译风格”，而并非一种新的翻译方法。“硬译”一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鲁迅翻译方法有所改变，鲁迅也没有为翻译界提供新的翻译方法，它只是鲁迅克服困难、进行翻译的坚定态度、不放弃的精神而已，也就是“硬着头皮译下去”的意思。我们不能对鲁迅的“硬译”翻译观持妄加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它是时代的产物。当今译者应学习鲁迅兢兢业业，严谨治学的翻译态度，继续发扬不惧困难，迎头直上的“硬译”翻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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