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何君
摘 要：互联网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网络信息传播方面，主要表现为信息更加丰富多元、获取信息更为迅速等。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谣言传播便是其中之一。在近期舆论热潮中，“罗一笑”事件虽包含不实信息，但仍有大量微信用户疯狂转发和打赏，实令人费解。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从众视角分析“罗一笑”事件中的从众行为的表现及影响因素。
关键词：从众；强关系；网络信任危机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及科技获得长足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为我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便捷。CNNIC发布的2016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手机网民数量已达6.56亿。微博、微信等信息获取与交流平台具有实时性、多元性，愈发受到我国网民的喜爱与支持。
但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社会热潮中，令人费解的是：大量网民在网络舆论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从众现象，如：最近发生的“罗一笑”事件一时间轰动了微信朋友圈，含有不实信息的求助文引发大量微信用户的疯狂转发、打赏，这一现象是为何？背后又有何种力量在推动？本文将从社会心理学的从众理论来剖析“罗一笑”事件中从众行为的表现形式及背后动因。
二、“罗一笑”事件概述
2016年9月10日，罗尔在其微信号首发《我们不怕讨厌鬼》一文，文中提到其女儿罗一笑在体检中查出血小板低并已住院观察。发表文章时，微信打赏功能也已开启。9月13日，罗尔继而发表第二篇推送《耶穌，别让我做你的敌人》。9月21日，微信打赏金额已累计32800元。
11月25日，罗尔推送《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文中提及罗一笑突然病重。此文开启打赏功能，快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11月27日至29日，深圳市小桐人旗下公众号P2P观察相继转发罗尔的文章，每日打赏均及五万元上限。时至30日凌晨，数以百万计的微信用户疯狂的转发和打赏再次冲破微信上限，打赏总额已超200万元。
11月30日上午，深圳一名医生微信聊天截图疯狂流传，意指罗一笑的医疗费被过分夸大，80%的医疗费用（每日不足5000元）已报销。同时，罗尔隐瞒自己的真实财产：三套房产，两辆汽车和一家公司（即罗尔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此消息爆出后，各微信公众号纷纷推送出《罗尔和真相，你们都给我站住》/《我不会为你的不要脸买单》等文章，微信用户也疯狂转发。30日下午，深圳儿童医院公布罗一笑治疗费用，罗尔自付36193.33元。12月1日，最终发布声明将所筹善款全部原路退回，共计2525808.99元。
至此，真相浮出水面。但令人费解的是：网民仅凭《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在无专业人士认证和诊断书及医疗费用单的证明，甚至对罗尔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大肆转发，加入到献爱心的洪流中。究竟是网民不理性？还是罗尔的文章太煽情？下文将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进行评析。
三、理论视角
从众具有普遍性，对于从众的概念，国内外心理学家观点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即从众是指个体在群体压力下，改变知觉、判断、信仰或行为，使之与群体所谓大多数人一致的一种倾向。从众行为的本质是个体受到某种社会影响力作用之后，所产生的一种适应性的行为反应。
从众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文明与乐国安在1990年的研究中将从众分为被迫的表面从众、自由的盲目从众与自愿的深层从众。由于是上世纪的研究，本文采用乐国安在社会心理学教材中的分类形式。从众可分为真从众、权宜从众和不从众三种类型。真从众是指从众不仅表现在外显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其内心真实想法也对群体表示认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表里如一。权宜从众是指，虽从众者在外显行为与群体保持一致，但内心却不认同群体的意见。不从众是从众的对立面，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表面不从众，心理层面是接纳的，其二内心观点和行为都不从众。
谢里夫及阿希的研究表明了从众的两大原因，其后由多伊奇和杰拉德总结为：信息性社会影响和规范性社会影响。下文将根据以上社会心理学中从众的相关概念具体分析罗一笑事件中的从众行为。
四、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从众行为分析
此事件中微信网民的从众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真相披露前，微信用户大量转发、打赏；真相披露后，从众主体一是为博取关注量的微信公众号，二是声讨罗尔的大量微信用户。以下将根据这两条线索进行分析。
（一）从众的表现形式
在“罗一笑”事件中，从众的类型主要集中表现为真从众与权宜从众。
1.真从众
真相披露前，微信朋友圈刷屏的导火索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文章字字珠玑，不论是罗尔的文字渲染功底还是出于无助的父亲的呼喊都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微信读者。大量微信用户相信罗一笑事件属实，出于热心，继而在朋友圈中大肆转发，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其行列中。事件不断发酵，扩散的主阵地也由原来的朋友圈蔓延至各个微信群，这间接加速了此事件在朋友圈的扩散。在众多的微信用户看来，朋友们都在为这个无助的家庭献出一份力，大家将事件奔走相告兵尽绵薄之力的行为是正确的、值得赞扬和提倡的。于是，在朋友圈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微信用户加入到转发的阵营中来。这类人群在从众主体中占据着主要比率。
在众多传递“爱心”的微信用户得知真相后，话锋急转。网民怒气冲天，众多指责、挖苦甚至辱骂铺天盖地而来。同样，见之前转发、打赏的微友已作出声讨之势，众多微信用户也不甘被骗，纷纷通过更新微信朋友圈表示对罗尔的不满，便滋生出大量的从众行为。
2.权益从众
在《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刷屏时，除深信罗一笑事件属实的人群外，仍有部分人群抱有此类想法：“网上经常出现博取同情的假消息，文章很煽情，但是这一信息仍未证实，真实性未知。但此时大家都在转发，甚至在某些微信群被@，在朋友圈被提醒。视而不见，别人肯定会觉得我冷血，算了，还是转吧，反正也不会掉块肉。”这一心理导致的行为是：仅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此消息，但并不带有大量的呼吁性内容。虽然这类人群在行为上与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保持了一致，但其实内心并不完全认为大家的行为是正确和理性的。
因披露罗一笑事件的微信公众号得到大量微信用户的关注、评论、转发甚至打赏，各公众号开始了大批的跟风。一时间，声讨文章比比皆是。笔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罗一笑事件真相后发现，内容大量重复且良莠不齐，但凡是推送罗一笑事件的微信公众号都获取了大量的关注，且标题越愤怒，效果越显著。由此可见，多数公众号并非社会舆论类性质或不具有有良好的評论素养与权威，但为了获取关注度，采取了投机的营销手段。
（二）网民从众行为的背后动因
1.微信平台的特殊性
微信虽属于虚拟社交网络平台，但与现实社会一样，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众多学者认为网络的匿名性使人们从众行为发生变化，但微信不同于其他社交媒介。就微信好友的成分而言，多半是现实生活中交往较为紧密的家人、亲人、朋友、同学等。在强弱关系理论的视角下，微信属于一个半封闭式的强关系网络，人们更加信任也更想在朋友圈的好友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这就毋庸置疑地增加了事件中的规范性影响力量。
微信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交网络，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同时随着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增强，微信用户不仅是信息的受众，同样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加之微信传播方式为裂变式，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但信息碎片化使得人们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较为困难，加之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消息发布主体，人们比往常更加依赖朋友圈信息的真实可靠性，这就直接增强了对从众行为的信息性影响力量。
2.信息性影响
信息性社会影响是指将他人的行为作为信息的来源，从众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人的行为比我们自身的认知的解释更为有力。情境越模糊，信息的不确定性就越强，人们的从众行为也就越强。在此次事件中，信息性影响主要滋生出真从众这一现象。微信环境较为宽松，大量信息使得微信用户应接不暇。当“罗一笑”事件这一信息刺激来临时，大量微信用户无法通过自己的知识经验进行核实，而微信朋友圈的刷屏间接地暗示了他人认为这一消息是正确的，否则不会大肆被转发。
同时，微信中的好友多为家人、朋友等，出于信任，他们选择相信“罗一笑”事件已经得到亲友的认证，是真实可信的。卡普费雷也曾指出“群体通过一个有效的交流网联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越是紧密，谣言也就越容易流传。”其次，罗一笑病情恶化，情况危急，微信受众联想到一个处于生死边缘的小生命急需帮助，容不得深入思考，需要立即行动，将信息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募捐”中来。
3.规范性影响
规范性影响来自群体，人们为出于情感需求，往往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群体的要求和期待。在此次事件中，规范性影响主要作用于权宜从众的微信用户。即使不确信罗一笑事件真实可靠或并不认同转发和打赏行为，为达到“印象管理”的目的，依然会选择从众。同时，群体的指标直接影响着从众行为的发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微信用户的价值规范大都承袭了乐于助人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转发、打赏便是展示自己崇尚这一价值规范的直接路径。
其次，微信朋友圈成员多为现实生活中有着密切互动的亲友。因此，承受的从众压力将会高出一般水平。对微信用户而言，亲友在罗一笑事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若不转发将会承受巨大压力，进而产生焦虑和恐惧，这直接导致个人自信程度降低。尤其对于情绪不稳定、性格较为敏感的女性，这种压力是无法承受的，这也间接地增加了信息性的影响力。
五、结语
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从众视角分析“罗一笑”事件。此次事件中的从众行为以11月30日上午为分界线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众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真从众和权宜从众。微信用户的行为不仅受到信息性和规范性影响，同时，微信这一强关系网络也一定程度地增强了从众的内在动机。
参考文献：
[1]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中心http：//www.199it.com/archives/502874.html.2016-80-03.
[2]乐国安.社会心理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
[3]文明 乐国安.对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