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
摘 要：请客送礼在中国传袭至今，在生活中起到了维系人情社会的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此种风俗已逐渐超出它原有的功能，朝着畸形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面对这种情况，X县政府出台了相关规定并颁布实施，以整饬这种不良风气。本研究从治理视角出发，旨在研究该县整饬这种社会风俗的治理机制以及遇到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请客送礼；社会风俗；治理
请客送礼是我国礼尚往来、联系人情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农村经济与社会迅速变迁，原为联系人情的请客送礼，已经超出了其良性的社会功能，在X县，请客送礼逐渐演化为名目繁多、高频率、厚礼金的敛财手段，广大居民不堪重负，这不仅不利于构建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使农村经济畸形发展。“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因此，请客送礼风亟待治理。
一、治理理论概述
治理理论诞生于福利国家危机、大西洋福特主义、国家转型、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大背景之下，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主张，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提供范围多元的公共服务，运用多种治理工具所建立起来的一套追求效率与价值的上下互动协调机制。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认为，治理是在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它有如下几个特征：（1）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而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内的广泛主体构成的行动者集团，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合作，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管理者，而是扮演协调和控制的角色。（2）政府与社会的界限开始模糊，复杂的网络关系使得管理的责任边界模糊。（3）治理工具多元。治理的工具不再局限于政府所使用的治理工具，而是延伸到多元主体下的治理工具，治理工具更加多元化。（4）治理视角多元。治理不再将视角局限于政府所关注的领域，而是将视角延伸至更加广阔的范围。（5）治理是一种协调、互动机制，主张上下互动，多元参与。
二、X县治理机制
（一）制度化、规范化的约束机制
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公民个体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保障，为公民与社会互动过程提供行为准则。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形成的治理效果不同，以往对社会风俗的管理大都停留在非正式规则的层面上，这种治理方式对治理对象的约束力不足。红白喜事的礼尚往来原本是活跃邻里氛围增进彼此感情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请客送礼却变得名目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礼金数额越来越大，民风不淳、人情关系恶化、社会经济畸形发展。
为保证社会秩序的有序化，一方面，要将社会规范进行固化，使之形成一个健全的规范体系。X县在2015年先后颁发《进一步深入治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不正之风的通知》和《深入治理城乡居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通知》，对请客送礼风进行具体、明确的规范，下大力气整治，形成了长效机制，并带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取得了较好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建设与创新。X县积极建立申报制度，即要举行请客送礼事宜的须先申报，获批后方才能举行。
（二）文化的形塑能力
文化影響着一定地域内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对于引导人们的道德规范有着深刻的影响力，韦伯认为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集体观念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大操大办的不正之风歪曲原本的人情交往，社会风俗成为逐利的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加强对本县的文化治理，促进文化氛围的整合。X县政府的相关文件出台后，主要工作便是宣传，在人民群体内达成共识，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和配合，方便以后的争执工作的具体开展。其形式主要有：通过宣传车巡回宣读相关文件、在墙上张贴相关文件活动等，通过这样一些形式加大宣传，警示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抵制违规请客送礼的不良风气。
（三）违规惩罚的相关机制
“边缘违规”指的是处于违规边缘的行为，是介于违规犯罪与廉洁之间的灰色地带。若任由其发展不加以约束制约，则会诱发违反规定、违法犯罪的行为，给社会之风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边缘违规”是不正之风的前奏，因此要加强对违规行为的预防，就要将“边缘违规”扼杀在摇篮中。因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请客送礼需要报送单位审批，故在之初，单位与个人两方就有一个交涉，若发现违规操办，单位领导会及时找到个人，进行说服教育，劝诫其停止请客送礼活动。在民间，主要是违规操办个人所对应的居委会或村委会相关领导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因涉及主体多元，要针对违反规定的主体和程度做出具体、明确的惩罚标准。
（四）公民监督机制
监督贵在发现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就不能对症下药、根治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改进作风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持之以恒。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一方面要有相关的法规支撑，使得公民监督有据可循。另一方面，提供公民参与监督的途径和渠道。X县《深入治理城乡居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公民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要积极参与。大操大办的不正之风都是发生在群众之间的事情，在治理的过程中，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则会对预防和惩治不正之风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为此，X县纠风办设立了举报箱和监督举报电话，一旦有人发现违规大操大办，都可向纠风办举报，相关人员去核实，发现确实违规的当场处理。这一举措发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想违规操办之人难以顺利进行相关活动，加强了治理效果。
三、治理困境
（一）居民参与不足
按照契约论的逻辑，政府是由公民订约创制的，其政策输出也必定出自民意，符合民众利益诉求，因此，现代政府也叫民意政府。在民意政府下，政策的输出不能仅靠行政长官的一人之志，一般政策输出至少要获得政策对象的理解方能有效推行，尤其是在移风易俗的政策领域，其治理更需要得到公民的普遍支持和参与。请客送礼风在我国源远流长，蕴含其背后的人情联系与往来已经融入人的心理之中，这一自古以来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要受到各种规范制约，其阻力必然巨大。尤其是在措施推行之初，一些居民难以理解，这就使得这种风俗的治理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X县，在当地出台相关要求之后，一些违规大操大办的居民便选择在熟悉而隐蔽的地点，或者干脆到邻县去，以求躲避惩罚，给请客送礼风的治理无疑加大了难度。
（二）边界治理困难
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乃是一“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以此散发出波纹圈，这些不同的波纹圈的交织形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网络。在县域边界的居民仍是如此。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并不因行政边界的划分而止，在这一差序格局之中，县域边界地区许多人的人情网络都牵涉到邻县的居民，在请客送礼上，他们既要承受邻县的人情重担，又要遵守县域法规，输入长期难以弥补输出，这就使得他们相对于县域中心地区的居民，压力更大。自然，在边界的许多居民，一方面，受邻县请客送礼风之累也会大操大办，另一方面，其地理特征也有助于他们规避相关惩罚措施。显然，治理请客送礼风的治理有它的行政边界，请客送礼风却没有这样的边界限制。这是治理范围所必然遭遇的边界治理困境。
（三）行政强制的法理依据缺失
我们知道，现代政府是按照公意行动的，政府出现之必要性之一就是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事情，因此政府的行为被限定在公共领域，而请客送礼被更多地认为是私人领域的事情，政府不得侵犯私人领域，因此，政府对社会风俗的介入，更多的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手段，然而，移风易俗要想收到较为良好的治理效果，光靠模范带头和说服教育肯定行不通，因此不免要采取相关强制措施。然而强制措施除了对相关党员干部要硬性约束外，对一般民众，却是不具合法性的，因为民众不违法即不强制。政府的强制措施并没有上位法的支撑，其法理依据相对缺失。在这里便陷入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要采取强制措施才能达到治理效果，另一方面法律的精神又要求不能对不违法的公民采取强制措施。该县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用了一个很明智的方法，即在公民理解与支持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建立相关村规民约，自作承诺，然后有政府监督执行。
四、优化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宣传
一项政策要想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需要政策的有效执行，尤其是在社会风俗治理领域，因为社会风俗在民间积习良久，潜移默化而逐渐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改变。减少政策阻力，离不开居民的普遍理解与支持，移风易俗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宣传在这其中应始终保持应有的力度，一方面要丰富宣传手段，不仅要利用巡逻车在大街小巷进行广播宣传，并在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张贴通知，村委会在各户村民门前张贴通知，还要积极组织座谈会、动员会、签名大会，同时，对相关典型案件利用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以形成良好的政策氛围；另一方面也要优化宣传内容，宣传内容应尽可能贴合当地民情，语言简短、通俗易懂，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居民学习相关内容，以求在整个县域范围内得到居民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这样方能有效地推进请客送礼风的治理。
（二）加大执法力度，促进长期治理
我国古代也有治理社会风俗的例子，从其经验来看，整饬结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某些官吏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为了从中获利而忽视对陋俗的整治；或者对盛行而又难以移易的陋俗予以妥协，所以其政策难以在各地贯彻始终。因此，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执法部门应加强巡查，从严治理，构建有效的责任机制，强化县乡各级主体的责任意识，让违规的大操大办无处躲避，同时，应适时地对执法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并且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保障执法人员能够公正严明地执法，另一方面要保障治理的长期性，移风易俗是一项长久的事业，短期的治理往往只能达到刹止的效果，一旦这样的治理终止，陋习轻易便能复苏，因此，请客送礼风的治理一定要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期化，以形成长效的治理机制，这样才能最终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三）促进公民参与
移风易俗牵涉到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其治理尤其需要公民的参与。X县应积极动员县域居民，一方面获得居民的理解与支持，在这其中，不仅要形成相互监督、共同抵制的治理网络，还要在更大的范围上形成居民的共同行动，方能刹住请客送礼之风；另一方面，公民的广泛参与也有助于提升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我们知道针对社会风俗领域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相对缺乏法理依据的，这就需要公民之间达成有效共识，促进契约的达成，由政府监督执行。因此，应积极建立村规民约的约束机制。从名义上看，村规民约是民众的自觉行为，是民众自由意志的体现，是民众自愿做出的承诺，在精神上或原则上，相当于法律的制定，因此，如果个人出现了违法村规民约的行为，就要接受自己曾承诺过的處罚，这样的处罚需要政府来执行，在政府看来，这只不过是遵从了民众自己的志愿而已，没有对民众人权的侵犯。政府这时的行为是具有合法性的，或者说是正当的，因为广义上得合法性不仅指合乎法律的程度，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合乎人民志愿的程度，即正当性。强制措施与法律依据的背离是社会风俗治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遭遇的困难，从历史经验来看，多数情况下，会采取强制措施，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其中，部分会冠以合法性的名头，部分不成文地进行操作。“适度的强制行政是保证政府行政过程顺利的手段，但过度的强制行政是对政府权威的滥用，在一定程度上却会影响政府权威的合法性，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结果反而会造成民众的反感和抵触。因此，地方上在采取强制措施时，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即限定在人民合意的范围内。
参考文献：
[1]杰瑞·斯托克.地方治理研究：范式、理论与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2]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89.
[3]奥斯特罗姆，埃莉诺、罗伊·加德纳、詹姆斯·沃克.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M].王巧玲、任睿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39.
[4]刘新梅.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与强制行政[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5）.
[5]申育林.关于农村风俗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与科技，2012.
[6]张斌.社会风气治理：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视域[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