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烨
摘 要：语言调查是进行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从“选址”、“选语”、“选人”、“选项目”四个方面对语言调查的经验与方法进行讨论。语言调查在进行之前需要通过收集历史资料，调查当地人文地理等，选择最为合适的调查地点。对于语言调查的“选语”，主要从濒临语言和接触语言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语言调查的得失和发音人提供的语料是否准确关系很大，确定合适的发音人也是语言调查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是语言的基本要素，它们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语言调查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对语言的底层进行综合调查。
关键词：语言调查；方法
一、选址
语言调查在进行之前首先要确定调查的地点，通过收集历史资料，調查当地人文地理等，选择最为合适的调查地点，称之为“选址”。
满语作为祖国语坛上一支重要的语言，也曾经在中华民族的语言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17世纪40年代后，由于大量满人“从龙入关”，明清以后，大量的汉人又移居关外，满语受周围社会环境和汉语的影响颇深，因而现代满语保留地区甚少。当今除黑龙江省少数边远农村的满族老人还能讲满语外，只有新疆察布查尔的锡伯族还能讲乾隆年间西征后的演变型满语方言。尽管如此，描写与研究现代满语仍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
北京大学赵杰教授，为了使黑龙江省保留的极少数现代满语口语得以继承下来，在1985年曾作为硕士研究生，涉足黑河、伊春和嫩江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语言调查。对黑河、红色边疆农场、孙吴、逊克、嘉荫、富裕、齐齐哈尔市郊、泰来等八个县、市的满语点进行了语言调查，所有材料均按严式国际音标记音。
经过认真比较各方言点的材料，可以把这些满语大致分为黑河、嫩江两个方言区，其中语言保存较好的是红色边疆农场的大五家子、孙吴县的四季屯和富裕县的三家子、泰来县的大兴村（满族称“依布气”）。依布气满族人都说他们是十几辈前从老家长白山、宁古塔迁来的，富氏家谱也记载了康熙年间迁移到黑龙江和嫩江流域的家史。《瑷珲历史论文集》写到：“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葵亥（1683年12月13日），正式任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将军驻地初设在黑龙江城东北十二里的旧瑷珲城，后移至黑龙江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自黑龙江城移住墨尔根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自墨尔根移住齐齐哈尔城。”清初《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1689年）的生效，使东北边疆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加之集中对付沙俄西北入侵和平定噶尔丹之乱的需要，康熙决定把将军驻地定在齐齐哈尔城。萨布素将军遂将从征的八旗战士家属由宁古塔迁到黑龙江，岁军队分住到瑷珲、墨尔根（今嫩江）和齐齐哈尔三处。依布气满族就是当时迁居齐齐哈尔的满八旗后代。
因此赵杰先生将依布气满语选为代表点对现代满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加以全面描写。因为依布气满语比起黑龙江沿岸和富裕县三家子及齐齐哈尔市郊区的满语来，保存得还算完整并且富有自己的特点。赵杰先生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并结合清代满语之比较，并在具体语言现象的描写中穿插了一些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以进行理论分析和新的探索，完成了著作《现代满语研究》（1989）。
北京大学将山西省忻州市作为语言调查的地点之一也是有其原因。今山西大部分地区和毗邻地区在春秋时期为晋国所有，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据学者（陈庆延《方言史研究中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以晋语史为例》）观察今晋语的区域早在公元前325年到前295年在赵武灵王手中已经初定规模。战国中晚期的赵国，尤其是赵武灵王执政期间，赵国的地理边疆与今晋语区大体相当。此外，韩的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在晋语区中，所以说今天的晋语区的基础是韩赵两国的疆土。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这样的格局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历代所发生的局部性的变化，不仅使这种格局越来越符合今晋语区的划分，而且使晋语各次方言区的分片，也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基本上符合。
晋语的真正前身是“赵、魏之西北方言”，由于魏国曾与赵国交换土地，故而魏国西北部除晋南地区被秦国占领，其余地区后来均属赵国，因此今日晋语区的大部分地区同战国时的赵国领地相吻合。
山西北区历史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太原以北的忻州市，扼“晋阳北路门户”。山西北区一直是古代北方重要的军事前哨。两汉曾多次在这里阻击匈奴，宋代杨家将曾多次在这里和辽军展开激战。
由于阿尔泰语族的长期侵蚀，北方方言的入声大部分消失了，只有晋语区因为地理上的封闭性与行政区划长期的统一性，能够长期保持其独立性，在北方方言区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入声。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晋语仍然保持上古时期的许多特征。特别是明清时期，晋语又出现了一次大发展。由于晋商和山西移民的大量活动（明初的洪洞大移民与清朝民国的跑“走口外”），使晋语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塞北地区。
在晋语区北面等地区，古代有匈奴、鲜卑、女真、契丹、蒙族、满族等18个属于阿尔泰的民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汉族的语言成为语言融合的胜利者。而在今天的部分晋语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阿尔泰语系遗留下来的痕迹。如：寿阳方言中有个物量词“骨”，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个”，使用范围比“个”广泛的多，可称作“万能物量词”，例如：一骨牛（一头牛）、一骨猪（一头猪）、一骨人（一个人）、一骨桌子（一张桌子）。又如猴，今晋中一带称小孩为“猴猴”、“猴旦”、“猴儿们”，便源于蒙古语huuhed（小孩）。今山西雁北一带称奸诈可恶之人为“忽拉盖”，忽拉盖即蒙古语的“贼”。晋语区历史上居住过一些阿尔泰系的民族，很自然的姓氏中也会留下一些胡姓，大部分是复姓，如宇文，宇文为鲜卑族的一支，即东部鲜卑。榆次区长凝镇及其附近有姓宇文者为当地一大家族。
1984年李荣先生在给《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写的序中说到“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于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
二、选语
对于语言调查的“选语”，这里主要讨论以下两个方面：濒临语言和接触语言。
1.濒临语言
在全球范围来看，已经有超过750种语言灭绝，还有许多语言也只有少数的使用者。联合国估计，目前世界上现存语言中，有一半的语言只有不到一万名使用者，四分之一的语言只有不到一千名使用者，并且，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在一个世纪之内这些语言（至少3000种）都要灭亡。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多样性正在遭受严峻的威胁。例如塔塔尔族总人口5000余人，但是塔塔尔语的使用人口不到1000人；赫哲语的使用者只有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仙岛语（阿昌族一个支系使用的语言）的使用人数也仅为百人左右；此外濒危的语言还有土家语、仫佬语等。据官方报道，中国有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只有50多种语言有文字，而只有22种文字实际被使用。没有文字的语言，使用人数都少于万人，仅仅保留在老人的山歌、传说等口头语言形式中，实际上处在消亡的边缘。而中国汉语方言中，由于80年代后庞大的流动人口的冲击，相当多的方言已经处在濒危的境地：比如金华的吴方言，南宁的粤方言，福建的闽方言等。而不同的濒危语言，由于社会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语言特点又有所差异，因而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对于语言多样性的流失，我们应该及时采取复兴。
2.接触语言
19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促进了世界各地的军事、文化、贸易等的交流，推动了语言接触的发生和发展。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首先把眼光投向语言混合现象（克里奥尔语、皮钦语）和区域类型学的研究。语言接触中的借用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著作《语言论》中，用整整两章的篇幅来讨论语言间的借用。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有很多语言家发现了语言混合现象的研究价值，并进行了对克里奥尔语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流行于欧美，更多语言学家开始研究本国的语言接触现象。
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是从上世纪三、四十时代开始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他写于三十年代、出版于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特辟最后一章讲“欧化的语法”。从此语言接触问题开始进入汉语学者的视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展开的民族语言调查就已经很重视语言的相互影响，并把语言相互影响的各种语言实例记录在调查报告中。中国本土语言学研究的两大领域：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研究方向，都不约而同地趋向同一研究课题—语言接触，对语言接触的研究也划分为三个领域：1.方言接触；2.汉藏语内部各语言的接触；3.不同系属语言的接触。在语言调查的“选语”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调查，比如中越边境多族群语言接触与交融的调查研究，中越边境地区岱、壮、侬族历史社会文化比较研究。
三、选人
语言调查的得失和发音人提供的语料是否准确关系很大，所以“选人”至关重要。确定合适的发音人也是语言调查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调查地域方言的目的出发，理想的发音合作人应该具备下列条件：
1.本地方音是他的母语，他的父母双亲都是本地人，他从学会说话以后一直说纯粹的本地话，他不会说别种方言或者民族共同语，一直住在本地，没有坐过火车。
2.选择中老年人，最好是老年人，他们保留着语言底层。1998年暑假赵杰教授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敦化、安图、珲春、图们、汪清、和龙等8市县调查满语，选择的满语发音合作人均为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调查取得了非常珍贵的语言材料。
3.发音人应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文化程度高的发音合作人能较快地领悟调查的目的和调查者的提问。赵元任曾有一段经验之谈：“大概教育程度高一点的人差不多都能领略所要的恰恰是怎么一个味儿，而且也能知道假如本地没有相应的语助词，就应该用一种什么说法或什么语调来表示相同的口气。”（在调查吴语语气词时说）。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识字不多，或对某些字的读音没有把握，这样就很难获得预期的材料。
4.发音人最好是女士，因为女人本能对语言的纯洁性会进行保护。女性的语言相对于男性保留的要更完整，甚至早30年，她们在家里煮饭带孩子，不出门，保留着语言的纯粹性。
5.发音人最好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喜欢谈天说地，并且熟悉地方文化的人。他能提供丰富的方言材料和地方文化背景。
语言调查中还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调查之初，发音合作人往往有怕说得太土的心理障碍。 所以开始调查提问前，必须启发合作人用本地最自然、最纯粹的土话来读字和说話。调查人最好用本地话或接近本地的方言提问、或边调查边学着说，尽可能快地打消合作人的心理障碍。
2.调查前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制订调查提纲和各种表格，并且要熟悉每一个调查项目的内容。尽可能搜集并阅读有关调查点的人文历史和现状、自然地理等资料，特别是与调查提纲有关的内容。地方文化知识对于调查、记录和解释方言词汇尤为重要。了解本地的移民史有助于研究本地方言的演变和现状 。
3.在调查记音中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本地人对于他自己的方言的事实，他是最后最高的权威。”“关于发音人语言中的事实，你是无权与他争辩的。”赵元任语。调查者的责任是如实、准确、细致地记录方言事实，在发音合作人面前，你永远是好问、勤学、勤记的谦虚的小学生。
4.调查一个地点的方言的语音，应该始终只用同一个发音人。这样可以避免因个人的方言差异造成语音系统乱。 在调查词汇时应多请几位合作人，几个人互相补充，可以更全面。
5.调查方言不应局限于预先制定的调查提纲，应该旁及本地方言使用情况，如本地方言种类、双语现象、双方言现象等。 应多与本地人接触交谈，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移民背景、民俗等。还应注意收集地方韵书，地方志文献中有关方言的材料等。
6.应使用录音机，将所调查的内容录制下来，便于今后反复听音核对。
四、选项目
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是语言的基本要素，它们之间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语言调查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对语言的底层进行综合调查。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从方言语音的调查开始。方言语音最能直接、具体地显示方言的特点，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因为这样，从20世纪20年代我国开始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以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汉语方言的研究几乎完全被方言语音的研究所包揽。20世纪40年代以后问世的几部大型方言调查报告， 如《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以及后来陆续在台湾出版的《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和《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每部的字数都超过百万，其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方音描写和记录，以及方音和中古语音的比较。至于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展，举国上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方言普查。但那次普查旨在找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帮助方言区人民更好更快地掌握普通话语音。普查工作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方言语音的记录整理以及揭示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比工作，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问题了。
20世纪60年代初，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之际，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丁声树先生在学部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就汉语方言工作作了发言，提出今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应以词汇、语法为重点，“而现阶段则特别应把方言词汇作为重点来抓”。丁先生的意见发表在1961年3月号的《中国语文》月刊上，一向少人问津的汉语方言词汇，开始受到方言工作者的瞩目，在语言学术刊物中，方言词汇研究的文章陆续出现，一扫长期以来只能看到一两本记录研究北京方言土语的著作（如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汇》、张洵如《北京话轻声词汇》）的局面。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始终处于沉寂状态，除了零星发表在《中国语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刊物上几篇介绍个别方言某些语法特征的文章外，论述汉语方言语法的专著，能看到的公开出版物就只有李献璋的《福建语法序说》（台湾南风书局 ）了。1972年张洪年的硕士论文《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才出现了逐步发展起来的势头。
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引起方言工作者的关注，而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真正“起飞”， 应该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继张洪年（1972）之后，台湾罗肇锦出版《客语语法》（1984），算是较早面世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专著了。这两部专著恰恰都不是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执笔的。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刚刚热闹起来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初期主要是在刊物上有一些单篇的研究论文出现，还来不及编写系统揭示某个方言语法的专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创刊于1979年的《方言》杂志在倡导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推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迅速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言研究专业期刊，一诞生就把推动汉语方言研究朝着语音词汇语法齐头并进的路向发展作为办刊的指导方针之一 。在创刊不久，《方言》就发表了朱德熙先生结合方言现象论述汉语中“的”字的论文《北京话、广州、文水话和福州话的“的”字》（1980），引起了语言学界的瞩目。
下面谈一谈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调查的具体内容：
（一）语音调查的记录和描写
1.记录语音的符号
书面记录汉语方言语音的通用符号是国际音标。但应注意有与国际音标不一致的标记符号。
声调标识法。分调值、调类两类有四种方法：调值标识有两种：一是五度标记法，用1、2、3、4、5分别表示高、半高、中、 半低、低的音值；一是用调型线来表示声调的变化轨迹。调类标识有两种：一是调类代码法，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代表不同的调；一是发圈法，是传统语文学旧有的调类标记法，即用半圈画在字的左下角、左上角、右上角、右下角分别表示平上去人四声。 每类若再分阴阳可在半圈下另画横线表示阳调。
2.记音方式用国际音标记音有严式标音和宽式标音两种
严式标音，又称“音质标音”。它尽可能地记录所听到的实际语音可用《国际音标》表上的各种附加符号。在实地记音时必须采取严式标音另在进行不同方言比较时也应用严式标音。
宽式标音，又称为“音位标音”。它的目的只是指出在一种方言中能够区别出意义的音类不必选用能够表示实际语音的音标而只要用常见的音标表示就可以了。在歸纳音位的时候及描写声韵调系统时应该用宽式标音。
3.审音问题
审音就是用人的听觉器官把各种音素从实际音里隔离出来再加以分辨进一步确定各是什么样的音。审音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能力。审音细与否往往因人而异。审音除了要用耳朵仔细分辨外还要辅以观察发音人的口形和发音动作。有时分辨要采用比字的形式来确定。本地人对本地字音的异同很敏感本地人对比字结果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文白异读是指方言中来历相同意义相同的一字两读现象其中一读称为文言或读书音另一读称为白话音、说话音或话音。在记录语音时应注意文白异读，不要漏记要反复询问。
4.语音系统描写
调查记录了一种方言的字音以后，就要归纳这种方言的音位系统。这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归纳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所得结果没有正误之分只有优劣之别。用什么方法归纳汉语音位系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元音、辅音系统归纳得出元音、辅音、声调音位；二是按声韵调系统归纳得出声母音位声位、韵母音位韵位、 声调音位调位。第二种方法大大优于第一种方法。其理由如下：
第一、有利于处理若干汉语方言的事实，因这种方法适合汉语实际；
第二、有利于不同方言之间的语音系统的类比，可以看出语音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三、有利于照顾方言的历史音韵，因此同时也有利于今古音的比较；
第四、中国的传统音韵学和方言学本来就是从声韵调系统出发来分析汉语音韵的，现代的方言学也同样是用声韵调来归纳音位的。
关于音位的定义，赵元任认为：“相似性、对补性、系统性，这三者是音位于观念里头基本的要点，把这三点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音位的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语言里，凡是一个音群，其中各音的性质相似而成对补分配，又跟其他全合乎以上条件的音群成为一个简单整齐的系统，这个系统就叫这个语音的音位系统，简单说起来就是音系。”他又提出归纳音位的三个附带条件：一是总数尽量少；二是符合土人感（feeling of native speaker）；三是尽可能符合历史音韵。
方言学著作在归纳音位系统时通常以表格形式来罗列一种方言中的所有音位，表格分声母表、韵母表和声调表三种。表格上安排的各种音位的位置要体现语言的系统性音位后面所列的例字要尽量体现音位在字音分布上的覆盖面和历史来源。
调查表上的例字应尽量选择本地的口语词汇，排斥平时口语不用的文读词。因此调查表上的例字最好在初步调查本地词汇后再拟定。在有的方言里某些类属特殊的词如亲属词、地名词、人名词、数量词、儿尾词连调变化自成规律也要另行编制调查表格。另还应编制连调变化表。
（二）词汇调查
1.词汇调查在了解了一种方言的语音系统、文白读、变调情况后，再调查记录词汇才不致于有太大的困难。调查词汇前必须制定词汇调查表，表上的词目一般是分类排列的各类内部则又按意义分成若干小类。调查表分简表、详表两种。
词汇调查简表，是供方言普查使用的，目的在于调查方言中的常用词汇跟普通话词汇的异同，这种调查表可以普通话词条立目，词目后列出若干与该词相应的方言词，作为调查询问时的参考。
词汇调查详表，是供全面深人地调查一种方言的词汇用的。这种调查表的分类和立目都要求从细最好从邻近的某种已知方言的词汇立目。如调查乌鲁木齐市周边县的方言词汇就以乌鲁木齐市区的方言词汇立目这样有利于发掘有方言特色的词汇。此外，还应搜集专题方言词汇，例如儿尾词、小称词、变音词、俚语、忌讳语、地名、人名等。
向发音合作人当面调查方言词汇的方法至少有五种：
第一、翻译法。即请发音人用本地相应的词汇对译调查表上的普通话词汇或别地的方言词汇。使用此法应注意发音人用“转文”回答即发音人读出一个书面词汇的字音。
第二、解释提问法。即由发音人先解释某一个词的含义，要发音人用当地方言来概括，这种方法可避免“转文”问题有助于发掘地道的本地词汇。
第三、提示法。即指实物或图画问方言词汇（如指人的身体器官）。这种方法不仅有上述第二种的好处还有直观而不致误会的明显优点。
第四、举例法。即把词放入在例句中，问发音人，用本地话应如何表达这个句子的意思。 如近指、远指、这、那、这个、那个）此法较适宜调查形容词、动词更适宜调查虚词。
第五，谈话法。即请发音人谈论某一个话题。从中摘录与这个话题有关的一系列词语。此法鼓励发音人畅所欲言，谈话是在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下进行，所以能收集到纯粹的本地话，而且词语的含义因为有上下文，会显得更加明确。缺点是时间长，需要录音机来补救，事后再处理录音材料。
以上各种方法在调查时，并不是单一使用的，可视情况交互使用。此外要深人调查一种方言的词汇就不能只依赖某一个发音合作人或被调查者的材料。多人次的调查是必要的并且注意调查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本地人的词汇。
（三）语法调查
语法调查是在语音、词汇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查语法首先要记录语料。方言语法调查可分为简略调查、详细调查两种。
简略调查：目的一般是为了发现方言语法与普通话语法不同的重要标志特点。此类调查一般是利用预先拟定的语法调查提纲逐项询问本地人，最后整理所得材料。表的项目可以普通话的语法出发设计项目包括：各种语法范畴，如体、式、态、数各种句类，句式；各种虚词；各种构词成分，如前缀、后缀、中缀等。每一个项目下面应列出若干例句或例子。这种方法实际是使用翻译法。根据发音人所提供的本地句子再作分析从而发现语法规律。调查所得的结果只是语料而已归纳语法规律则需要一般的语法学知识。
详细调查：应从大量搜集语料开始，供语法研究用的语料是指有上下文，即语言环境的语言材料。语料有四种：自然口语语料，民俗语料，广播语料和书面语料，其中又以自然口语语料最为重要。
自然口语语料就是本地人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场合下使用的未经筹划的语言。收集这种语料的方法有二，一是随听随记，这在实际调查时较难做到，这只能“妙手偶得之”着重记些简短的、特殊的或罕见的用例；二是用录音机录制，应在说话人没有意识有录音的情况下进行。这样所得语料是较详细的，事后再放录音记音。
民俗语料是指本地的俗语、谜语、歌谣、绕口令、民间故事、曲艺或戏曲等。还应以口头采集为主，也可收集书面现成语料。
广播语料是指用本地方言广播节目中的语言材料。此类语料可供研究社会方言用，还可与自然口语语料作比较研究。
书面语语料包括方言文学作品、方言圣经、方言课本等。
搜集以上四种语料是随机的，而语法是有系统的，这些语料往往不能满足系统性的要求，会有缺漏，所以应根据语法系统的要求设置调查表来表示补充语料。这种调查表可以根据已知邻近方言的语法来设计。
描写方言语法应该注意三个原则性的问题：
一是归纳语法规律应从方言语料的事实出发，尽可能避免受书面语语法框架、概念或语法成分的牵制，着力发现方言语法的特点，必要时可自拟语法术语。
二是尽量从表达方式的角度来分析语料，有利于避开书面语语法框架的干扰，从而发现方言的语法特点。
三是忌套用西洋语法概念和术语，汉语的语法有其自身的结构规律，方言尤其如此。
五、小结
以上对语言调查的“选址”、“选语”、“选人”、“选项目”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进行语言调查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就需要我們利用已掌握的语言学知识来辨析语言底层和表层的融合，通过语言调查来提高辨析语言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赵杰.现代满语研究[M].民族出版社，1989.
[3]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