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恒
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网络舆论中行动者间的话语互动与博弈，即主要考察主体间的关系，探讨新媒体事件所涉及的无网络舆论中的社会构建过程，致力于探讨行动者在框架构建和话语实践过程中的互动和博弈。本文着力探讨网络舆论中各种话语如何互动，它们如何在互动中构建事件，如何形成公众话语和话语行动，如何推动事件的发展。
关键词：网络舆论；话语互动和博弈；公共价值；雷洋事件
一、引言
伴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在数据提亮、复杂性和生产速度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大社交平台不断发展，流量也不断扩大，网络舆论也愈加激烈，甚至于时常会出现舆论发展失控的现象。各大热点事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速度时常高于传统媒体，另一方面而言，在社交媒体上人们能够及时进行评论与反馈，形成公众、媒体与官方的话语互动与话语博弈。
二、网络舆论中的话语运动
互动是指事件行动者之间相互沟通和对话的状态与过程，在网络舆论中的互动是指公众、媒体和官方三方事件行动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对话的状态和过程，侧重于三方之间的合力；而博弈则是三方之间相互竞争和争夺的状态与过程。我们以2016年5月份的“雷洋事件”为例，该事件中的官方话语主要是指政府话语，其中公众、媒体和政府对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三方形成张力，互相之间争夺事件的话语权；而公众、媒体与政府总能在构建事件框架的过程中产生相互相应的竞争，这即是三者之间的博弈。
公众与媒体之间总能够在不断在话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合力，甚至两者立足于同一立场与政府进行话语竞争。从社会资本来看公众话语缺乏其支撑，故公众往往会由事件联想到各种社会问题，希望能够寻求一个联系点将社会资本、资源汇聚起来，这也是公众在与政府进行话语竞争时借以获胜的策略之一。新媒体时代，网络文本多是以对话的形式展现的，发布者发布消息，公众则通过评论等方式进行反馈，发布者也能及时接收到公众反馈，并对针对特定事件进行对话。公众议题通常是关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议题，多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众政策的出台有关。
三、网络舆论中话语运动的动力及其影响
（一）话语运动的动力
1.公众话语行为的动力
公众有了公开表达己见的机会。在公权滥用诱致型新媒体事件中，公众通过网络平台获取了公开表达自己观点、意见的机会，他们积极参与对事件的讨论，对当事人进行道德评价、对政府进行问询、对事件进行推演或定性……与此同时，他们也会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去探寻当下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通过话语运动呼吁进行制度改革和社会改革。
公众通过话语运动参与设置媒体议程和政府议程。雷洋事件一经爆出，天涯论坛、微博就有大量网民对雷洋的死因提出质疑，并开始对事件真相进行挖掘和推演，公众的这一话语运动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公众议题，迫使媒体与政府意识到这一公众议题的重要性，为媒体和政府进行了议程的设置。政府开始公开事件细节，对于公众的提问进行了统一的答复。媒体话语一方面与公众话语进行“合力”，共同质问和要求政府；一方面也与政府进行“合力”，协助政府，助推官方信息的公开。
2.媒体话语行为的动力
一方面从贴近受众和贴近市场的角度考虑，媒体关注网络舆论有着强烈的动机，媒体借用公众关注的事件以开拓其报道的空间和话语空间，博得受众的青睐、增加媒体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新闻发展观要求媒体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媒体机构都有责任、有义务对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报道和探究，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提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表达社会改革的诉求。
3.官方话语行为的动力
官方通常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去参与到公众议题讨论和话语运动中的。对于官方而言，公众议题的提出时常意味着一种问题或是危机的出现，官方必须通过适当的处理方式去修复社会秩序，以挽回其形象。网络舆论往往是由各方社会力量合力推动构建成的，存在着与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公众利益的密切关联，在这类事件的话语运动中，公众话语的积极性总是高于其他话语主体的，迫于公众话语的压力，官方必须做出快速的回应，参与到话语运动中。
（二）话语运动的积极影响
网络中的话语运动能够推动事件的发展与信息公开。在网络舆论中行动者的话语互动与博弈，公众对事件的讨论和评论都会要求官方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和事件的调查、处理过程进行公开。官方则会通过取证事实的方式，将调查信息公开发布以试图平息舆论、安抚社会恐慌。
网络中的话语运动能够打破官方话语垄断权，增强公众个人的自我效能和政治力量。公众以网络为平台参与到网络舆论中，开展话语运动，对官方话语进行解构和重塑，打破了官方话语垄断权，参与到事件中并发挥公众个人的自我效能。
网络中的话语运动能够引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呼吁政策变迁和社会进步。公众、媒体和政府话语的互动和博弈会引发人们对公众议题的思考，具有推动政策变迁和社会進步的潜能。
（三）非理性的参与和讨论演变为话语宣泄，引发社会焦虑，带来社会恐惧
理性的参与话语实践能够保证行动者参与事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非理性的话语实践则可能导致原本的有效价值遭到破坏，甚至越过意识形态进行不合法的话语表达。非理性的话语事件在公众话语中尤为显著，公众参与网络舆论中多选择的框架为道德评价，多倾向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对私德败坏的谴责等。在网络环境的话语实践中，公众利用其智慧和知识促使事件实现信息和价值的增值，而且公众对事件的推演论证吸引力更强，更能达到促成公众议题形成的目的。然而，公众的观点和意见往往会夹杂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激烈的话语博弈使得公众的话语参与沦为话语宣泄，流言、谣言也由此滋生。
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公众在话语实践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都是来自于本身的生活体验，是他们对于生活、他人与世界的综合体验。公众在面对网络议题时，往往会联系到一定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引起一定的社会情绪。公众在对于事件的表达中往往是总体的、概括的也是相对模糊的意见，会掺杂着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和泛化思维，更容易与他人产生共鸣，激活社会情绪。这导致公众在事件中出现了情绪参与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事件当事人的情绪和对官方和有关部门的情绪，以及所衍生出来的社会情绪，表现为同情、愤懑、恐惧、无奈等。
四、激发网络舆论的公共价值
（一）张扬事件行动者的理性参与
官方需要积极与公众、媒体开展互动，就事件暴露的社会问题进行商讨，顺势而为，推动社会发展。有关部门需要改变“说话”的方式，学会和公众、媒体对话；在对话中官方需要转变居高临下的语气、上级对下级的态度；官员在网络舆论中不要以领导者自居，无视平等对话的需求；有关部门在网络舆论中需要努力成为一个平等的话语主体改变自以为是的强势身份，积极参与话语运动。
网络议题属于公众议题的范畴，有关部门需要不断提高公共议题管理能力。健全规范监督公权力及其运行的制度，突出强调制度的贯彻执行；建立健全规范公众有序参与网络表达的制度，把公众在事件中的参与和表达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对网络环境中信息发布失实、“失时”等问题，需要迫切健全“信息发布制度”，网络舆论正在引发“网络社会问题”，这要求有关部门创新虚拟社会管理，不断提高虚拟社会管理能力。
（二）加强事件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建设
对于官方或者说政府而言，需要对公众的消极情绪进行正确的引导。纵观我国网络舆论场，泛道德化、泛政治化及泛娱乐化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的网络舆论需要靠媒体、政府以及意见领袖进行引导，并借助这一部分人的引导来阻止消极的、极端的情绪的扩散，而使得公众的舆论表达更加理性。对于那些极端的、消极的情绪，官方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话语互动方式去进行引导，建立情绪应对的“话语包”，不讲假话、大话、空话，更多运用理性、朴实、平等的公共话语，以事实来说服人，以理性来引导人。
由网络语境开来，公众的参与社会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不仅仅是参与到了那些鱼政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讨论之中，更有对具体社会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住房、医疗、收入、教育等有关民生的议题的讨论，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参与能力普遍而言有所提升。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表达，发挥了一定的网络舆论监督作用，也扩大和实践了公众的表达权利。公众对于自身关注的问题去表达意见并参与到相关事务的讨论中，才能够在有实践表达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可能，与此而已，网络舆论更加偏向于对于公众日常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因此，公众需要提高理性参与事件讨论、开展对话的能力；不断提高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培养公众的社会理性。
（三）亟需发展新媒体文化
激发网络舆论的公共价值需要营造一种互动、互信、参与、对话的新媒体传播文化，建设可信任的、有序的新媒体传播环境，发挥文化的力量规范新媒体使用行为；需要倡导遵守理性和规则来来开展话语运动，特别需要强调以公众利益作为话语运动的诉求，遵守合作原则；强调合作原则而不是分裂和对抗，否则，行动者在事件中的互动只会讲社会引向更加无序的状态；需要重建社会信任，重建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以及时间行动者内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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