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臻珍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交互设计不断发展的当下，博物馆陈列的相关研究日益呈现以文化认知为核心，以数字互动展示为载体的发展趋势，强调其展示设计的体验性特征。其中，革命纪念馆作为我国先进革命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与教育基地，承担着新时代弘扬革命先烈精神价值的责任，其馆藏内容的陈列方式是最直接的展示媒介。因此，如何合理运用数字展示技术与交互设计以适应群众的审美文化需求成为了当下的新课题。
一、革命纪念馆陈列展示设计相关研究梳理
革命纪念馆作为专门博物馆的一种，是国家形象与政治文化的重要展示、宣教窗口，它的纪念对象涉及到近、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自诞生起，就成为我国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传播空间。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首个专门的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开始发挥其教育革命队伍、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建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数十所革命纪念馆，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我国革命纪念馆的早期建设主要基于博物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其性质职能、修建、管理方法等沿袭了专门性博物馆的理论系统。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革命纪念馆的历史特殊性渐渐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李耀申论述了其基本特征，即：（1）其核心是纪念我国革命事业的相关事件或人物；（2）纪念对象具有历史特殊性，即近、现代革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或人物；（3）特殊物质条件，如实物遗迹、遗址等，构成了革命纪念馆存在的必要性。区别于一般性博物馆，我国革命纪念馆的建设更加强调通过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以纪念我国革命的恢宏历史。其中，展示陈列作为革命纪念馆管理建设的核心，对宣传教育的质量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相关学者指出我国革命纪念馆的展示形式存在严重不足，长久以来主要以相关文物及照片文字资料进行直接的组合展出，缺乏整体的现代设计元素与规划。
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国家从宏观层面提倡弘扬我国先进革命文化。革命纪念馆作为革命文化的物化与载体，其陈列展示逐渐受到重视。国家先后新建、改建了一批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等为代表的革命纪念馆。这些馆在陈列形式中融入了多维度的视觉效果，如引入高再现度的的三维动画、投影呈现等数字技术以复原历史场景，提升了陈列内容的感染力、吸引力和观赏性。此外，利用现代材料制作大型物理呈现装置，主要以大型沙盘组合、布景箱与雕塑等为主。这些实践在革命纪念馆陈列展示上凸显了新兴数字形式与手段，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学者们从数字化前景方面论述了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展示方式。侯东霏论述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当前革命纪念馆环境中缺乏针对观众认知理解的设计考量，并强调应突出陈列效果的参与性、互动性与临场感。赵琪进一步提出了“情境互动”在中小型革命纪念馆展陈中的特殊作用，通过视觉技术的刺激，以增强观众情感共鸣。如虚拟现实环境的营造可以使观众“沉浸”在历史的情境中。但互动体验作为当代设计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理论却较少在革命纪念馆这一设计对象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1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展示、继承我国优秀革命文化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方面，尤其要适应当代年轻人群的文化需求[7]。基于此背景，如何进一步将数字互动体验融入我国革命纪念馆的展陈设计之中，将是提升其当代宣传教育效果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二、交互设计与博物馆展示相关研究
交互设计作为正式的研究对象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人对机器的使用效率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用户界面与计算机系统设计。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是通过构建计算机对于信息的输入、输出机制，从而完成计算机接收用户指令并做出反馈的过程。90年代以后，随着普适计算机（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实现产业化，交互设计逐渐成为设计学研究热点，其研究核心从使用效应转向用户体验。而随着用户体验对消费决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交互设计迅速深入包括信息技术、服务与体验等在内的多个领域、行业的设计研发过程，并成为核心组成部分。新世纪伊始，理查德·布坎南把交互设计的对象定义为人的行为，即动作和相应的反馈。辛向阳提出以行为逻辑引领交互设计研究，论述了交互五要素为人、动作、工具或媒介、目的、和场景，进一步确立了用户体验的范围。同一时间，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交互设计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Gallagher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人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是以身体的直接体验作为始源域。随后，Paul Dorish在《Where action is》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具身交互”的概念，引领了交互设计中身体体验的相关研究，如实体交互在社交产品中的作用。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论证了隐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出现在不同的模态之中。多种模态的符号元素，如视觉、听觉、文字等，可以形成系列转喻或转喻链，从而创造出超出基本概念意义的情感体验以及审美效果。这进一步为交互设计提供了认知理论基础，它强调视觉、听觉、语言等多模态信息的感官与身体体验的联通，在交互可及性、参与性提升与认知效应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交互设计的不断发展为博物馆展示设计相关研究亦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国外主流博物馆较早在交互装置、感性体验设计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如伦敦丘吉尔博物馆在馆内陈列了名为“时间轮”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可以自主地阅读、倾听与触摸关于丘吉尔生平的多媒体记录。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中通过交互系统设计为参观者提供个性化的导览过程。我国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历史博物馆较早在交互展示方面进行了实践，在实体互动系统设计（Tangible Interaction）、情景装置与互联网平台整合等具体方法层面提供了经验积累。敦煌博物馆以虚拟现实为主要手段研究石窟艺术的数字化修复与互动呈现。总体上呈现以凸显藏品为主、服务参观者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互动设计形式。不难看出，交互式思维方式的运用，目前已成为当今博物馆展示设计的主流方向。然而从目前研究来看，在革命纪念馆这一特殊对象上，其交互展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开展。
三、革命纪念馆交互展示设计应用
革命纪念馆从文化体验空间的角度，可以为观众提供直接、丰富的认知材料与媒介。因此，基于以上论述，交互设计与博物馆陈列的发展为我国革命纪念馆的数字化展示带来了新的启示，即以体验为核心，从单向参与到双向互动、从单一感官到多重体验的交互展示特征。可以在相关专题展览、特展中，以情境叙事、可视化、多模态互动等设计方法多方位呈现革命人物的情感个性与革命事件的历史意义，配合原有陈列，进一步提升其感染力与说服力。（一）革命文物的互动展示
交互设计的信息可视化解构，可以突破单一视觉维度与展示方式的局限，进一步拓展革命文物信息的呈现度，并提升观众的接受度。当前我国革命纪念馆的文物展示主要以静态陈列配合文字性阐释资料为主，这样的展示方式虽然直观、便捷，但缺乏与观众的双向交流机制，且以观众的主动阅读为前提，因此，陈列设计上的感染力较弱，难以调动观众的参与积极性。而数字化成像，如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可以突破静态文物展示的局限，将包含丰富物质信息的武器装备等文物，如红军的主要武器捷克式轻机枪，经由直观、简洁的信息解构呈现。此外，将机枪的虚拟影像进行多层级信息分解，观众可以逐层观看文物的内部结构，并经由自主操控体验机枪的功能。经由完整的体验过程，观众可以深入理解其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与技术价值。（二）物理时空与信息时空的情景互动
以艺术再现手法呈现文物的历史环境情景，如相关人物、自然环境等，调动观众的主动参与性并渲染其历史氛围。如配合毛主席在延安的小青马标本展示，在背景墙面嵌入动态的山丘与云层影像，观众的步态移动可以触发小青马的嘶鸣声，并呈现虚拟的毛主席话音，生动地呈现小青马驮着主席转战陕北的革命情谊。通过具身的互动体验，让观众体会革命时期的艰苦条件。（三）地理信息的交互可视化呈现
交互设计通过感应器反馈可以强化观众对革命先烈所处的地理条件的体验与感知，这对于当代观众理解革命精神至关重要。可以配合纪念馆中的沙盘等实物演示，将具体时间点的地理信息通过合理的视觉形式与声效设计，嵌入到时间进程中，以凸显革命先烈的艰苦作战环境。如长征中的爬雪山、过草地等，这些艰苦卓绝的客观环境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因此，可以通过3D-vision（三维空间动态成像技术）将立体的雪山景象直接悬浮在展示空间内，直观地呈现震撼的视觉景象。再配合感应器，当观众接触到信号接收范围可转变视角与触发声效，产生寒风呼啸的切实感受。（四）革命事件的情境互动
运用时空蒙太奇、视觉系统构建等艺术手法，让观众通过角色模拟的移情作用，亲身体会革命人物的情感抉择，升华参观者对革命人物的反思认识。如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具体结合视觉虚拟、声音设计与实体空间，营造刘志丹与谢子长生死诀别的情境，通过交互感应器，观众以刘志丹的视角完成对话、动作等反馈体验，感受其深厚的革命情谊。（五）人物生平的可视化交互
将人物丰富的文献资料通过有序、美观的信息设计，使观众可以按一定的逻辑，快速自主地阅读数字信息、倾听相关历史音频档案、触摸与感知虚拟文物形象。以互动的细节呈现进一步丰满革命人物在观众脑海中的形象塑立。如上述提及的伦敦丘吉尔博物馆，通过互动装置，参观者可以自由阅读、倾听人物语录等。结语
交互体验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对参观者的情感满意度方面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面对革命纪念馆这一具体的设计空间，交互展示可以有效地激发起参观者的情感共鸣，提升其对于我国厚重革命文化的认知理解，并且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多个方面的展示设计融合方式，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如何配合基本陈列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将是未来革命纪念馆陈展相关研究的重点与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