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聪景
（南昌航空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一、前言
人们对图像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图像可以传达文字、语言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在中国历代宫廷服饰中具有大量的吉祥纹案，这些纹饰是我国传统图案的代表，而其所蕴含的寓意、传达的祝语被通称为“吉祥语”，简称为“吉语”。目前，我国关于传统服饰纹案的研究尚停留在材料、图式、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就其吉语图像文化内涵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以清帝朝服为例，让我们惊叹的不仅仅是在织绣、选材、技艺、款式上的极致，更是吉语纹案所带来视觉和触觉上的文化盛宴。二、吉祥纹案的产生与发展
1982年湖北马山一号墓出土战国中晚期的织绣衣物，服饰上的蟠龙、飞凤、龙凤、对龙、对风、龙凤虎、豹等纹饰有信仰祈求上的文化涵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衣物中出现了不规则的连云纹和云气纹，寓以长寿之意；新疆民丰出土的东汉织锦衣物中，有“万世如意”锦袍、“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被和锦手套等，以文字纹饰进一步表达人们对吉祥的祈望。可见吉语纹饰的产生发展是逐步形成、丰富的。唐代的《唐大诏令集》记载了当时的绫锦纹饰有麒麟、天马、辟邪、仙鹤、芝草、万字等，通过图案和文字的搭配形成丰富的祝福语辞图案。到宋代，人们利用谐音、假借、象形等手法创作出大量的的吉祥纹饰，赋予纹饰更丰富的吉祥内涵。明清时期，融入了大量宗教色彩的七珍八宝等纹样，吉祥图饰之风有过之无不及，正如乾隆帝诗言：“不为圭壁为如意，薄古惭今好吉祥”。三、朝服艺术特征所折射的“吉语”文化
（一）清廷朝服的艺术特征
满族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中国东北兴起的骑射狩猎民族，是女真族后裔。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首先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后来其子皇太极（清太宗）在盛京（今沈阳故宫）发布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本族改为“满族”。清朝统治者深知，要长期稳固及驾驭如此庞大的国家，仅凭武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文化、观念、意识上的锐变。所以，在服饰衣冠上融合满汉民族的民俗文化自然成了重中之重。乾隆二十四年下令礼部编《皇朝礼器图》，厘定严格的冠服制度，并绘图列入《大清会典》，以服饰象征皇权、地位、身份和等级，采纳“满汉结合”的方针政策，一方面保留了满族风俗习惯以及便于骑射游牧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吸收了汉族历史传统，将汉族的礼制思想、寓意纹案、多变的色彩等元素融入其中。其风格、特点的演变经历了前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前期为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朝服背景较为舒朗，水波起伏和缓，山形较高，领口、袖口细小，边纹设计简单，配色较单一，龙纹态势较凶猛，部分造型与特点略带明朝遗风；中期以为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其间的帝王朝服更为庄严华丽，织绣精密，在原有朝服基础上构图更为充实饱满，题材丰富，领子变小，色彩绚丽浑厚，马蹄袖口变宽，视为清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宫廷服饰；晚期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这一时期朝服款式日益减少，品质无法与之前的服饰相媲美，龙纹造型较温顺，水纹波浪数量递减。
图1 朝服局部1绢本 陈聪景绘
图2 朝服局部2绢本 陈聪景绘
（二）朝服纹饰的“吉语”文化
1.龙纹龙纹是朝服纹饰中最重要的图案。《山海经·佚文》曾有“大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的记载，说明龙与水有密切关系。《史记·高祖本记》记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后来便有皇帝是龙的化身的传说，即真龙天子，因此龙被赋予极高的祥瑞之意，形象无比尊贵。代表东方审美艺术的正宗形象，龙纹具有深厚寓意：前额饱满宽阔代表智慧博大，鹿角代表社稷和长寿，牛耳代表名列魁首，虎眼代表威严，鹰爪代表勇猛，狮鼻代表富贵，金鱼尾代表灵活，腿上火焰象征辟邪。绘绣于朝服上的龙纹千姿百态，到了清代最终得以固定下来，主要包括坐龙、团龙、行龙、升龙、云龙等。
图3 朝服局部3绢本 陈聪景绘
图4 朝服局部4绢本 陈聪景绘
2.十二章纹
《虞书·益稷》记载，早在虞舜时代，已经在衣裳上装饰十二章图纹，用于代指统治者的完美品行、至高无上，是历代帝王权威的标识，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十二章纹的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斧、拔，分别表示十二种意念。如：日、月、星辰象征照临无私；山象征稳重镇定；龙象征神奇应变，华虫象征文采华丽；宗彝象征忠孝智慧；藻象征洁净；火象征光明；粉米寓意养民；斧寓意决断；拔寓意明辨。从史料来看，清代初期朝服上没有使用十二章纹，从乾隆开始，在吸纳前代特色基础上，采用了与前朝不同的排列构图，将十二章纹加以变化成为清帝所特有的章法，这种章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晚期。
3.辅助纹
清代宫廷服饰除了借助图样表达吉语文化，同时还运用谐音、假借、双关、会意、文字等方法传递祝愿。在朝服的龙纹附近会分布各式云纹，云纹与龙纹配合使用，称为“祥云纹”，中间还有八吉祥纹，是八种佛教的法器即轮、螺、伞、盖、花、钗、鱼、盘长；暗八仙纹，即道教八宝——道教八位神仙的法器，寓意长生不老；杂宝纹，象征财富的金锭、珍珠、犀角、如意、方胜、元宝等；与“朝”同音谐音的海潮纹；象征洪福齐天的红蝙纹）；用佛手、桃子、石榴来象征多子多福的三多纹；灵芝祝寿纹。其中有的直接用文字来表达吉语文化内涵，可见构思设计上的精心细致。
四、朝服纹饰的色彩象征意义
（一）皇权与祈祀
早在旧石器末北京市房山县山顶洞人时期，人们就曾用红色赤铁粉涂绘于器物以及坟地四周，以示一定的信仰寓意，后来出土的墓室壁画、帛、锦等逐渐显示出人们的祖神崇拜风俗的兴盛，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他们借助更为丰富的色相图纹变化装饰于器具、衣物、绫罗绸缎等材料上，以此表达虔诚的精神崇拜，而这种崇拜可以上升至以皇家为代表的宫廷服饰。唐朝认为赤黄色接近日光之色，象征着皇帝尊位，是皇帝服饰专有色，臣民不得僭越。自隋唐以来历代帝王提倡五行说，以金、木、水、火、土物质属性涵盖万物本质，其中黄色土代指“中央”，是国家权力统治的象征。而清代皇帝重视黄色集权寓意，采取太阳照耀大地的明黄色，规定皇帝的一切用具皆是明黄色。《钦定大清会典图例》记载皇帝朝服有冬、夏之分，冬朝服有两式：一为：“色用明黄，惟圜丘、祈谷用蓝……”；二为“色用明黄，惟朝日用红、祀天用蓝，夕月用月白，披领及袖皆石青，缘用片金……”。可见清帝朝服除了使用明黄色袍服外，还有红色、蓝色等朝服出现，具有特定祈祀之意，且颜色对应服饰织绣不同部位也有极为严格的要求。
（二）平衡与和谐
清帝朝服蕴含着满汉文化的共通与和谐之美，其审美与制作如绘画艺术语言一般。早在虞舜时期就有“衣画而裳绣”的规定，《元代画塑记》载：“古代象物肖形者，五彩彰施五色，曰绘曰绣而已，其后始有笵金埏土而加之彩饰焉”，由此可以推断早期刺绣已经有在服饰上画彩的习惯了；到了清代则有“缂画参半”之说，部分宫廷服饰需通过缂丝与绘画染色并用的方式，而皇帝朝服以此方法制作的耗时长久且技艺更为缜密，因此配色极为关键。比如清帝时期的妆花缎，在花纹的配色上可多达十几种甚至二三十种，所织出花纹色彩莹润、秀美华丽。还有丰富艳丽的锦缎，十分讲究晕色，即由深向浅的颜色变化（有二晕、三晕和间晕），颇具艺术风韵。清朝宫廷服饰对色彩理解运用在融合汉儒文化的基础上，从简单、拙朴走向后来的繁复、庄丽，云龙造型与其他吉祥纹饰借助不断成熟的色彩表达，具有了无限生命力。它们飘逸腾舞之感恰是在虚实之间，太实则僵硬死板，太虚则缺失依托，它们多样统一，在繁复中力争平衡，恰到好处，也许这正是满汉文明的和谐印证吧。五、结语
清帝王朝服在满、汉文化的辉映下，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纵深的延展。其中的吉语纹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暗含中华文明的伟大千年传统，是历代人们不断探索历练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晶。现在，许多人喜欢香奈儿、爱马仕等外来品牌，其流行的所谓“中国风”大多是受中国宫廷服饰刺绣与纹样所影响的，透过清代宫廷服饰艺术特点反映出“创新”与“融合”的文化理念，我们清楚知道发扬民族文化复兴，崇尚美德美育，是践行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与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