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已是十月下旬，我穿着毛衣和秋裤坐在马车上，凉风嗖嗖的，很冷。车上也坐了些从城里返回来的青年。车到分场供销社停下，我们都下了车。朱叔叔来了，把我接到他家。我们走时，朱叔两个孩子，他的大儿子和小妹同岁，如今朱叔4个孩子了，贾姨的身体更差了，天一冷就下不了地，张口喘。我在朱叔家呆了四五天，其间去春健家几次。我和春健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当时已有一个儿子了，对象在老家锦州找的，还两地分居着，她还和她老爹一起生活。我和她没谈这几年家里的生活，只谈我工作的事，都在帮我分析。春健给了我10元钱和10斤地方粮票。我约摸大连的信快到了，我要回场部。临走，朱叔对我说：“如果办不成，你有什么打算？”我说：“那我去省里。”朱叔没再说什么，给了我5元钱，3斤多地方粮票。那粮票有一斤的、半斤一两二两的，不知从哪儿凑的。我接过粮票时，心里很感动。想想大姑他们家人，明知我去那么远的地方办事，竟然一毛不拔，相比这下，他们的人品可想而知。
回到场部的第三天，有人送来一封信，我一看是大表哥写来的，急切地打开，令我失望。信中大表哥没说他没去教育局问，只说哪个单位的事应该由哪个单位的解决，大连怎么会去给农场安置人呢，让我再去找。后来才知道，大表哥根本就没去问。如果大表哥能当个大事儿亲自去办，当时教育口相当缺人，全国正值落实政策，没准真能在当时安置呢！
当我再次来到石干事面前时，石干事的脸一下子黑了，态度也变了，说：“你怎么没走？”我说：“我把信邮回去了，大连教育局说不行。”石干事说：“那我们也没办法了。”再也不答理我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去劳资科。石干事就一句话：“你回去等吧！”就不理我了。一天，朱叔来电话，问了情况，我说了。朱步说，听说场部新调来一位老太太，场级领导，办事挺利落，让我去找找看。我去找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下了逐客令。
这时，招待所的服务员敲门告诉我，让腾房，说省里工作组要下来了。第一招待所全腾出来给工作组用。他催了两天我也没动，我在想，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农场不给办，下一步，我只能找省里了，这次来，一定要有个结果。也许省里来的工作组更好，省的我再跑哈尔滨了。
一天，李指导员来场部开会来看我了。他现在是三分场的第一把手。原来的三分场和二分场合并为二分场。他听了我的情况，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其实他背后做了许多工作，他向石干事了解了我的情况，又安排了一些有关的人，如果了解到他们时应该怎么说。这些都是事成后很久我才知道的。一天，友和又看到了我，说：“你怎么还没走，走吧！”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从第一招待所搬到了站前的第二招待所。第二招待所是平房，也住了一间双人朝北的小屋。为了节省，我一天吃两顿、一顿，有时，只花二分钱买一个馒头，回房间喝点水。因为不知道下面还需要多少时间，还要花多少钱、粮票，只能省了又省。
一天，听说省工作队已正式进驻了农场。广播里对全场职工介绍了工作组工作任务、职能，一号办公室、二号办公室的位置。可能是便于职工干部反映情况和他们了解情况。
我开始苦思冥想，构思我去找工作组时应该以什么态度、语气跟人家讲，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人家可能会问哪些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所有的我都反反复复考虑了几个来回，腹稿已打得熟熟的，开始决定去了。
我到了一招待所，在一楼的东头找到了一号办公室，我敲了敲门，进去了。屋里有两位四五十岁样子的男人，一看就是有身份的领导。我说，我有事情想跟领导反映一下，请问领导贵姓？他们分别介绍了自己的姓名，都是处长。
接下来，我就讲述了我的情况。从我参加工作之日到文革返乡到我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我没有办理退职手续，同领退职金，我还应该是农场的职工这一点，按政策，这几年的工资都应补给我。还有农场现在的处理态度，请求省工作组帮忙解决我的问题。
我述说时，声音缓缓地、委婉地，深深地打动了两位处长，他们中的一个人边听边记。他们听完后说：“我件事我们还要了解核实一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说：“如果有半句假话，我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他俩笑了。
我回到二招待所，心里轻松了一些，不知结果会如何，在床上围着被还在苦苦地思考着。
第二天没有动静，第三天上午还是没有动静，我想，看来没有希望了。第三天下午一点半，二招待所的电话响了。服务员大声喊着我的房间号，说省工作组的叫我马上过去一下。
我到了一号办公室，两位处长见我来了，很客气的让我坐下他们俩推让了一下，其中一位姓邱的处长说：“你的事我们经过了解，基本属实。我们跟农场方面沟通了，他们同意给你落实，但不一定是老师。我们觉得只要给你落实了，干什么都可以，你看呢？”
落实得这么快，真出乎我的意料，我马上表态，干什么工作都行。我再三感谢二位处长。他们说，不用谢我们，以后继续好好工作就行了。并说，你现在就过去，不要跟他们讲什么条件。我说，好。临出门，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又来到了劳资科，石干事的脸上仍阴沉沉的，看也不看我一眼，旁边许多人在办事，也有来找恢复工作的事。石干事把他们一个个都打发走了，才对我说，他们决定我还是回老三分场，现在的七连，看他们安排我干什么。这几年工资不补，工龄连续算。我说，好。其实按当时政策，我在家里的那几年，工资他们都应补给我。又怕闹僵，只能答应了。
我拿了劳资科开的工资关系证明，回到了二招待所。马上给朱叔去了电话，告诉他工作办成了。电话里都听出来朱叔兴奋的声音。晚上，我给爸、老舅、我同学和老六都去了信，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