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房伟
参加者：张丽 张伟 周文祺
主持人语：“布谷声中雨满梨，催耕不独野人知”，随着布谷鸟不知疲倦地昼夜啼叫，我们迎来了忙碌的五月，同时走进2016年5月的文学世界。这期四季评，除了邀请山东师范大学的硕士张丽、张伟之外，我们还邀请了青岛大学的硕士周文祺，她们几个从不同的方面对五月份的小说创作进行了精细到位的点评。张丽关注作品中复杂幽微的人性与精神创伤，虽然鬼金、张炜、残雪等的作品风格各异，但他们对人性的表现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张伟从“命运”这一恒久话题入手，细致绵密地分析了邓宏顺的《补天缺》等小说，极具现实关怀。周文祺则独具慧眼，为我们发掘了一批将“欧亨利笔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小说，无论是尹德朝的《同学》还是袁鹂的《谁在原地等你》等，都值得我们关注。
诉不尽的精神之殇
张 丽
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他的全部尊严与价值就在于思想，然而他却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滴水、一口气足以将他毁灭。对于逆流而上的行人而言，路途中永远有一团无法消散的雾霭，让人辨不清未来的方向，他们只能背负着历史与现实的十字架缓慢前行。人生在世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作家不遗余力地呈现复杂幽微的人性与精神创伤，而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价值所在。
2016年第3期《天涯》拿出小说栏目所有篇幅刊载了张炜少年时的习作《狮子崖》，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海边育贝场的故事。镜子湾精心培育的大花贝在长大后总会丢失许多，海边少年林林与小伙伴海星、小慧组成“海洋小组”，历尽艰险后发现其“跑滩”的秘密，并与“大拿”卢叔捉拿赶海的贼人，将狮子崖东面的大花贝全部采回以支援“亚非拉”。作者在出版这部小说时基本保持作品的原貌，使我们了解那个非黑即白的时代，透过其乐融融、一片祥和的结局洞悉历史的悖谬。林林父亲是水产研究员，在他蒙冤惨死狱中后，姨妈秦水为避嫌疏远了林林和自己的姐姐，甚至迟迟不敢答应海军军官的追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彼时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是生活的全部，革命的狂热导致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人在革命时期失去尊严与价值，成为琐屑、卑微、淡漠的存在，即使是宽广、柔软的大海也永远无法治愈文革所带来的创伤。
何大草的《岁杪》刊载于《十月》2016年第3期，这是一篇充满讽刺与反抗意味的小说。下放的“黑五类”知青因长期食用发芽的洋芋中毒而亡；动物园的鹦鹉声呼“人民万岁”；参加过北伐与抗日战争的老革命家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样板戏中饰演反面人物的演员“被解放军、民兵反复往死里打”……价值混乱、黑白颠倒、二元对立是荒唐岁月的表征，人们要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从沉默中突围而出反抗虚无。红卫兵将“反革命”分子庄爷爷的右手打残，他便用“布满皱纹”却“纤细”、“优雅”的左手作画，并与金东风成为忘年之交，倾心传授给他绘画的技巧。故事在拖着病体的庄爷爷到峨眉山看儿子的坟墓、四处逛逛中戛然而止，他离家后再无音信，其生死不得而知。何大草以幽默却不乏沉重的文字，洞悉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将对文革的思考诉诸笔端，充满浮生若梦的荒诞沧桑。
此外，唐颖的短篇小说《套裁》（《上海文学》2016年第5期）与上述两篇小说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故事。爱美是世间所有女子的天性，当黑包裤代替军绿裤在淮海路流行时，十六岁的少女鲁囡也想拥有一条这样能使人“曲线毕露”的裤子。她用尽一切办法，央“懂经”的林慧凝套裁一条黑包裤，在一个早春回暖天穿在身上，赚足同学们的眼球并在淮海路出尽风头。然而周遭的世界总是不断变化，鲁囡在一场“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运动”中首当其冲，也许，在危急时刻保存自我是人的本能，恐惧使“天真烂漫”的女孩变成一个“告密者”——蓓莉也穿过黑包裤，她与林慧凝“关着房门”不知在干什么“秘密勾当”，就这样，矛盾焦点被成功转移，蓓莉和林慧凝遭到“惩罚”。此后，她再也听不得“套裁”二字，为“革命”的残酷，也为自己的自私。在唐颖的笔下，性感也能成为一种罪恶，在那个随时可能被揭发、被检举的时代，人人自危，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保证的话，人何以成为人呢？
《滇池》2016年第5期刊载了鬼金的《一天》，这是一篇极具先锋色彩的短篇小说，作者笔下的叙述者尝试记录发生在一天中的“通奸”故事，扑朔迷离的情节让人不禁想起马原的《虚构》。“我”与M相识半年多，两人都是已婚都市男女，在城市中无处安放“禁忌之爱”迫使他们逃向郊区。可是，记忆中静谧的乡村已是满目疮痍，沿着乡间公路驱车行驶，一路都是过度开发的迹象，就此发展下去，“我”不知道未来的乡土中国会变成什么样。美好的事物总是容易消逝，既然我们无法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世界，莫不如在山野间来一次“短暂的私奔”，享受赤诚相待的爱。文学是人类情绪的表达，鬼金的语言短促有力，颇能触动人心，人生在世何必虚与委蛇的遮遮掩掩呢？真实就好，相信爱必将超越一切。
残雪的《读书会》刊载于《花城》2016年第3期，作为一个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作家，她始终观照人的内心世界，从事灵魂王国的探索。煤永老师是一个老派、迟钝又兢兢业业的人，丧偶后认识农老师并与她一拍即合结为连理，他不想压抑农的个性，便鼓励农参加读书会，在读书会里，农与洪鸣老师似乎暗生情愫。与此同时，煤永女儿的奶妈茴依又突然出现，煤永爱她，“就像是爱一个失而复得的妹妹”；年轻、热烈、爽快的张丹炽老师也向他表露心迹。他在这三个卓越的女性间纠结着，不知如何是好。而煤永的女儿小蔓也“面临新课题”，她与云医老师相爱，两人追求“情感的质”，而云医却因为一个南方女人背叛了她。小蔓认为“只要爱还在，忍受疼痛也值得”，她最终原谅了云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残雪在神秘、诡谲的气氛里展现复杂的血缘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其中不乏精神的痛苦、矛盾与孤独。
《作品》2016年第5期刊载了阿舍的小说《行行复行行》，它与《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样是个令人哀伤的故事，古今女子各有各的不幸。庄之走出北京航站楼后已是暮色四合，来到自己情人所在的城市，庄之犹豫着给他发了短讯，他的回复是“忙”，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也许，他们的恋情只是生活中的一件装饰品、一瓶调味剂而已。同时，一位亡灵蔡喜文一路跟随庄之，她将酒鬼丈夫勒死后抛弃女儿跳河而亡，后悔不已的蔡喜文渴望庄之帮她找回女儿。当庄之来到开会的酒店时，遇到自己的朋友梅蓝，她也是个不幸的女子，爱情的受挫使她单身至今，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梅蓝被称为出版界的“狂人”。在阿舍的笔下，爱虽不能忘记却又残忍不堪，在那个巨大而沉重的北京城里，女人都是渴望永恒的脆弱动物，即使朝着自己想要的东西走去，可最后能握住什么呢？
杨凤喜的短篇小说《讨债的老人》发表于《福建文学》2016年第5期，这是发生在两位父亲之间的故事。老秦年纪大了，儿子将他接到凤城颐养天年，顺便接送孙女玉莹上学。当孙女看到路边一老一小两个乞丐时，便央求爷爷捐钱给他们，没有零钱的老秦无奈之下只好将一张百元大钞递了出去。此后，老秦开始天天在外面转悠，希望找到那俩乞丐，讨回被“骗”走的一百块钱。可是，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谁愿意匍匐在地沿街乞讨呢？老乞丐老冀和小乞丐小冀是一对父子，两年前小冀带着工程队来凤城盖大楼，包工头先是拖欠民工工资而后逃跑，迈不过良心坎儿的小冀便背负上这三十多万的债务，开始漫长的讨债、乞讨之旅……社会总是有太多的不公与心酸，老秦追回被“骗”的钱轻而易举，可谁又能为老冀的遭遇买单呢？杨凤喜在小说中表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他针对当下“职业乞丐”扎堆的现象作文，让我们看到他们另一面的人生。
《山花》2016年第9期收录了张学东的《黑的不是夜》，作者以充满山间乡野气的笔调，为我们讲述一位退伍者悲凉凄惨的人生。黄大军曾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身材瘦削的他终日裹着一套“黄唧唧的旧军装”，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酸臭气。从部队下来后，他常常给村里的孩子做各式各样的木头手枪，从枪膛到扳机再到瞄准器，真手枪有的东西它都有。也许，事情坏就坏在他把送给栓栓的手枪交到栓栓妈手里，这打翻了栓栓爸心里的“醋坛子”，为使心爱的手枪“免遭一劫”，栓栓不顾大人的打骂跑出家门，在新修好的乡村公路上被手扶拖拉机撞飞。与此同时，故事的另一条线索是，“我”鬼使神差地来到大军叔家，听他诉说作战的往事，参军时他在“猫耳洞”里一呆就是小半年，身上留下许多暗褐、猩红色的疤瘌，甚至成为一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废人”。在张学东的笔下，人生有太多的猝不及防，“黑的不是夜”，而是命运的无常、战争的残酷与人们的善忘。
房伟的《副领事》发表于《青春》2016年第5期，这是他推出的第三篇幽灵抗战系列历史小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副领事是一位温和内敛、生性冷淡的男子，他热爱中国文化，对政治毫不关心，只想“在舒服的日子中结束平静安稳的人生”。但生逢乱世，这一简单的要求只能是奢望，他无法忍受亦无法阻止日本政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的行为，生无可恋的副领事在留下一首藏头诗后“悄然领死之事”。他的离奇“失踪”在南京引起轩然大波，倘若无法在72小时内找到副领事，南京城必将陷入一片战火。侦探曾泰与南京警察厅临危受命，破解藏头诗的秘密，寻得一息尚存的副领事，使南京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几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最终沦陷为“修罗场”，一时间哀鸿遍野……与传统抗战题材的小说不同，作者并未着力渲染战争的血腥与暴虐，却依旧使我们感受到美好生命逝去的悲哀，在温婉凄迷的叙述中，一位矛盾复杂的日本副领事形象跃然纸上。
行走于命运的孤岛
张 伟
命运，总是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形式存在。哈姆雷特难逃复仇的悲剧，俄狄浦斯走不出命运的诅咒，西绪福斯无法逃脱诸神的压迫。那些生命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无论飞得多高都飞不出命运的手掌。生活于当下的作家，以敏感多情的笔触，在生命的旷野中，描绘出一个个命运的囚徒。他们笔下的命运剪影，像一座座彼此相连的孤岛。我们审视那些人，其实就是审视我们自己。
薛舒的《香鼻头》（《人民文学》2016年第5期）是一个有关同性之恋的故事。在命运的嘲弄之下，西市街的那些人和事成了谜一样的存在。小说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将众多人物展现出来：得了“痴病”的殷小妹、耿直沉默的方裁缝、落难公子季先生、喜欢三角恋的小顾……生活在西市街上的人们，其生活表面像温吞吞的流水一样，实际却隐藏着大秘密。作者以“香鼻头”（即接吻）作为整个故事的线索，裁缝方先生因为“香鼻头”娶了病女殷小妹，从日本学习归来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伊豆堇”公司的总经理。殷小妹每次发病时，都莫名其妙地喊着“香鼻头”。游手好闲的季先生，却随着方先生的离去与归来，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三个人的故事，始终在邻居们窥探和揣摩下缓缓进行，众口不一的猜测使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在小说的结尾处，电影《断背山》暗示了方先生与季先生的同性恋情。小说中，作者对人性有着十分到位的刻画，人们的猎奇心理、窥私心理、以及对金钱的狂热心理，都被细致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陈世旭的《欢笑夏侯》（《北京文学》2016年第5期）讲述了底层少年人生逆袭的故事。小说以夏侯阳光的“傻笑”为叙事焦点，他出身于普通的工人家庭，资质平平、成绩一般。由于父亲与前任省长危老的一段渊源，得以成为“特例”进入省内最好的高中，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奚落，他始终报以纯洁天真的微笑。高考失利后，校长为他选择了一家技术学院，毕业后他再次凭借与危老的关系，顺利在领导家属院工作。工作中，他扎实勤奋，博得领导的信任；由于靠近权力中心，他成为同学们结交讨好的对象。夏侯阳光的形象有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市井小民的命运，起伏于大人物的弹指一挥间，这种强与弱的对比显得可笑而滑稽。另一方面，夏侯阳光始终作为生活的弱者存在，他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作为社会的被动者和承受者，他所谓的“成功”也仅仅是成为上层社会的附庸。面对命运的不公和官场的卑琐，夏侯阳光是沉默的、顺从的、甚至是迎合的，这注定了他的命运会走向悲剧。
胡学文的《短暂停留》（《时代文学》2016年第5期）。少年时代总有青涩真挚的情感，而人到中年之后，面对生活的压力，情感早已疲软不堪。该小说以倒叙的方法展开故事，开头以“我”与元红暧昧的心理隔膜作为伏笔。毕业二十年后，“我”回到母校，一切已物是人非。只有舍友元红，是“我”心中无法释怀的疙瘩，两人相见之后，元红向“我”诉说了自己的婚姻危机。作者以心理透视的方法结构小说，“我”和元红的心理距离呈现为“追逐——逃离”模式。元红在诉说自己婚姻不幸的同时，不断向“我”发起心理进攻；“我”越来越听不下去，仿佛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一直处于逃离的状态。实际上，元红以挖苦自己的方式进行报复，她认为是“我”抢走了她当年的恋人马永，并间接导致了她二次情感的不幸。然而，真相却是真心爱她的马永早已患病身亡。小说中的三个人物，在情感上相互追逐、相互联系，却又都处于爱而不得的孤立地位。人物之间的情感仇恨不断被升华，又不断被解构，人物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变得落寞而疲惫。
城市的污浊常常藏匿于城乡的罅隙中，人口买卖现象昭示着城市文明的盲区。邓宏顺的《补天缺》（《当代》2016年第3期 双月刊）以此作为关注现实的切口，展现弱势群体的生活景观。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由于在外地打工的哥哥被人逼婚，“我”和母亲踏上了寻亲之路。目不识丁的母亲，以其机智果敢与逼婚人家进行巧妙周旋，并带领儿女顺利逃走。却在逃跑途中，遇到与哥哥私通的“瘦猴”金慧，金慧的悲惨经历打动了母亲。小说中的母亲是所有人的精神支撑，她冷静果断、勤俭持家、不向命运低头。虽然拥有在城市生活的能力，但她看透了城市的计较，向往平静简单的乡村生活。小说中的男性，父亲和哥哥由于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成为背景式的人物。作品展示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现实：金慧娘亲因被人贩子拐卖而杀人、金慧本人的孤苦遭遇、逼婚人家索要天价彩礼……面对残喘在城市边缘的生命，母亲以爱和善良来完成对弱者的救赎。这也是作者所崇尚的，即以敢于“补天缺”的勇气抗争世界的阴暗和丑恶，拯救那些生存自由被剥夺的人。
柯江的《都市湖水蓝》（《雨花》2016年第9期）以农民工的人生经历，展示城市的虚伪和污浊。小说通过运用“他者”视角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引起人们对生存的反思。外乡人小七友带领兄弟们到城市谋生，却巧遇蓝藻引发的城市缺水危机。面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困境，小七友们干起了倒水偷水的生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商业绑架案，使小七友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他冒着生命危险解救了人质，却遭到媒体的过度吹捧，从此成为“新城市英雄”。从卑微憨厚的农民工，到作上百场讲座的道德模范，小七友被城市的虚伪彻底吞噬。小说表面描写城市的环境污染，而实际却直指城市人的精神污染。面对水危机，企业家首先想到的是水治理的工程收益，官员们以连篇累牍的工作汇报进行推诿，市民能够高价买水却从来没有节水意识……一场水危机暴露出人性的自私与冷漠。作者冷眼旁观“利益高于生存”的城市法则；不刻意地去挖掘真相，因为真相已被掩埋在虚伪的包装和宣传之下。
李俊虎的《皮卡的乡下生活》（《星火》2016年第3期 双月刊）展现了知识分子身份丧失后的尴尬处境。本篇小说以城里人的视角观察当下的农村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尹南平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遭遇家庭排挤、官场失意之后，告假回乡休养。然而，家乡早已面目全非，郭二斌为因车祸而亡的儿子奔走，张海平的妻子外出打工后移情别恋，严晓松成为村长却冷漠无情。小说暴露了诸多的现实元素：富士康压榨员工的恶习、打工者生命的廉价、乡土的冥婚观念。在城市文明的浸染之下，乡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那份纯真和美好，变得浑浊而冷酷。尹南平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与郭二斌们相比，他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在城市生活中，面对领导的打压、妻儿的排挤，尹南平无法像城市人一样自主地生活。在这一点上，尹南平是一个漂泊者和无根者，孤独而尴尬；他成功地离开了农村，却无法融入城市，等他再回到家乡时却成为“异乡人”。作者细致地刻画了主人公的孤独感，从来自家庭的孤独到来自社会的孤独，个体的孤独被不断放大。
在城市的红灯绿酒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单的岛。章缘的《宝贝》（《长江文艺》2016年第5期）以主人公石头的经历，书写城市漂泊者的孤独。石头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面对任何事，都不惊不动、不争不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工作阶段，他从来都默默无闻，冷眼旁观功利主义者们的尔虞我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生活在一座复杂的城里，但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优越感”。虽然奔波于城市的喧嚣之中，他却保持着物质和精神上的“慢生活”，喜欢去地铁站买盒饭，在那里观察行色匆匆的路人；喜欢品着阿萨姆红茶，从苦涩的甜蜜中，温习一段逝去的恋情；他庆幸自己没有成为城市的奴役。直到遇见了活泼美丽的吴倩，一个爱养宠物的女人。几次接触之后，他渐渐对吴倩产生了好感。吴倩出差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吴倩工作的真相——做网络女主播的不堪内幕，而那些宠物则是网络直播用的道具。在吴倩身上，他一下子明白了一座城市的疯狂，他审视着吴倩，审视着自己，审视着这座城市，他的优越感消失了。
孙青瑜的《悬浮》（《牡丹》2016年第9期）。艺术与生存，看似并不矛盾的两个名词却往往难容彼此。小说中的艺术家为改变命运，却不幸走入阴谋的圈套。书二代程一品，不幸父母双亡，因遗产纷争被哥嫂逐出家门；在师兄马浩的帮助下，为颇有名气的“仿家”蒋章做助手。面对生活的窘境，程一品用蒋章的印章偷盖了自己的“得意画作”，卖出高价并大赚一笔。当她命运就此改变时，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瓮中之鳖，多年的心血全为他人作了嫁衣。一纸控告书，让她重新回到了穷困的生活中。在功名利禄面前，人性的缺陷被放大了：亲情的冷漠、同门师兄的背叛、知名“仿家”的虚伪。小说具有强烈的讽刺性，艺术，如今已成为名与利的外衣。才华出众的程一品，作为一个想改变命运的人，却彻底被命运改变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蒋章等坑蒙拐骗之徒，却成功地站在社会的上层。作者以悲悯的情怀，讲述社会现实的不公。在作者笔下，小说始终以波澜不惊的节奏缓缓推进，而结尾却完全背离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顾拜妮的《我和刘波》（《西湖》2016年第5期）。作者打破年轻人阅历经验的局限，将人到中年的生命体验，抒写得深沉而富有哲理。小说笼罩着浓郁的衰颓之气，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充斥着全文。故事发生在刘波的葬礼上，王二丫表面平静闲淡，实则内心充满了痛苦。小说以双线的形式叙事，一方面，写王二丫和刘大波参加葬礼相遇，在他身上王二丫看到了刘波的影子，并产生了与之发生一夜情的想法。另一方面，通过王二丫碎片式的回忆，作者把刘波的故事穿插进文本。小说中，主人公和刘波共同度过了美好而叛逆的青春时光，她对刘波有着十分暧昧的情愫，但这种情感始终掩藏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小说表现了意料之外的人物关系，王二丫和刘波曾经是“朋友+恋人”，却在无情的岁月中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直到阴阳相隔。刘波之死所触发的，不仅是主人公对流逝青春年华的惋惜、对人到暮年的焦虑，更是对死亡的哲理思考。作者以冷漠而尖刻的口吻，描述了她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切感触。
意外结局的人性反思
周文祺
未来将会怎样，我们往往无法预见。莎士比亚曾说“我猜中了这个故事的开始，我将上帝赋予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你。但我却没能料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反转的剧情，意外的结局所展现出人性的张力，一次次冲击着人们心灵的最深处，引发我们对人性的无限遐想和深刻反思。
如果不快乐的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摘除，你会选择做这样的手术吗？苏兰朵的《嗨皮人》（《鸭绿江》2016年第5期）这篇俏皮的科幻小说告诉我们，只有快乐与不快乐的记忆并存，人生才是完整的。女主人公艾米小雪下定决心要摘除与韦东一起度过的七年中所有的记忆，认为这样可以让自己获得新生，从此变成一个开心的“嗨皮人”。故事发展围绕着如下两条主线：一条线索是以舒医生为代表的反对摘除记忆的观点，另一条线索是以萧医生为代表的伪善的彻底清除记忆的观点，两条主线相交织构成矛盾的张力。我们摘除自以为不快乐的记忆之后就真的会一直快乐吗？小雪通过实践告诉我们，不快乐的记忆可以使人获得成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小说结尾用亦正亦反的思维语言，批判了现在社会上某些医疗机构为了赚取金钱，用伪善的宣传误导、伤害大众的现象。小说的结局意外反转，为了赚钱，老萧将会把等待记忆植回的小雪的记忆全部摘除，这引发我们对记忆摘除这件事情严肃、深刻的反思。喜怒哀乐同在的人生才是最完整的生命形态，与其摘除生命中出现的挫折和不快，不如坦然接受并珍惜生命的原貌。
196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在1959年至1961年之间大约有4000万人死于饥饿。李治邦的《名厨和他的儿子》（《海燕》2016年第5期）就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架构在196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讲述了一个父亲和他的朋友共同帮助巴豆活下去的故事。刘全口是一个手艺炉火纯青、让人敬仰的名饭庄大厨师，他的儿子巴豆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馋鬼”。刘全口知道儿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保护伞下，将来会一事无成，甚至最后会饿死，因此选择了离开。巴豆在经历了颓废和丧父之后，在老师黄学义的打击和帮助下像竹子拔节般快速成长并振作起来。作者把“清明”这顿美食的上菜过程描写得非常详细，在粮食极其匮乏的60年，刘全口依然按照惯例在“清明”这一天，宴请朋友吃一顿他亲自下厨烹制的美味佳肴。“清明”具有隐喻之意，也许“吃了今天就活不到明天了”，但“清明”同样也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它象征着希望，而只有好好活着才有希望。在大饥荒的年代，人人自危，而本篇故事则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懂得感恩，怀抱希望，保持着最后的尊严。故事结尾，巴豆对已故老师黄学义的怀念与感恩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旨。
尹德朝的《同学》（《朔方》2016年第5期）为我们讲述了主人公因为嫉妒心理太强，差点走上犯罪道路的故事。研究生学历的王劲东到了初中同学罗列德开办的私企上班。他非常嫉妒罗列德所拥有的财富、权力和荣誉，在一次会场布置上罗列德斥责王劲东打错领导的名字。王劲东离开会场后，遇到缠着自己的罗列德的儿子果果，于是就带着果果出去玩耍。就在一瞬间，王劲东起了邪念，打电话给罗列德说绑架了果果并索要赎金500万，想要借此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这是故事发展的转折点，本以为会走上犯罪道路的王劲东，却及时悬崖勒马。还好，只是转瞬间的邪念，王劲东最后回归到了善良的本性，平安送回了果果。故事的结尾，老同学罗列德并没有追究王劲东的责任，反而继续雇佣他，让他给果果做家教。故事用小朋友的天真无邪感化了王劲东扭曲的心灵，化解了矛盾冲突。小说结构紧凑，构思巧妙，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刻化细致，可读性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东西都在慢慢改变。袁鹂《谁在原地等你》（《文学港》2016年第5期）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讲述了“我”由于幸运得了奖而来到现在的单位后发生的故事。在枯燥的生活里“我”结识了星座女，通过对话，“我”和星座女讨论了情感、喜好、时事、人生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剩男，“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的枯燥循环生活，“在书的夹缝里求生存”。故事的结尾，“我”发现星座女对星座的执迷不悟，也不过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渠道。小说探讨了当下社会大龄青年的思想状况和生存困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一直呆在原地，我们都逃不过时间的魔掌，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
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人往往会变成“八面玲珑”的多面人。储福金《棋语·弃子》（《中国作家》2016年第5期）讲述了一个小人物一直秉持着内心的执着，淡泊、孤独的坚守着刻纸艺术的故事。故事带有很强哲理性，“弃子争先”是对小说主旨最好的概括。杨最得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极富毅力、做事认真的人，不管是下乡插队干农活还是在回城之后从事刻纸工作，他都极力做到最好。他从不要求什么，只遵从自己的内心，“宁弃一子，不失一先”。这就与尚春生的人生追求形成强烈的对比，尚春生追求金钱，在经济利益面前可以让自己错位成一个“双面人”。在小说的最后，杨最得所执着坚持的刻纸艺术俨然与当代人的接受范围脱节，所以他注定要忍受孤独与寂寞。但是，他对艺术执着追求、对崇高信仰的坚守深深地震撼读者的心灵。当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技艺逐渐消失，面对民间艺人“后续无人”的现象，储福金的小说极具现实意义，如何保存民间艺术值得我们深思。
人到中年，人们对生活的琐碎越来越麻木，但对婚姻的麻木并不等于能容忍对方的出轨。流瓶儿的《你有几条路》（《西部》2016年第5期）就讲述了中年男人作鹏对于妻子董中叶的出轨，由察觉到发现然后麻木隐忍，最后清醒做出抉择的故事。小说选材贴近生活，作者将插叙与补叙相结合，不蔓不枝，在短小精悍的篇幅内呈现作鹏的内心世界。中年之际，作鹏家庭富裕，孩子也逐渐长大成人，他希望日子可以平静地过下去。于是，他容忍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公然在自己眼皮底下偷情。女儿对自己邋遢外貌的嫌弃，朋友老王“有人情味儿”的提醒，让他开始追问自己的“窝囊”和“迟钝”。“你有几条路”，拿着扳手站在妻子背后的作鹏迟迟没有下手，为了家庭，他将妻子绑了起来并剃光了其头发，这就是他对妻子出轨的惩罚。故事的结局与我们的猜想大相径庭，没有情杀，也没有血腥，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做出的理性抉择。
（下转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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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2016年第5期收录了彭栋的《家宴》，这是一篇问题意识很强的小说。到底怎样解决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偏见问题？故事以刚“粉碎四人帮”为背景，“我”爹靠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县城里一家厂子的党办主任。但是厂子里的干部“闹派性”，因此，“我”爹“很受排挤”。“我”爹试图学习城里人的着装打扮，来尽力获得城里人的认可，然而却依然“受排挤”。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爹采取了“我”爷爷的建议，请“排挤”自己的同事来家里吃一顿饭。本以为问题通过这次“家宴”可以得到解决。王副厂长却在饭桌上一直嘲笑“我”爹，“老刘啊……你这是让吃啥呢？”居然还把我妈精心擀制的“白面”面条，倒掉喂鸡了。此时，小说中的人物冲突发展到高潮。“我”爹的努力依然没有得到城里人的认可，故事最后，大家不欢而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农村人想要拼尽全力摆脱困境，努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另一方面，城市人却抱着固有的偏见看待农村人，并极力排斥他们。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下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农村人想要在城市中立足也越发困难，如何解决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偏见是作者抛给读者的难题。
宁可的《左右》（《飞天》2016年第5期）是一篇比较隐晦的同性恋小说。故事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小冲突。小班的“小月”把大班“阿右”的脸蛋咬出了血。“我”听到“阿右”痛哭声，忍不住用拳头替“阿右”捍卫了尊严。从此“我”和“阿右”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我”和“阿右”再次偶遇“小月”。“我”用尽各种办法来追求“小月”，同时“我”又用各种办法极力阻止“阿右”对“小月”的追求。直到“我”明白“小月”认错了人。此时故事发展到一个小高潮，本以为我离开“小月”之后，“阿右”会去追求“小月”，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阿右”也离开了“小月”。故事结尾点明了主旨，原来一直在“我”身边的是“阿右”，我们俩从未分开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以“左右”为题目，暗含了“我”从最初的抗拒到最后坦然接受同性恋的心理变化和自我发现的过程。
发表于《四川文学》2016年第5期安庆的《出了这口气》是一篇带有喜剧色彩的短篇小说。作者的语言朴实无华、贴近生活，几处环境描写渲染了一种紧张氛围，出人意料的结局让人会心一笑。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一开始就交代老皮要“把老曼干了”，出了“这口气”，然后娓娓道来整个事情发生的始末。原来老皮的儿子非常的“老实”，一直没有交往的对象。老皮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娶了一个“哑巴”老婆，便把家里最宝贵的大公鸡给了老曼，托老曼给自己的儿子找个媳妇，却遭到老曼的侮辱。不堪其辱的老皮就埋伏在老曼每天的必经之地，意图报复他以挽回自己的面子。出人意料的是，故事结尾老皮的儿子“把老曼家的闺女干了”，这对“冤家”将要变成“亲家”。人生充满了意外，小说情节的大反转给人以悲喜交加之感，精致巧妙的构思令读者回味无穷。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当代小说 2016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