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连根
李提摩太是英国著名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有一条至今读来还让人感慨颇多。
在1887年，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之所以觉得这段对话极其重要，是因为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根源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分急切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是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的焦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重要性谁都否认不了，可是，办教育见效太慢。
一百多年前，就有人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欷歔不已？
（陆臣摘自《新一代》2011年第2期，王 原图）
读者 2011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