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
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一位80岁的瑞典老人，过去的职业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心理学家。他的诗很有味道，例如：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行岁月深谷里/瞬息迷惘的举动叫喊着/从树梢飞向树梢，在比现在更稀薄的空气中静哑，像燕子/从山顶/滑向山顶……”
又如：
“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
令人吃惊的是他每年只写两三首，隔几年出一本集子，只收录十几首诗。从1954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7首诗》至今，他总共发表了163首诗。他说：“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的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他写得最久的一首诗耗时整整10年，赶上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了。
如此的推敲、琢磨会导致什么结果？
诗是最不能翻译的东西，但他的163首诗却被译成50多种文字，全世界的诗歌发烧友们捧读再三，奉为圭臬。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可谓实至名归。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通马悦然说：“我每周要收到20来部从中国寄来的长篇小说，都是一个意思，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去获奖。”
不可否认中国人口基数大，作家队伍人丁兴旺（有云：“每一片飘落的树叶都能砸到一位作家”），但每周有20多部长篇寄往瑞典请求获奖，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像一出闹剧——还有那么多没寄的呢。
茅盾文学奖代表着中国内地最高的文学成就，本届获奖者刘震云坦言自己的作品层次不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要说50年后还有人读这些东西，我自己都不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这样描述上班的情形：“这个走了那个来，简直没有空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递上一大摞书稿，然后在我对面坐下，说自己的书如何与众不同、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有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是我今年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前三部都已经出版了。”
以我之愚见，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必须反映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花一年时间想通这个问题的人已是智力超群，一年想通四个社会问题的人绝对该去制定政策的部门工作，写小说实在是大材小用。
现在说说汽车加价。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汽车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在中国买高档车要加价，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车降价的幅度越来越大。
以奥迪Q5为例，在中国制造的（价格区间37.98万～56.77万）至少加3万，进口的（价格区间57.70万～67.80万）至少加8万；而保时捷卡宴（价格区间89.30万～209.70万）在有些地区要加价30万。
加价的多为SUV，块头大，分量重，又带四轮驱动，油耗自然高。中国的关税本来就高，对大排量车还征收附加税，购置总价已是国外的2～3倍，再把油价、维修等使用费用算进去，估计在最富裕的国家也很少有人愿意购买这个价位的车，然而在中国居然所有经销商都要加价，居然所有购车人都真的加钱给他们。
说实在的，中国哪个城市不堵车？大排量车停车、起步的油耗惊人，而那些车主一年到头有几天驾车去征服崇山峻岭？
若论出行代步，穿个小巷找个车位，没有比两厢小车更合适的了。在欧美各大城市，高峰时段放眼望去，满街尽是两厢车。与之相反，中国街头的豪车越来越多，即使不是豪车，大多也是三厢的。是我们比老外粗壮，还是我们的马路、停车场比外国宽敞？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世界人均GDP统计中，中国在总数182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95位，属于“下半区”，但中国却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高档车加价的行情。这不禁令我想起几年前流行的一个手机彩铃：
“赚钱啦赚钱啦，我不知该怎么花，左手拿着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
只几年工夫，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都已过时，眼下流行的是iPhone和iPad。不少人拿iPhone4当“傻瓜机”用，只为显示自己不落伍。花费几千元，仅使用其几百元的功能。
从“左手拿着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到iPhone、iPad，再到加价买车，中国人的底蕴没变。
回到获奖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吧。老人常年生活在最普通的公寓里。除了写诗，他还是一位翻译家，热爱地质学与植物学，精通乐理，能弹奏钢琴。他于1990年因脑出血半身瘫痪，口齿不清，但练琴（用左手）仍是每天的必修课。
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種价值观：沉着而孜孜不倦——这是当今中国最缺乏的，却是全人类最敬佩的东西。
（照西厢摘自《青春》2011年11月A，邝 飚图）
读者 2012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