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振刚
史诗情结下的个人史叙事
◎ 邱振刚
个人史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一直频频见于各种文学刊物，也是各种文学奖项、小说排行榜的常客，如李佩甫的《生命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蒋韵的《心爱的树》、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等。这类作品的特点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来结构作品，有的时间跨度较大，把人物的完整一生都收纳其中；有的时间跨度稍小，但也囊括了人物在某个或多个人生阶段的经历。近年来，采用这类叙事模式的作品不断出现，很多作家也把自己的这类作品视为代表作。对于这类作品，如果单看具体的某一篇，会觉得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起伏凝聚着作者对于历史的思考，比起那种取材于某个时间片断内人物经历的作品，蕴含着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呈现出深邃厚重的美学风貌。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透过作品的表层故事，分析其结构、主题，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在千变万化的外壳之下，其实存在着严重的模式化倾向，读者在阅读中往往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类个人史题材小说的结构，以线性叙述人物在某个较长时间段内的生活轨迹为主，如池莉的《香烟灰》，讲述的是武汉青年詹国滨先是在“文革”中大出风头，后来又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接着为了争取上大学的指标而和村干部的女儿结婚，“文革”结束后费尽心思返城，历经了两次婚姻，最后在穷困中死去的一生。程青的《梅子黄时雨》，用上海男人“倪先生”和妻子、情人、女学生三个女性之间三十多年的情感纠葛构造全篇，韩少功的《日夜书》、赵瑜的《我的前半生》等作品，也采用了这种结构。通过这样的线性叙事方式，作家可以很方便地把历史事件镶嵌进人物的命运中，当作家推动人物走进了哪个历史阶段，就可以按照自己对当时历史的认知，构建出一幕幕体现着重大事件、时代特征对人物生存际遇的影响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穿糖葫芦似的串联起来，人物的一生就组建完成，一部披挂着个人史外壳的社会变迁史也就浮现于纸面了。
这类小说还有一种结构形态，故事分别在过去和当下以双线并进的形式展开，讲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中，话剧导演余松坡因为当年高考失利后，为了参军入伍，摆脱农民身份，曾经告发过与自己竞争本村唯一一个征兵名额的堂兄，这段往事在他心中沉积、发酵多年后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彻底颠覆了他殷实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小说的两条线索，分别是余松坡多年前的乡村经历和如今成名成家后的都市生活。这种结构在技巧上的难度显然大了很多，但内在脉络和第一种结构别无二致。
如果说这类作品在结构上的类似，可以视为题材的共同性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这类小说在主题上的趋近，就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我们可以通过大量作品看到，作者总是有着浓郁的史诗情结，试图通过对个体命运的书写，抒发自己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正如对于《江南三部曲》，格非曾经表示，“这个小说是我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酝酿的，希望通过文字来记述我们中国过去一百年来的各方面社会的变迁、发展”，李佩甫也这样总结自己创作《生命册》的创作初衷——我想用文字记录中国乡村的变化，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社会更广阔、更深度的认知。韩少功也曾经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放在更大范围里，也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
当然，作家处理题材的方式尽可以灵活多样，是站在大历史的视角阐述家国情怀，还是立足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没有问题。但是，作家如果在追求作品的厚重感上太过发力，把人们所认为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堆积在作品中，将笔下的人物视为阐释历史观念的工具，那么势必削弱作品的艺术品质。事实也是如此，在这类作品不计其数的故事中，我们读到的其实只是一部部大同小异的中国社会变迁史，看不到多少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本应获得的阅读愉悦，因为作品彼此间的相似的故事脉络、思想意蕴，正变得越来越贫瘠稀薄。
中国当代作家的构成，无疑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就是这样一批知识结构、写作风格、思想质地各不相同的作家，在个人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原因值得深思。这固然有作家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下降的影响，但是，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已经普遍形成牢固结论的创作氛围中，作家的创作思路也受到了制约，作家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编织情节，即使努力出新，也只能在细节上写出新意。从很多作品内部的结构、脉络来看，作家在交代出故事的起点后，剩下的一切，如人物的生活轨迹被哪些历史事件所冲击，只能一律交给历史教科书，让情节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比如，当故事发展进了“文革”，那么好人就一定被打倒，坏人就一定得势；到了八九十年代，成功者必定经商、炒股、出国，失意者就下岗、离异。人物就如牵线木偶一般，被作家放置于一段段已经被精确规范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下，作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观，看似是个人的，其实还是集体的，相互间的近似也就难以避免了。
个人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曾经拥有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万方的《空镜子》等众多成功之作。近年来也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问世。王小鹰的《点绛唇》讲述了一个生于上海“下只角”的女人，对位于“上只角”的淮海路持续了一生的向往；王十月的《收脚印的人》，以先锋文学笔法，通过作家王端午在死亡前对一生的回忆，直面收容遣返等过去的制度弊端。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始终立足人的具体际遇，并没有把历史抽象为具体事件，亦未把人的命运起伏简化为历史对生活的改变。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和笔下人物始终存在着灵魂上、情感上的呼应，而不是故作深沉、冷静状，以外部观察者的姿态站在某个思想制高点上打量人物一生。他们对人物的情感和对人物命运的思考，实际上和人物特殊的经历、心理密切相关，因而也就有着丰富的色彩和饱满的质地，这种情感体现在作品中，就带给了读者细腻别致的阅读感受。比如王小鹰对做梦都想成为淮海路女人的叶采萍的同情，其实包含着微妙的嘲讽，王十月对王端午早年的罪孽和在忏悔、反省中惨淡度过的一生。而且，这些作品中，人物面对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全景式的面面俱到，而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世界联系起来。《点绛唇》中，在叶采萍眼里，世界不大，就是一条淮海路而已；《收脚印的人》中，王端午在多年前犯下的罪行，吞噬了他的一生。这种把外部世界收进一道狭窄视角中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减轻作品的重量，反而启发读者，世界完全可以呈现出不同于人们已有认知的各种形态。
所以，这些作品带来的启发是，作家当然可以继续以个人史的方式讲述对历史的领悟，但如果对人物命运没有血肉相连式的体认，对包裹着人物的历史、世界没有新颖的观察视角，就无法从模式化的泥淖中抽身，笔下的故事只能越讲越苍白羸弱。说到底，如果作家真的讲好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也就讲好了一个时代。余华写作于二十多年前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至今仍被广泛认为中国文学二十多年来极为重要的作品，原因不在于作家通过这些作品表达的历史观有多么新颖深刻，还是在于福贵、许三观这两个人物的成功。他们面对苦难、历史的姿态，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是高度可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只有赋予了人物一套既完整又独特的人格，人物才能获得自主的生命力，才能在历史的河谷中行走出与众不同的人生足迹。这样的作品所折射出的历史，才能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带给人们崭新的阅读感受。
今天严肃文学的读者在文学阅读中，要求获得的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代入感，希望通过走进他者的生命，在对人物毕生际遇的唏嘘同情中实现自我情感的宣泄与升华。作家如果在作品中注入太多理性，对作品的美学力量必然造成损害。更何况，论及对当下社会的剖析，对历史的认识，长于抒情表达的作家比起经过了严格职业训练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专业研究者，并没有特殊优势。作家看待历史、现实的方式，更多的是体悟式的，而不是在占有了大量资料基础上的专业分析。当前阅读市场的现状也证明，阅读者要对历史获取不同于既定规范、更具专业品质的认识，其实更青睐其他非文学的渠道。
另外，生于70年代及以前的作家，往往有着较为浓厚的史诗情结，我们所看到个人史题材作品基本出自他们之手。80后、90后作家一直较少涉及此类题材，显然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作家的人生阅历尚不够丰富，他们对这种追求宏大、深刻的叙事模式也缺乏兴趣。但是，最近在他们笔下，已经出现了几部各有新意的作品，如侯磊的《女司机》，以清晰强烈的在场感和大量丰富的细节，讲述了一名先后开过大公共、小巴、出租车的女司机艰难挣扎的生活经历；陈再见《扇背镇传奇》中的“水哥”，本来只是一个粤地渔村中的贫苦少年，经过二三十年的拼杀打熬，终于成为毒品江湖中威名显赫的制毒工场头目。上述作品中，作者对素材的处理手法极为精致细腻，小说的重心完全在于刻画人物的独特经历和复杂煎熬的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的变化只是若有若无、隐约浮现，但从艺术品质来看，这两部作品实际上从各自视角重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同地域发展变迁的过程。因此，我们期待更多80后、90后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建立起更加清晰、更具新意的历史观念，从而奉献出更多闪耀着独特色彩的个人史作品。
邱振刚：中国艺术报社理论副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