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芳/著
一
我在好些小说里写到林荫镇，那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原名叫林溪镇。那时林溪镇还很偏远、闭塞，那条交接着湖南又通往县城的公路，到了新世纪，路面仍然不是柏油和水泥，而是细碎的沙石，汽车在路上跑，总卷起一阵尘土飞扬，以至于马路两旁的房屋、树木、电杆长年累月都蒙着一层灰白。
我们学校坐落在马路的对面，其间隔一条河流，接着是一片田野。教室窗外，四季在轮番上演。据说在多年之前，这条河流水涨，湍急，可以行舟，马路未修之前，是通往外界的主要途道。现在河面落了，水落石出，行走岸边，能一眼就望见水底的游鱼，水浅之处，挽起裤脚，便可蹚水过河，更谈不上行舟走船了。我对传说起了疑心，却一直没有求证，是与否都了无意义了吧。
我调到林溪中学任教那年，林溪镇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前，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适龄学生，因考不上而无法入读初中，早早地上山劳作，或到外地打工去了。取消了升学考试制度后，学生数量徒然增加，老师自然也跟着多了，校舍紧不足用，只好把好几个班分到小学部里，还在西面的山脚下，匆忙建起一栋木楼，上下两层，下层为学生宿舍，上层为老师宿舍，设十个房间，供十位老师寄宿。我住在楼梯口，面朝操场，视野较好，颇为方便。因处于西面，称为西楼。每每夜晚来临，倚在栏杆处，可望见悬在山顶的月亮，圆润，孤寂，清冷。月光洒满山野，而木楼也被照亮了，从教室走回来，却见屋顶铺着霜了。从窗口里漏出来的灯光，显出被遗忘的落寞。也许是这个缘故，那年春节将近，几位老师一起写下几副对联，贴在每个房门上，木楼一片喜庆了。
我离开学校后，曾因工作回去过几次，每次都见到校舍容貌在变化，也每每都会回到木楼看看，摸摸那些木板和栏杆，看着墙上留下的痕迹，顺着这些印记，追忆过往的欢辛和苦恼，想必我在怀旧了，那是老去了的意念吗？我不敢想了。去年受邀去讲学，再次回到学校，那栋木楼却已了无踪影，空出了一块平坦的水泥球场，很多学生来回奔跑，大呼小叫，挥汗如雨。那天我没按学校的要求讲，而是讲起了那栋不复存在了的木楼。学生们满眼疑惑，甚为惊讶，居然不知球场下埋没着诸多过往。
每当想起那段往事，我无法不提小亮。他是我的孩子，那时三岁，他母亲不在身边。我一人带着他。男人的耐性总不比女人，尤其是照看孩子。我最好的办法是，哄着他去跟别的孩子玩耍。每当他抱着玩具和糖果走后，我才得以安静地备课，处理班级的琐事。没承想，孩子去了没几回就不愿意，我以为被别的孩子欺负了，他却摇了摇头说：“那些孩子太小了，都不懂事，不好玩的。”事实上，别的孩子都比他大。我不知其意，想他不愿意就不去吧，只好带他在身边。不论跟老师们谈论教学，还是课后去打球，孩子都跟在左右，不离不弃，总是一个人玩。别的孩子在玩足球，玩石子，相互追逐，他偶尔会瞅一眼，也就瞅一眼而已，便不再理会了，脸上甚至还有些不屑。如此安静与独处，竟不像孩子了。我心里复杂了，想这孩子怎么了。老师们却称赞他懂事，还当面夸他。他装作听不懂，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白天要上课，我没法带他，只好把他送到托儿所。那时小镇上没有幼儿园，只有一家私立的托儿所。托儿所极其简陋，租几间荒废的房子，置一些小桌板、小木床，招一个老师和厨娘，于门口处悬挂招牌便成了。孩子不多，冷冷清清，却总比我自个儿带着强。孩子去了几天，回来从不谈起托儿所里的事，不知他是否快乐。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孩子爱动，不怎么听话。末了，又安慰着我说大多孩子都那样。我才稍稍宽了心。几天后的傍晚，我去接孩子，老师满脸惶恐地把孩子送到我面前，告诉我说中午时孩子没睡觉，偷着跑出来，在马路旁呆坐着。门反锁了，孩子怎能打开呢？老师想不明白。所幸孩子没出意外。老师边说边向我道歉。我就让孩子向老师道歉。孩子歉道了，却隐着不服。
回到学校，我质问他。他低低地说：“我想看看马路的车子。”这是怎样的理由呢？我心里的气消散了。我抚摸他的小脑瓜，告诉他那样做是危险的。孩子看着我，似懂非懂。他难以理解成人世界，到处都隐藏着危险和灾难。在他的眼里，马路是马路，车子是车子，世界是平和的、明亮的，没有看不见的东西。孩子到底是听话的、懂事的，说再也不一个人出去了，我才放心地把他送到托儿所。然而没几天，老师又愁眉苦脸了，说孩子中午不睡觉，只要老师不在，就东敲敲，西打打，把所有的孩子都吵醒，闹哄哄一片，惹得别的家长满腹意见，甚至以退学要挟。我听懂了老师的话，也不想恳求，不再把孩子送去了。孩子非但没伤心，反倒异常高兴，说：“我早就不想去了。”这话使我吃惊。难不成他的所为，只是不想去托儿所？也许是我想多了。
那之后，我去上课就把他锁在房间里，下课了才赶回去看他。他倒也不吵闹，脸上却有了些许落寞。实在不忍心了，上课时也带着他。我让他在教室外头玩，不要乱跑乱叫。他点头答应。我在教室里讲课，不时扭头望向窗门外，孩子安静地坐着，或看着天空，总之没有乱跑、乱叫。我放心了。不料，他攀住路旁斜伸出来的树枝。树下是坎，坎底是碎石，摔下去那可不堪设想啊。我丢下课本冲出教室抱住他。他伏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我没乱跑，没乱叫，是你乱跑的嘛。”我哭笑不得了。
我不敢让他独自在教室外玩耍了，找不到寄托的地方，上课时就把他塞到讲台底下，学生们不知晓。我在讲课，他在玩，自得其乐。他玩得兴起，竟忘了这是教室，哼着不着调的儿歌。学生们竖起耳朵，茫然四望。我连忙轻轻地踢了踢孩子。他住了嘴。教室归于安静。不久，学生们盯着讲台窃窃私语。我低头一看，地上有一片水。我顾不上那么多，把孩子从讲台下抱出来，在一阵哄笑中奔出教室。
学生们是喜欢孩子的，尤其是女生，总往木楼跑，陪着孩子，还帮他洗尿裤。学校围墙没建好，不时有些小混混来找茬闹事，年轻的男老师都要走出宿舍，与小混混们对峙，理论也罢，动手也罢，总要保护学生的。警察很少出现，除非有人破头流血。女生们心细，很懂事，担心孩子害怕、孤单、哭泣，结伴而来守护他，直到我回到房间才离去。乡村的日子是平静的，也是枯燥的，却因那些懂事的学生的存在，使没有多少内容的乡村，长久地活在另一种风景里。
我是当班主任的，平日里总有这样那样的琐事需要处理，多数时候天黑了才得以回到宿舍。那时孩子总在走廊上两眼巴巴盼我回去。我知道他在怪我回得晚。我就告诉他说我在工作，很多时候都要天黑了才能回来。孩子就抬眼望望我，之后又抬眼望望天，似乎明白了什么似的跑去玩了。我心里便有些不是滋味，是悲酸的那种。后来每当我去处理班级里的事情，或者去做别的什么事，总之下课后不能直接回宿舍。那些傍晚，孩子就把宿舍里的所有路灯一盏盏拉亮了，那时天空还亮堂堂的，甚至满天是夕阳。路过的老师看到了就走去把灯拉灭。孩子就生气了，虎着脸再次把灯一盏盏拉亮，之后找来一根小木条守在路灯下，谁想熄灯就冲过去打谁。老师们以为孩子喜欢灯光，不再为难他了。我知晓后告诉孩子天还亮，不需要开灯，浪费电的。
“灯亮了，天就黑了，天黑了，爸爸就回来了。”
孩子说，怪怪地盯着我。我暗暗吃了一惊，心里跟着激荡了。在生活中，天黑了，才需要亮灯。那是亘古不变的经验。我们活在经验里。孩子却把经验颠覆过来。我不知道经验教会了我们，还是欺骗了我们；在经验之下，我们活出了自己，还是在重复着他人。在孩子身上，我明白了天空的明与暗，不在于是白天还是黑夜，而在于心吧。在之后写就的许多小说，都因缘而起了。
二
记得一次到外地参加培训，一位老教授拿篇题名为《三峡人》的散文来讲解。教授很是推崇这篇文章，尤其是一个比喻句。三峡人出门便要爬山，把脚板都爬弯了，作者借用缺月来形容。教授拍襟而起，说大妙。我莫名反感了，无端想起乡间的木楼，依山而建，在月光下安然，是诗情画意了，谁会知晓住在其间的辛酸呢？教授知晓吗？他知晓三峡人的生活境况吗？知晓他们内心的希望和绝望吗？如若知晓了，还会以诗意的语言写就？
“这篇文章对写作者，以及不了解三峡生活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篇美文。这种文章只存在于虚假中，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失去现实意义的文章，还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呢？比如对于三峡人，当他们在为生存而奔波时，诗意的语言有多少意义呢？诚然，对作者来说，三峡人的存在只不过是文章的肌体，而情感是作者赋予他们的。在这个意义上，三峡人的生活并非如此，所谓的诗意只是作者强加给他们。他们连生活都无法保障，想的是活下去，而写就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来思想，这是不对等，也是不公平的。我理解他们，因为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我带着情绪说。教室里一片哑然，目光全落在我的身上。教授一时没回过神，脸上是惊讶、愠怒和尴尬。最后班长站起来圆了场，至于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能肯定的是，班长说了给教授下台阶的话。那是他的真心话吗？我默默地想，或许尘世间，唯有自己才了解自己了。可是，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我是谁？我该干什么？我来此世间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不知道。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有多少能够理解，又有多少可以信任？很多时候，连我们都难以理解自己的所为。一直以来，我们活在这个尘世间，会有意无意地说假话，只因假话比真话容易？我们追求真相，信奉真理，多数时候却以假象来维持生活，还乐在其中。
我跟一个作家说起此事，他便来到学校，住在我的宿舍里，体验乡村教师生活。他回去不久，写出一部关于乡村教育的小说，情节跌宕。我却读出了失望。在小说里，我读不到自己的情感，也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小说里的人物离我千百里，不是一路人。我糊涂了，作品的主旨不是真实吗？那么真实是存在于艺术里，还是现实的世界？
我想还是自己写吧。每到晚上，我先哄孩子入睡，在书桌上铺开信纸，把堆积在心间的话倒出来。吾笔写吾心。——那是走向内心的途径吧？当书写不断推进时，我发现自己的书写，无异于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屋子里，昏暗，死寂，毫无光亮，找不到门窗，怎么也走不到世界的内核。
那年三月，我和阿胜去参加《广西文学》讲习班。我们到达南宁，住宿机械宾馆，冲过热水澡，靠在床头看电视。岂料，在世界另一端，爆发了伊拉克战争。呼喊、逃亡、恐惧充斥着二十七吋的电视，也充斥着我们的心间。战争、死亡、屠杀，原来就晃在眼前呀。
那次给我们上课的有好几位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已大多记不起了，却有一句话长在心底，多年过去了，仍然枝繁叶茂。那是严风华老师说的。当时他左手夹烟，右手打手势，谈起他写天池那篇文章的体验。他说看到天池当初，内心有很大的感触，却一直写不出来，一年后才得以了却心愿，原因是那时才找到支撑整篇文章的支点。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吧。我不禁想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人不也是找到了支撑那场战争的支点吗？至于战争是否正义，由历史来断论了。我读到了那句话隐含的真理性，便牢记下来了。在之后的创作中，每每动笔之前，我都会先寻找支撑点，找到了，才放心写下隐藏内心里的故事。久而久之，我发现那是一条抵达内心的通幽曲径。多年后，我到南宁拜访严老师，再次谈起那次讲习班。他叼着烟，吞云吐雾，满脸茫然，往事已毫无印记。然而于我来说，不经意的一句话，教我找到破解内心的密码。
——足矣！
那期讲习班，我和阿胜还闹出了笑话。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在一条小巷里看到“田鸡火锅”字样，心想田里养的鸡也算土鸡。餐馆生意火红，几乎满座了，想必味道不错。我们点了一只鸡，想够两个人吃的了。老板笑着回绝：“本店不卖只，以锅论的。”我们不解，却点头同意，于私下里说老板的不是，小气。老板又问：“要不要剥皮？”不就是鸡皮好吃吗？转念一想，这该是南宁的炒法吧，于是又点了点头。不久，锅就端上来了。锅底的分量很足。我们错怪老板了，没等鸡肉端上来就吃了。味道果然劲。悄然间，就要吃饱了，才想起还有鸡肉，便向服务员询问。服务员望着我们笑而不答。我们没事可干，闲聊着，无意间从锅底捞出一只瓜子，像青蛙，不由怀疑了，田鸡即是青蛙？回想老板与服务员的神情，顿然哈哈大笑，管不及别的食客了。
事隔多年，我对那期讲习班记忆犹新。战争、田鸡，在记忆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在此之前，我居然不知田鸡为何物，此乃井底之蛙，是嘲讽了，而世界的另一边却战火纷飞。——这是世界的另一种真相吧。我们吃掉了田鸡，却像田鸡一样被吃掉，比如恐惧，比如焦虑，比如战争，残酷、现实，无法逃避。这些相差万里的事物，不是在某种时空中盘根错节了吗？我看到了世界的诡秘和多种的可能性。这不正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吗？——唯有其发现是存在的理由。
那段时间，我写下了几十万字，却没有一个字得以发表。我对自己是否有写作天分产生怀疑。或许我无法成为一个写作者！这念想击中我，挫败感淹没而来，使我在看不到黎明的暗夜里，为自己曾经的轻傲感到羞愧。我徒然明白教授为什么喜欢《三峡人》。我从床底把大沓手稿翻出来，发黄了，粘着灰尘，纷纷扬扬飘落，心里充满悲伤。孩子却是喜欢，手舞足蹈，还仰着小脸去承接飘落的灰尘。我抱着手稿丢进木楼旁的垃圾焚烧池，火很快就吞噬了它们，化为灰烬，曾经的理想和意念跟着消散了，心碎了，泪垂着。那是恋人死去的感觉，撕裂，疼痛，无处悲伤。孩子傍在身边问我怎么哭了。我说没哭只是流泪。我不知道哭和流泪是否有区别，但是我已无力解释。我别过头望见阿胜立在走廊上，目光呆滞，心也被烧焦了吧。那只木楼成了他的背影，也成了我的背影。孤独。落寞。而我们都知道，生活仍将继续。
那年我离开学校到县城当差，遇到许多人和事，也便有了诸多感触，压抑着，便又想起了写作。此时书写没了当初的抱负，只是想表达，让疲惫灵魂找到栖息地。那年偶遇来县城游玩的潘荣才老师。我拿一篇手稿给他看。老先生只看前几页，竟然肯定了。没过多久，小说果然发了出来。我重拾曾经丢掉的梦。那时我离开木楼已经两年有余。我想，要是当年没离开，一直住在木楼里，能否成为一个写作者呢？我说不清。我清楚的只是，要看清风景，选择角度也是重要的。
三
我、阿胜、阿杰、阿兴同年调入中学。我们只念过中专，却当上了中学老师。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原本紧缺师资的乡村学校更加捉襟见肘。第一学期，我们分配在小学部，那里安置四个新生班。宿舍坐落在山坳里，是一栋三层木楼，有些许年月，浸过雨水的木板透出腐烂相，屋檐冷不防长出几尾野草。宿舍前边是操场，那头便是教学楼，站在楼上，整个校园尽收眼底。宿舍旁是一棵苦楝树，岔枝枯死了，另外两枝漫过屋顶，风吹来，摇落枝叶，纷纷扬扬，寻梦的蝴蝶该是如此风景吧，终归寂夕阳里。
我、阿胜、阿兴住在木楼里，没有教师食堂，三人合伙对付。买菜、做饭倒不难，再者阿胜厨艺还不赖。多半是我和阿兴上街买菜，阿胜下厨。难的是饭后，大伙撑着肚子，依着栏杆吹风望月，谁也不想去刷锅洗碗了。阿胜想了一个办法，晚餐过后，往桌面上搁一碗酒，满当当的，谁喝了就不用洗碗。我酒量不行，自认输，洗碗的事多半归我了。为了减轻洗碗的活，每天都涮火锅，把所有的菜塞进锅里，也能煮出不赖的味道，饭后只需洗三只小碗了。一个傍晚，我们仨围着锅头，室外风在刮，树叶纷扬飘落，其中一片在头顶盘旋，慢慢悠悠落在锅里。阿兴用筷条夹起，甩到一旁，又继续吃了，始终没人说话。小小一片树叶坏不了整锅菜的味道。
阿杰家住在小镇上，学校里也设一间宿舍，却很少住宿，偶尔有了心情，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吃饭。他好酒。阿胜和他酒量相当，每每斗起酒来，我和阿兴都远远避开，到教室看管学生去了。等我们回到宿舍，他俩还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也不关心喝完还要洗碗，反正那不是他俩的活。
阿胜是慢性子，天塌了也不急。不论遇到什么，总是不急不躁的模样。有回友人到外地学习数月，忘记了资料，托他寄去。他封好了信，搁在桌面上，一直没投到邮局，直到友人学习回来，信仍然搁在桌面上。邮局并不远，处在学校脚下，相距不足一里地。他很自然地对友人说：“给你寄的信就在桌面上，自己去拿吧。”他如此，你急也没用。阿杰却是急性子、暴脾气，尤其是对那些看不惯的人与事，总管不住嘴骂咧着，有时还会借酒疯骂校领导。谁也拿他没办法。谁能跟一个发酒疯的人计较呢？除非那人也疯了。
初次与阿杰打交道，就是与酒有关。那天中午，我到街边便餐，阿杰也在。阿杰让老板倒了两杯米酒，搁一杯在我面前，说：“是兄弟的，就把这杯干了。”没等我回话，他已一饮而尽。他抓着酒杯盯着我。他在等我把酒喝掉。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拿起酒杯，没有往嘴里灌，而是哗地倒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阿杰坐在那里，傻似的瞪着眼。
那之后，阿杰再也不找我喝酒了，却和我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他教政治课，思维敏捷，许多让人迷糊的事，他总能一眼看出本质。搬到中学后，我们又成了邻居，时常站在走廊上闲聊。他喜欢抨击社会中的丑陋现象，是个愤青，疾恶如仇。诚然，我们也只是图个嘴巴痛快而已。世界那么大，谁会记住我们呢？记住我们说过什么呢？我们迷茫、焦虑和恐惧，无时不渴望着逃跑。
而又能去哪呢？
去上海，去广州，去深圳。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仍然抱怨着畏缩在逼仄的木楼里。每天望着日出日落，想象着山外的场景，竟不知是在活着，还是在生活。阿杰默默地参加公务员考试，连考了几年，每年成绩都很好，却总是不去体检，放弃了逃离的机会。我问其原因。他总是沉默不语。后来他喝醉了才说出真相。
“你知道吗？我身体不好，体检肯定不行的，既然不行，我为什么还要去体检呢？但是我不比别人差，我考得过别人，是吧？如果我身体好的话，我就和那些光艳的人没两样，我并不是吹的，哪回考不过别人呢？”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完后躺在门外睡着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房里。阿杰是因为身体原因而不去体检。我劝他少喝酒，戒酒，等身体好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道理他清楚。他看过医生。医生也如是说，他家人以及朋友们都不让他喝了。阿杰知道大家为他的身体着想，对此也信誓旦旦。然而遇到开心的事，总会偷偷喝上两杯。他还从家里端来一壶酒，竟塞到我的床底。我想刺痛他，在他下课时，端起酒壶来到走廊外。那里养几盆花，粗枝大叶，从山里挖来。后来花草枯死了，是孩子的缘故。我们住在楼上，卫生间在楼下，冬天北风呼啸，夜里孩子尿急了，没下楼而到走廊外，往花盆里撒尿。开春时，草木复苏，那几盆花草却没生机了。那天我却用酒来浇花了。阿杰看到了，丢掉课本飞奔而来，立在楼前合拢双掌，想盛着滴漏的酒水。酒水滴在地上，浸湿一片泥土，阿杰呆若木鸡，满脸惊讶和惋惜。我见他那副模样，心里既痛又酸。
即便如此，阿杰还是戒不了酒。他心情好时偷喝两杯，心情差时也偷着醉。他还借着酒疯闯进会议室，当着全校老师的面指责着校领导。大家看着他，没人上去劝阻，任他疯叫。他醉了，吐出的话都是老师们心里的委屈和不满。校长灰着脸，却也没发火，只是呆呆地望着阿杰。几个青年老师把阿杰架回宿舍，会议继续，氛围却不一样了。次日，阿杰醒来，却什么都忘记了。他真的想不起吗？还是选择性健忘？我们的生活不就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回想起来，校长又何尝不委屈？时刻要面对着社会、家庭和教师之间种种矛盾。
或许基于此，校长帮了我。那时我想买台电脑，工资又低，想了想就写张借条去找校长。借三千。是半年工资。校长问我借钱干什么。我说想买台电脑，做好离开的准备。校长不再问什么，沉思着，而后在借条上签了字。那笔借款，我直到离开学校后才还清。校长也没有责怪。关于这件事，阿杰没说什么，自从酒后大闹会场，他很少在学校住宿了。我们相聚的也少了，尽管偶尔闲聊几句，言语中有了刻意，隔阂了。
那年阿杰结了婚。新娘是外乡人，高高瘦瘦，双眼清纯，留下好印象。林溪镇办婚宴，新郎很少不被灌醉的。那天我们都不让阿杰喝，担心他的身体。他却不干，举杯爽饮，一如既往。宾客们再不阻拦，毕竟是他的婚宴，不好败坏了他的兴致。那天阿杰又醉了，不过没发酒疯，该归功于新娘了。祝福他们。
成家后，阿杰基本不在学校住宿了，相聚的机会更少了。不久我就离开了学校，再也没见过他。我们各自忙碌，无暇顾及其他。后来听说他辞职下海了。有此举动，想必身强体健了，想必得益于他妻子的悉心照料吧。那之后，不时听到他的消息，说他接了好几项工程，发达了。我由衷为他高兴，不是因为发达了，而是健康了。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老天还是眷顾他的。我相信，他身上的那股坚韧会使他做成想做的事。
半年后，突然听到阿杰住了院，肺部穿许多孔，被酒精泡出来的。我不相信，几处打听，答复都是肯定的，还说阿杰已瘦得不成人样，皮包骨头，两只眼睛大而空洞。我这才明白以往听到的消息，是阿杰刻意所为，也明白他为何如此。他拒绝任何人前去看望。他要强，好面子，不愿接受怜悯的目光。我赶到市医院，却在门口徘徊，他怕见到人，我一样怕见到他。我不敢目睹不成人样的阿杰，不想他那犀利、智慧的形象支离破碎。最终我没有走进病房，没有与阿杰打照面，在暗夜里向苍天祈祷，祝福他，等到春暖花开时节，健康的阿杰将走出病房。
阿杰再也没能走出病房。他死了。他死时我在外地，回到县城才听到他的死讯。他已经下葬了。葬在山野里。我不知晓他葬在哪座山冈上，是否有人陪伴，是否孤独，是否在漫长的夜晚，骑在树梢上耐心地等待着黎明的来到。我没有问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没有，让爱他和他爱的人们再次想念他。人们说送阿杰上山那天，下着雨，潮湿，阴冷，棺木异常沉重，想不明白皮包骨头了的阿杰怎会如此沉重。我知晓为什么，但我不愿开口。
住过的木楼不存在了，阿杰也不存在了，活着的人们偶尔会忆起他，曾经发酒疯时的率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留下来呢？阿杰成了灰土，消散在山野之间。我愿意相信，那是另一种存在的开始。
四
“风风雨雨，冷冷清清，寂寂寥寥，乍暖还寒；嘻嘻哈哈，哭哭闹闹，叮叮当当，欲说还休。”这是木楼大门上的对联，横联是“月满西楼”了。这是木楼生活的写照。假日里学生回去了，木楼里少有人住宿，又处偏僻处，看不到电视，上不了网络，被遗忘似的，自然冷清、寂寥了。而学生回来时，又挤得满当，整天吵吵闹闹，连夜间也不安入睡。如此情景气也罢，急也罢，只能欲说还休了。
这样的对联，那年春节前，每个房门上都贴的。对联是我们共同拟的。每副对联跟房主性情有关，含些隐喻和暗讽。那之后，校长不曾走上木楼，不知是因为此，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唯有他自知了。
木楼上最年长的是龙老师，憨实，少言寡语，育有两女，喜怒不形于色，也愿意贴此对联，想必他对眼下的境况也满心不忍了。他房门的对联为“往惜赤壁沧桑东风定三界，今怜木楼春秋西厢锁二娇”。此联借古喻今，古有双乔，令世人神往，而今龙老师膝下育女两人，均已十余岁，与父母挤在一间十余平米的房子里。生活如此，多是煎熬了。我们在他房门上贴的横联是“二泉映月”。自然隐喻着他生活之不易。然而，只要黎明到来，铃声响起，龙老师总是精神抖擞走向教室。每每立在走廊上，目送他穿过操场，心里便是一片五味杂陈。
阿胜的门板最具特点，不知是木匠师傅喝醉了，还是老眼昏花了，居然把门板修短了一截，别别扭扭地安装上去后，房门上赫然漏出十来厘米宽的空缝。阿胜立在门外，默默地抽着烟，盯了半天，没说一句话。他抽完烟后，径直走进房间，那只空缝仍然存在，却不那么重要了。阿胜在房门上贴着横联为“单身贵族”的对联，自我嘲讽与戏谑了。处乡下，远集市，甚为落寞，多以此自寻宽慰了。我时常哄着孩子，说猴哥讨老婆了。叫阿胜猴哥，是因他脸黑，多胡楂，身瘦，无余肉，连警察都怀疑他吸毒了。他曾到云南旅游，在回来的路上被警察盯上，强行拉到检查室里，后来查不出什么才让他上车回家。孩子总是喜欢连鞋子都不脱就爬到他的床上掀开被窝，问：“猴哥，你把老婆藏在哪呢？”每回阿胜都尴尬地笑了笑。诚然，孩子不知老婆为何物，单身的阿胜定然知道吧？
不久阿胜恋爱了，姑娘是镇卫生院的护士，每天晚上他都去约会，每每凌晨时分才回到学校。那时我多半还伏案写作。阿胜见我房间灯亮，知我未睡，经过走廊总是放轻脚步，生怕打断我的思路。他性情和善，处处为他人着想，唯独遗忘了我们曾经的约定——在南宁的街头上说回去比谁先写出来。忘了就忘了吧，这不能怪他。我俩年纪相仿，我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总不能让他埋头写作而成光棍吧？在乡下，山长水远，养不肥人。女孩们离开学校后，不是嫁了，就是到外地谋生去了，守在家里已经不多。所以，不论走到哪个村庄，满眼都是老弱病残，毫无生机。
我班里的学生大多是从那样的村庄走来。我无法忘记一个男生，黑瘦，忧郁，寡言，期中考试成绩很好，期末时却差强人意。我赶忙翻开他的试卷，明白了他考砸是故意为之。他在语文试卷上只写一篇作文。他在作文里写到他想念书，留恋校园生活，舍不得老师和同学们，还有那些花草树木、铃声和歌唱，每样都是那般美好。但是，他不想让原本困苦的家庭增添负担。他已十五岁，是男子汉了。他选择了离开，又不想让母亲过于难过，所以考试时故意填错许多答案。我看完这篇作文，心里五味杂陈了，把试卷递给别的老师看，大家都沉默不语。我们都束手无策。我来到孩子家去找他，那个歪斜、破落、四处漏风的家，只剩下他瞎眼的母亲，而他已经外出打工了。我拿着那篇作文在班上念，教室里一片死寂，女生悄然落泪，男生眼圈发红。
多年后，我在小镇上遇到他，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或许是不愿意认出我了。我想和他打招呼，他却垂下脸，匆匆隐没在人群里，消失了。我立在街边，心里泛着悲酸。曾经眷恋校园的孩子，却不想碰到他的老师。物是人非了。我们又该碰到谁呢？在这个遗忘了爱恨的人世间。
还有一个女生，让我刻骨铭心。她在期末考试中，语文成绩为零分。那是破天荒。我不由诧异，与她交心谈话。她嚼着口香糖说：“老师，我考着分数干什么呀？毕业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别说一百分就是两百分，对我有什么用呢？”在乡下，这样的孩子比比皆是。他们匆匆念完初中就背井离乡，天南地北地离去，也没觉得什么不好，至少自己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比穷困潦倒的学生强。那天我什么都说不上来，心里堵得慌，焦虑，烦闷，某种东西坍塌了。我怀疑了自己的职业，渐渐地厌倦了。我面对不知社会为何物的孩子，感到特别无力和挫败，成了压制内心的罪责。
现在曾经在木楼上住的老师，大多离开了，考了公务员的，调至县城单位和学校的，抑或离职的，而阿杰永远离开了，总之，剩下龙老师等人留守。他带上妻女搬进了流转房，宽敞，明亮，住着舒心。阿兴也没有留下，调回村小学任教，买了辆小车，周末时拉拉客，多少挣些家用。
我和阿胜调到县城，又成了同事，窝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每每夜晚加班，他会直起身来说：“我先走了。”他没等我回答，人已飘到门外。他知道我不会怪他。我的确也没有理由怪他，能做的只是望着他的背影笑了笑。那时他女朋友在县城医院上班，他要去接她一起回家。这份情爱，谁忍心指责呢？
在诸多记忆里，阿军的形象很是鲜明。他结实，浑圆，头大，胆子却怯，连贴对联都怕惹上什么麻烦，借故溜出了木楼。在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正眼看他。他家离学校有三里地，很少住校，早出晚归，也不容易。
我离开学校那年，他也考上了公务员，到外乡镇当差去了。我们很少见面，偶尔见面相互拍肩膀，乐呵呵地打招呼，却免不了有些做作，少了些许真诚和热情。之后几年没再见过面，再遇见他时他已是乡镇的纪委委员，说话间透出乡干部的习气，生硬、客套、假笑。我还没责怪他。他自己检讨了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就是习惯了不好改。”你能拿他怎么办呢？然而在村子里、民众前，他的那套却能唬人，村民们都听得认真，想必是官话让人们发懵的吧？在酒席上，阿军稳坐泰山，对着村干指指点点，鼓动他们相互斗酒，气氛好不热烈。那种酒席，阿军总喝得半醉不醒，还拍着胸脯说：“你信不？你在这不喝酒，鸟都不理你。喝酒呀，就是在工作。”我笑笑，曾经连对联都不敢贴的人，早已在酒精里泡成了钢铁铜人了吧？
在前段日子，又听到阿军的消息，他离了婚，净身出户。不久又听说他跟一个女人好上了。女人是有夫之妇。他被县里免除了职务。他倒也坦然，没什么奢望，只想带着女人回到林溪镇，也算是告老还乡。他是真的爱上女人了。不久后女人也离了婚，他们名正言顺在一起了，县里没调他回原籍林溪，他心愿未了。也许他还年轻，县里还想磨炼他的吧。我为他感到惋惜。而对于他的情爱，我是无法评价的。我想起了《廊桥遗梦》里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相爱，坦诚，纯粹，刻骨铭心，却选择在心底厮守。那是流传甚广的故事。阿军的情爱显然有悖情理，我无意指责他，也无意为他说情。在尘世间探讨对错，本身就值得怀疑。而我知道，对于爱，不论对错都是遗忘不了的，如同那个木楼，消失了，寻不到只砖片瓦，但是曾经的笑言、苦恼与追求，却在记忆里鲜活，如同那段远去的时代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