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萍 王家奇 蔡静
（西南大学，重庆 400700）
1 “重复型事件并置”—贯穿文本的苦难意识
空间叙事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在整体中将一个个的单个事件排列、组织、架构起来，使之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然后完整又清楚地体现作者的叙事意识，即文章的主题思想。余华先生以独特且富有技巧性的手法组合他手下的事件，形成相互交织又相互对立的并置空间，为读者揭示出一个新的文本世界。在余华的小说中，他对传统的文本进行了颠覆性的突破。他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放置那些独立的事件，切断情节中的因果关系，让支撑文本的主体事件有意识地捆绑在一起。这种并置手法与余华小说中的循环结构相辅相成，使文本的统一性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余华的《世事如烟》、《在细雨中呼喊》、《战栗》、《一九八六》、《献给少女杨柳》、《第七天》等一系列小说都运用了这种并置事件的手法，这些并置的事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思想主题贯通，即可以传递出同一种信息，组成同一个场景，构成一个复杂而集中的故事。将许多这样的事件并置在一起，这些事件仅仅是整个文本的一个情节，它们通过艺术化地排列组合，可以让受众找到文本的写作方向和作者的叙述中心，而这个中心，即为作者的叙述意识。余华的许多小说表达的都是对“苦难”的反复演绎，将不同的“苦难型”事件大量地重组在一起，例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但是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制型”并置，而是一个思想不断深化、意义不断增值的过程—从原来对苦难的原生态的演绎，到揭示生命的真谛—忍受并承担苦难的积极生活态度。余华先生运用“重复型”的并置手法，旨在表达其文本中的苦难意识。
《世事如烟》中，余华将许多性质相同的事件大量地并置在一起。如7 的生病和他的妻子去看算命先生却不得不送走孩子；司机逃避灾难和在婚礼上的死亡；瞎子对少女4 的疯狂乃至最后的自杀；6 的卖女儿及女儿自杀后仍被卖的不堪命运；灰衣女人躲过车祸之后却意外结束了生命；花甲之年的3 与孙子一起生活后突然的怀孕；接生婆也被死神带走的命运。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处于零碎的状态，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互为平等，不存在谁映衬谁，谁烘托谁的问题。文章中也没有中心人物，各色人物的经历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他们以孤立的身份拼凑在一起，以一个个独立偶然的事件相互并置，各种光怪陆离的奇特意象相互支撑着文本，最终塑造出一个怪诞诡谲的能够体现作者苦难意识的非理性世界。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姓名均被舍弃，代之以抽象的数字符号“1、2、3、4、5、6、7”，或者“算命先生”、“瞎子”等指代名词。人物姓名淹没在数字符号序列中，使得诉说对象变得模糊起来，仅仅是一个个会传情达意的道具。人物和景物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关系又都是若即若离、时隐时现、难以捉摸的。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老妇人与自己即将成年的孙子睡一张床，之后竟然发现自己怀了孕，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腹中胎儿从何而来；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被卖掉四个，还在规划着他那漂亮优秀的十六岁小女儿可以卖的价钱；鲐背之年的算命先生，居然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长寿，是五个子女的死亡换来的，为了延长寿命，他不顾子女的死亡，不惜一切卑鄙的手段，年轻的少女因此丢失了美丽的生命。这种将本质相同却有不同表现形式的事件相互并置的手法，将死亡与苦难描写得淋漓尽致、彻底干脆，惯常的温情被冷漠与暴力肢解得支离破碎，余华仿佛带我们走进一个阴风惨惨、鬼气逼人的丑恶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尽情地展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展示苦难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2“对立型事件并置”—对生灵的关怀意识
作为一位极具“主体精神”和“创造性”的作家，余华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文本拆解得支离破碎，为我们理解人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崭新且独特的视野。他顺应20 世纪由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的艺术潮流，巧妙地运用并置对立事件的技巧，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意象和暗示中体现作者的叙事意识，使文本的意蕴更加丰富，更加深刻。在《死亡叙述》中，一个司机两次肇事。第一次撞死人，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司机逃走了，没有收到任何惩罚；第二次他照样可以跑掉，可是由于良心的谴责他选择了承担责任。但这却导致异常残忍的报复。虽然在这部小说中，事情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时间上也是相继的，但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且作者注重的是两者之间的空间联系，仍然形成了空间上的并置。作者在同一个文本中设置了两件异己相反的事件。撞死人逃走带来的是相安无事，主动承担责任却招来杀身之祸。这要怎么解释呢？坏事产生好的结果，好事却产生坏的结果。在这里，两件事构成了相互对等的冲击，没有谁压迫谁的说法。没有承担责任后令人心寒的结果，我们就不会去指责逃逸者的不负责任。没有逃逸后的平安无事，我们亦不能更深地体会报复的残忍性，两个完全相悖的事件在叙事中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和艺术效果，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与思索，这是一个怎样混乱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生灵将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接纳?这恰恰也是作者叙述意识的感染力与传递性的表现。两个对立的空间场景刻意地并置在一起，表面上打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实际上，有一种内在力量在相互支撑着，即为架构空间的支柱。这两个事件就像架桥的两个拱，相互独立而存在，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即使有汹涌的洪水袭来，桥也不会垮。这种空间并置，根本区别于传统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叙事方式。它最终指向的是人们存在处境的揭示—这真是个荒谬怪诞的世界。作者以冷静、理性的笔调，对外部世界进行逐层剥离，没有故弄玄虚的编造，让与“真实”貌合神离的外部世界摆在读者的面前，致力于人类的深层意识和自我本能的变态真实剖析，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生灵的关怀意识。
3“否定型事件并置”—暴戾社会中的自我意识
在《第七天》中，作者描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吃人”的现实世界—权力称大、金钱横行、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暴力拆迁、事故瞒报、刑讯逼供、冤假错案、警民对抗、自杀卖淫……“温情”的死者世界—在那里，四周充满欢声笑语，他们远离现实世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享受着国宴般的吃喝待遇。那里有硕果累累的树木、欣欣向荣的蔬菜、潺潺流动的河水；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无贱无贵、无伤无痛、无仇无恨；孤苦伶仃者会围坐在绿色的篝火旁，静静地诉说自己不幸的往事。生前的冤家变成了难舍难分的棋友；在现实生活中备受欺侮的鼠妹得到了尊重，走向安息之地。饭店不再有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税务部门的白吃赖账；被当做“医疗垃圾”的二十七名弃婴得到了永生的母爱；我与养父杨金彪、“养母”李月珍最终相认，不离不弃。作者将生死两界相互“参照对比”，建构相互缠绕、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二维空间，阴阳两界相连接又不断切换，主人公杨飞自由穿梭其间，进行生与死的平行叙说，将现实社会的粗粝暴虐和死者世界的温情美好曝露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不禁感叹底层人民在金钱、权势面前的无能与无奈，也隐含着作者对强权、金钱的鄙视与厌恶，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广大读者明白—本书的核心思想不是要利用新闻讽刺政治，表达暴怒，而是要体现作者对社会的忧虑和关怀，处在这样一个现实中的人怎样来理解、对待、改变这个时代，也暗示着作为一名作家的余华先生在对这个社会发言时为自己选择的立场以及他对发言尺度的考量。这是一次铤而走险的创作尝试；也是在遵循余华先生为政治写作的初衷；更是一次自我突破和艺术蜕变。4 结语
余华小说中不同事件和空间的并置，颠覆了传统叙述的线性结构和“时间流”意识，他笔下的世界就在并置中朝我们展开。原本独立、平等、无意识的事件相互捆绑，衍变成主观连接的事件，这些事件以孤立的身份拼凑在一起，以一个个独立偶然的身份相互并置，各种光怪陆离的奇特意象相互支撑着文本，最终塑造出一个怪诞诡谲的能够体现作者苦难意识的非理性世界。不同的空间并置，对外部世界进行逐层剥离，让与“真实”貌合神离的外部世界摆在读者的面前，致力于人类的深层意识和自我本能的变态真实反映，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对社会的关怀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