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凤娟
一、《大学》之修身观
（一）修小身
《大学》深刻体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立场中尤其强调的修身，注重对人的个体精神的阐发与剖析。修身的起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谓“格物”，是通过逻辑思维对事物运行及发展规律原理的一种理想认识，从而获得智慧感悟，达到认知的结果，这也正好构成“致知”的准确内涵，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诚意”“正心”是对自我道德修养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对于“诚意”，《大学》有言：“所谓诚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是内心生发的，即“修身”的第一要求是真实不虚妄。“毋自欺”在不自欺以求真实之外还隐含着“毋欺人”的诉求，“自我”与“他人”的角色界限在此具有模糊性，因为自欺便会欺人，欺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欺。因此，“慎独”作为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必须具备的品质，在此被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求君子表里如一、严于律己。“正心”是“诚意”的进阶，表明平正的心思是修身的基础，端正自己的心性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修身。（二）修大身
《大学》将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置修身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从而实现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至善”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行为阶段。这三个环节不仅仅是道德行为修养，更是政治实践。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企图实现由知到行的转化。“齐家”要求家庭之中呈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且各尽所能的和谐气象。需要明确的是，“家”在此并不泛指各个家族，而特指君王的大家族，君主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此外，“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三口之家”，而是至少三代以上的大家族。齐家是个人修身实践的必然结果。治国、平天下作为修身的最高目标，也是检验修身效果的法则。修身最终指向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大学》曰：“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向我们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一般过程，即以修身为基点，从格物的起点层层递进到平天下的奋斗目标，构成了内圣外王的思想理论体系。《大学》中修身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有一些绝对化和缺陷，比如以性善论的立论依据提出修身理论，把道德追求作为修身的唯一目标，但它对后世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们现代自我人格的完善以及当今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去芜存真，积极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并作为自我人格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益养分。
二、福柯的修身实践
修身实践作为自我的一种实践方式，具有丰厚的内涵。从古至今，修身的方式和目的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必须以自身为中心进行探讨。福柯晚年便将关怀自身的自我治理技艺纳入哲学生命范畴之中，在现代语境下确立回归自身的目标，追求一种把主体修身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实践。福柯通过列举三种模式—柏拉图主义模式、希腊化模式、基督教模式，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修身术进行反思，进而提出自己的修身理论。（一）三种模式的“关心自己”
1.柏拉图主义模式在古希腊时代，社会精英主义盛行，统治阶层格外注重对自身的反思和训练。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理想城邦的统治者应为具备良好修为和高超技术的“哲人王”。统治者在先治理好自己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关怀自身的自我治理技艺，才能更好地治理他人与城邦。换句话说，苏格拉底认为雅典城邦要达到长治久安、繁荣兴盛，必须先从关怀自身做起。柏拉图主义模式主要坚持了一种“灵魂回忆说”，即人是无知的，且无知而不自知，于是只有通过外界因素的刺激才能走出这种盲目无知的牢笼，唯有通过关心自己才能逃脱无知的状态。关心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刺激机制被纳入人的生存哲学中，而关心自己的前提是认识自己。福柯指出，认识自己就是灵魂对自身存在的把握，就是灵魂通过用来认识自己的理智之镜来审视自己。而回忆在灵魂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灵魂能够对自己有一个精准清晰的把握。
2.希腊化模式
在柏拉图主义时期，关心自己最终指向关怀他人，更好地统治城邦。进入希腊化模式时代，城邦制度式微，个人幸福便被置于哲学家更为关注的视野中。在这一时期，“关心自己”被当作修养和制度。“关心自己”由在前一时期主要为贵族所享有变成了所有人立身处世的要求。“关心自己”成了人一生的行为原则，这一原则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转向关心自己的主体。这两个时期都要求人在关心自己的时候要“转向自身”，但具体的“转向”含义也有所区别。第一个时期的“转向”处在关心自身的粗浅状态，对“关心自己”还缺乏全面的认知，仍然受制于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对立。而第二个时期的“转向”在世界的内在性中进行，是在自我内部中生发出来的，主要受制于自我身体。
3.基督教模式
“关心自己”在基督教时期主要通过禁欲主义来表现。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并不是将“关心自己”加以否定，而是通过“否弃自身”来“关心自己”。具体而言，即通过“反悔忏悔”和“思想检查”这种“否弃自身”的具体举措来“关心自己”。由此可见，基督教“关心自己”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前两个时期的原则，从更深处对“关心自己”进行了改造。人们要时刻检查自己思想中的阴暗面，驱赶心中的邪恶欲望，并不断向上帝做好忏悔，在追求一种绝对高尚纯洁的理想中实现“关心自己”的愿望。
福柯将三个时期的“关心自己”进行比较，揭示“关心自己”的含义在变化中也保留了始终不变的因素，使我们充分了解到自我培养的技术对古人而言，即是让自我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从而令整个社会不断进步。可以说，在全部的古代哲学中，“关心自己”作为一种活动形式，在自我和社会的发展中以相似或相异的面貌使个人以及社会臻于完善。
（二）福柯的自我培育理论
福柯在分析古代修身技术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也是福柯从权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向了生存美学的深刻体现。人若想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先认识自己、关心自己、成为自己。福柯明确指出，有关自我的“关切”和“技术”的历史就是一个创造主体性历史的方式，他所倡导的这种修行实践着力培养一种自身对自身的完满关系，培养适应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的能力，最终是要把主体塑造成诚实的、自我的主体，以伦理为导向的道德主体。总而言之，人要始终追求一种“为自身”活着的状态。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福柯是想要打破哲学与生活的界限，通过自我对自我的努力，在真理的关怀之下努力实现一种能够自我支配的生存美学。修身之道是福柯生存美学中重要的一部分，不同于权力对主体的塑造，修身是主体对自己的一种主动改变。 福柯非常重视对“自我”的强调，在他看来，“自我”不是一种被构造的自我，而是一种自己创造、自己构造的自我。自我从被动的状态转向了主动的状态，这无疑是通向真理的通道。福柯明确指出，修身实践的目的就是找回自身、解放自身、回归自身，通过一系列的修身技术，在自身对自身的实践和训练中把主体培养成说真话的主体。关怀自身是福柯自我培育理论的核心，要求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件艺术品来进行创造，从而获得美好的生活。三、修身和政治哲学
无论是在福柯的哲学中还是在《大学》里，修身与政治的关系都是紧密相连的，二者都在各自所处的话语体系之内紧密连接着。就如中国的修身和政治之间有着难以分解的关系一样，在福柯那里，修身也是和他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密不可分的。《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确地提出，政治的实现应落在修身上，贯穿于政治的就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主轴的文明秩序。修身在古典中国那里是政治的根基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互相沟通并呈递进关系。政治以修身为依托，使修身的个人精神染上政治色彩。在福柯那里虽未明确提出，实际上他也有“皆以修身为本”的倾向，“关心自己”在他晚年的生命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归根到底，他的修身只是作为政治的对立面，是一种抵御政治的、自我保全式的修身方式。”福柯不仅要求主体严格控制自身，还要摆脱一切外在的奴役，包括政治。福柯提倡将自身创造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培养自身独立、自由、完满又富于创造力的审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