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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并非单一地要求要以人类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研究人类文化现象，而是分为多种类型。从学术史回顾：其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学者认为人类学不能没有历史观，研究非洲部落的发展状况应借助历史学来梳理其时间线。从小社群的微观社会史去探讨历史进程中仪式现象的社会意义。20世纪8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现了结构历史人类学学派。该学派关注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转型性和持续性，认为文化是发生历史的主动方，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存在是动态的。上述这些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应该讲究资料文献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且对其展开相应的人类学考察工作，去建构文化史及解释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不断修补以往传统民族志的序列记载。
历史学学者多数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自我反省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源于人类学学科。人类学家声称这是人类学的历史化，探讨的是文化内部的关系并制定相应的方案。这种说法更接近于一种被定义为足够清晰的学术风格分类。作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针对不同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同的功能性。这种工具能够让人们与古人进行“有效”沟通，通过特定的研究对象去深挖其最接近本体生存的状态，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学者王铭铭曾叙述过其在西方人类学研究中他者的身份尴尬。他在英国读博写论文时曾因英国传统民族志理论色彩太重，后拜读了施坚雅的著作倾向于史学写作及其相关的人类学考察，但被西方学者批评：中国人就应该在西方研究汉学人类学，应从非洲案例衍生出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王铭铭对此进行反驳，他跟随施坚雅的说法，即遵循城镇与村庄的关系规律（城镇为村庄的文化中心），不再类似于西方民族志只看到单一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解决了中国村落局部研究的缺陷问题。
作者还认为不应该将历史研究中的文化“结构”与其“变迁”区分开。研究人类文化的行为是关于个体自身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只看到结构层面。人类考察结构的过程就是在寻找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个人通过认识什么是“结构”才能有效带着问题意识行动，这种行动能够带动结构系统的编写，但是同时也会限制其行动的地理范畴与思维方式。因此，历史人类学里的探寻文化的“结构”是一个循环反复、永无休止的过程。基于这种状态，文化在历史中存在的状态是动态的、充满未知变化的，通过历史时间的行动限制缔造出时间与空间交织的文化生态系统。换句话说，历史是永恒的，文化被历史发展进程包裹着，因此文化结构的存在形态是永动的。
区域文化深受经济发展状况、自然地理条件、社会政治制度等影响，这也决定了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应放置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里展开。与之相关的学科有：文化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区域文化是以文化区域为载体，以各地带有其特色的文化组成，其具有多样且鲜明的地域个性色彩。区域文化被分类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显性文化主要包括民族、宗教、风俗、民间美术、建筑等。隐性文化为价值观、历史观等。前者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影响，后者深受主观意识及知识经验的影响。以历史人类学的眼光去看待区域文化，不仅可梳理该区域的文化发展脉络，还需要意识到其极具个性的文化特征及当地人的文化审美，借此反思并重现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史，增加大众对其的认识与了解。
此外，赵世瑜教授提出区域史的研究要点，即对历史不应人云亦云，必须亲自认识该时期的历史材料及田野调查。帝国的土地扩张与文化建构都是在一段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发生，无法以一种清晰明了的逻辑去套用每一段历史，其成因较为复杂。应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验证各类文献资料，这种行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找到文本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过程中的张力特质。这要求要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区域历史是关于历史性的，也是关于文化系统的重构。偏向于史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家可能更倾向于探讨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而热衷于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家似乎更关心文化系统内部的构造问题。当然，两者对历史人类学的价值取向都无偏颇，都是围绕人类日常生活或具体的文化审美感知而进行的。因此，区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相比历史人类学研究来说，被赋予了更精炼的研究范畴。区域的历史人类学具有“区域再结构”的动态历史过程，但是因存在地域限制，具有某个明确的时期特点及节点。甚至“区域”之间有时会出现“断代”或“合并”的情况。基于这种情况，研究某区域的历史人类学就应着重关注以往的“结构”是如何被“再结构”破坏的，“再结构”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以往出现过的“再结构”又是如何被消亡的。
历史人类学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去讲述区域历史呢？作者声称：“故事都是从头讲起，逆时针的逻辑容易造成混乱。人们对历史的回顾是逆时针的，但是让历史讲述出来又必须是顺时针的。”这句话包含了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区域范畴内小事件发展的逻辑可逆问题。这种逻辑正反推演并非是一套相同的文化系统，而是以研究者为主的区域历史人类学的考证作为讲述结果。史料的挖掘及对其有效地利用是讲述区域史的重要引证手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出现一股追寻新史料学界风气。在中国史学圈里，史料的新挖掘必定与考古文物有关。学者连春海提出艺术考古与研究材料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应将材料分类“九级”（朱青生“三等九级法”），从高到低依次指的是：事实、描述事实的调查、事实的描述、文学与艺术、传闻、经验推测、非相关研究涉及的问题、相关研究、典册工具书，除此之外，他提出有关民间资料的利用情况，其认为民间材料是可合理地视为一手资料，但是其中难免会遇到赝品误导研究方向及其自身带有偶然性的研究结论。区域艺术考古涉及对历史叙事的重构问题，从多重证据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出更为接近事实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与区域历史人类学的方式类似，以文献资料证据为起始点，将当下的时代特色背景及其相符的研究方法作为目的。
本书以“旧史料与新解读”的方式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行再反思，对史料与史观的新旧问题进行阐释。民间文献是历史人类学或者是区域社会史的重要研究材料。从普遍性来说，新史料指的是某个研究领域未曾被挖掘过的历史资料。从研究专题的大方向上看，档案资料在考证其意义时是较为出色的史料，实质上它属于旧史料。作为新史料的档案只是对某个未曾被提起的研究现象及问题而言，在原来与该档案相关的研究基础上补充或修正新的档案意义，那就可归类为新史料。因此，判断一叠档案是否是新史料的标准在于其是否有新的研究问题发现。区域社会史的考古挖掘涉及许多民间文物及文献，比如族谱、石刻碑文等。倘若没有学者去做与其相关的课题新发现，那并不能说这是新史料。这些物件要成为新史料必须具有自身新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建立在重复描述他人田野调查的成果。作者强调区域社会史研究在搜集与使用民间档案及各类文献时，应具有一定的史观判断能力。如果缺乏辨别能力或者无法有效利用这些材料，再珍贵的文献都会被遗忘丢弃。他认为应遵循顾颉刚所提到的“层累地制造古史”之说，走出“疑古”，重新观照旧史料的价值，关注到注重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合理有效使用。他在文末哀叹道：“我们手上的资料越来越多，用到下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这句话着实令读者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