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一、中国古代服装形制
中国古代服装以汉服为主流，所谓汉服，是指传统汉族服饰。汉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经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祖先就已经找到了打造石器饰品，养蚕缫丝的方法。黄帝时期出现了冠冕制度，而我国古代服装制度及体系则初步形成于夏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局面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古代服装的多元化发展。秦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同样表现在服装领域，秦朝确立了服装领域的各项规则，形成了完整的汉服体系，同时形成了深衣、襦裙、圆领袍衫以及上衣下裳四种基本形制。二、中国古代服装风格流变过程
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古代服装风格始终在流变的道路上前行。原始社会阶段，祖先主要用植物及动物来进行苇编、皮制，从而制作出兽皮等用来遮羞蔽体。这一时期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巫术特征，如刘海、双辫、皮帽等上面的图案多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夏、商、周时期，等级观念逐渐渗入服装体系，服装流变开始以“礼”为核心，深衣由开始的贵族服装逐渐演变为百姓常服。同时为了适应诸侯争霸的局面，战士们多穿着合裆裤，以方便出行和作战。
当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顶峰的唐代也不得不提，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文化氛围也十分自由，女性群体对美的追求更加热烈而自由，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呈现出华美炫丽的特征，更是出现“惯束罗裙半露胸”“粉胸半掩凝晴雪”这种大胆、性感，堪称香艳的装扮，足见唐人思想之开放。
与唐代服装的雍容华贵不同，宋代的服装则追求清新隽永，俨然富有水墨画淡雅之感，更具内敛性。至于元、明、清时期的服装流变，后文中多有提及，不多加赘述。
三、中国古代服装风格流变观念
（一）流变的前提:万变不离其宗
所谓流变，是指顺应潮流而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服装风格及形制始终伴随社会环境、社会习俗、社会制度等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虽然中国古代服装形制及风格的变化带有多样性特征，然而其依旧在变与不变的矛盾当中形成了特定的流变规律，促使中国古代服装形制及风格流变始终围绕民族精神这一内核而展开。因此，围绕中国古代服装形制及风格流变展开的思考及讨论应当基于源头，有源才有流，有流才能产生变。而此处的源头与原则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在追根溯源的过程当中，探寻中国古代服装流变的前提，即万变不离其宗，同时探寻其中的“宗”的奥义。将中国古代服装形制及风格放入中华文化体系当中加以剖析，中国古代服装流变万变不离其宗中的“宗”与“礼”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宗”就是“礼”。这里的礼主要是指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者与礼的精神相符合的意识形态。在礼的影响和规定之下，中国古代服装形成了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宽袖薄袍等特征。产生并发展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古代服装风格及形制，受政治制度的影响，形成了划分贵贱等级的精神内核。荀子有言：“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可见，在划分并遵循贵贱等级方面，服装制度与政治制度始终存在流变的同步性。因此，中国古代服装流变始终沿革西汉上层社会服饰以儒家所提倡的周礼为基本准则。中国古代服装风格在流变的过程当中，受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然而其始终坚守贵贱等级，长幼尊卑上下分明，实现了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流变。这种贵贱等级理念也融入中国古代服装体系，在形制、色彩等多方面有所显现，如上衣尊而下裳卑、衣表尊而衣里卑、男服尊而女服卑等等。《诗经·邶风·绿衣》中曾有“绿衣黄里”“绿衣黄裳”之句，有的文章以为是描写服装的色彩。其实，《绿衣》是卫庄公夫人卫姜，因妾上僭、自己失位伤感而作。黄为正色，是尊贵之色，作衣里和下裳；绿为间色，是卑贱之色，反而作衣表和上衣。这是表里相反、上下颠倒，就像卑者占了尊位一样。
（二）流变的本质：变革以应天命
上述我们讨论到中国古代服装风格的流变始终围绕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基本前提展开，多元化的服装形制和风格有着统一的精神内核，而接下来我们所要探讨的则是中国古代服装流变的灵活性。而这个灵活性依旧需要基于“礼”来实现，因此中国古代服装流变的灵活性根源于古代思想家在对礼法加以思考和定义的过程当中所实现的适时权变，儒学当中所提出的“嫂溺”命题就是对这一情况的最好说明。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的权就是指权变，是特殊情况下的适时变通。古之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对历史演变、沧桑更替的研究当中充分领悟到天道不变而天命难为的真理，基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又将权变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所谓革命，换而言之是指变革以应天命，而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服装流变的本质。
变革以应天命这一服装流变的本质在西周至隋唐帝王服装崇尚色彩的演变当中可窥探一二。古代帝王服色的依据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说”和“土居中央”之说。按五德说，帝王的服色随朝代的更迭，应按青、白、赤、黑、黄的顺序无限循环。周代火德王尚赤，秦始皇继周而立，故以水德而服色尚黑。西汉高祖继位，不承认秦统，认为自己也是继承周统，服色同样尚黑，汉初朝祭之服都用玄衣。此举在阴阳家看来是不因不经，竭力反对而无效，直到汉武帝才以土德王（以土克秦之水），服色尚黄。但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又改为尚赤。演变至隋朝时期，因“土居中央”，五色的中央为黄色，所以帝王服黄。唐初起禁帝王外一切人服黄。至此，正黄色成为后代皇帝所推崇的服装色彩，一直沿用至大清灭亡之时。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服装形制的流变与皇权、天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流变的内因：上与下的合力
受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政治制度的影响，服装流变的内因主要在于上与下的合力，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现实需求对服装提出不同的变革和革新的需要，从而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上推动服装的流变。其中上层统治者的意愿在服装流变的因素当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历史当中的舜舞有苗、禹袒裸国、吴太伯断发文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都是其重要佐证。对这种自上而下产生的服装流变的原因和目的加以剖析，多与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有关，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顺应天命，巩固统治，而并非在于服装体系本身的创新求变。而我们上述讲到服装流变的内因在于上与下的合力，也就是说，除自上而下的流变以外，还会产生自下而上的流变，这种形式的流变主要产生于社会动乱、礼乐松弛的背景之下。在这种社会背景和环境之下，不论是贵族群体还是普通大众，受政治制度、礼乐制度的束缚性较低，自身在服装流变方面的需求和欲望得以充分激发，从而形成推动服装流变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诸侯纷争造成了礼乐崩坏，然而松弛的社会环境却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多元化发展，也就带来了服装创新变化发展的繁荣局面。《墨子·公孟》中有言：“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诸侯服装的多样化，百姓又竞相模仿，故而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服装流变的局面。在封建社会中，除社会动荡和礼乐崩坏容易引起服装的流变以外，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会对其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明中后期的思想文化并不开放，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依旧推动了服装的华丽和多样化，甚至奢靡之风盛行。（四）流变的外因：跨文化传通
中国古代服装的流变不仅受内因的影响，同样也受外因的影响。而推动我国古代服装流变的外因主要在于跨文化传通。我国在历史演进和民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民族、国家在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交流往来，进而在服装等方面相互影响。因此，外国、外族的服装因素在交流中融入我国服装体系，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推动了我国古代服装的流变。追溯我国历史的发展，我国自汉末军阀割据到隋统一南北的350年间，北方曾有鲜卑、匈奴、羯、氏、羌等民族入主中原，在很长时间内我国都处于北方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隔河对峙的局面，但是政权上的对立并没有阻止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南方男性服装受北方服饰特色的影响流行起裤褶，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流所形成的服装特征更是延伸至唐朝时期，故而唐代服装呈现出“大有胡风”的显著特征。四、研究并传承中国古代服装风格的意义
（一）继承文化内涵
古代服装风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产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是社会背景的产物和反映，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伴随着华夏文脉的传承，历久弥新，亘古流传，不断注入时代因素，保持着民族性与创新性、文化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立足崭新的时代背景，借助先进技术对古代服装风格在服装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予以传承和创新，不仅有利于围绕优秀文化扩大宣传，发挥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陶冶和思想教化作用，更有利于架构起传统文化与时代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将创新创意因素融入服装艺术设计当中，从而推动服装艺术设计产业的持续、健康、全面发展。当然，在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古代服装风格欣赏与服装艺术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形成一定的审美素养和探究精神，将新时代的人民群众锻造成为古代服装风格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扩大包括古代服装风格在内的优秀文化体系的群众基础和传播市场。（二）传承民族精神
产生于广大人民群众劳动实践和生活经验的古代服装风格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同时也包含着植根于华夏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因此，对古代服装风格在服装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予以传承和创新，不仅有利于推动文艺创作尤其是服装艺术设计的创新性发展，还可以发挥民族精神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教化作用。在引导人民群众对于古代服装风格内涵及基本形制予以深入了解的过程当中自觉培养并践行民族精神，在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的指引之下自觉成为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古代服装风格的传承在塑造民族精神风貌的过程当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三）推动文化输出
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我国除在经济、政治方面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往来以外，也应当将文化输出作为我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古代服装风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和代表，在推动其传承及创新，围绕其开展服装艺术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借助展示中华魅力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吸纳国际优秀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将其融入古代服装风格传承及创新发展当中，为古代服装风格传承及服装艺术设计创新创作融入创新性和时代性乃至国际化因素，激发其发展活力和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