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艳 鲁 力
（1．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 150040；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科技是一块硬币：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物质的匮乏中拯救出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统治工具，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的发展不仅没能带来人的解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奴役。面对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其进行了深刻分析，他们不仅看到了科技革命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而且更深刻剖析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肆虐与伤痛。从理论特质看，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科技思想具有统一性，它们都通过对人类社会科技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试图找到一条社会救赎之路。同为科技哲学的理论大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两者在对科技意识形态化的注解、科技异化后果的认知以及科技意识形态化治理等诸方面却有着各自的理论建树。然而，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明确从马尔库塞的观点中跳出来，进而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关于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框架，并形成了对马尔库塞科技思想的理论拓展。
一、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
马尔库塞看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反而成为人类解放的桎梏。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现代科技用新的本能压迫代替了过去的暴力压迫，用新的商品奴役代替了过去的人身依附。（一）科技理性已逻辑化为技术统治理性
传统的技术中立论认为，科技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无关。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中立论的天真幻想再也站不住脚，“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1］首先，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实施统治的物质技术资本。技术手段不仅没有保持中立的幻像，反而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服务，为新式极权社会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科技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新任务就是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理性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宰制，重构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价值理性从人的意识和行为中排除出去，使人机械地认同现存的统治形式，科技发展的前景不是通往一个民主与自由的新社会，而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方面，科技理性已逻辑化为技术统治理性。科技理性要求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特殊的个别适用的真理。反对所谓特殊论，这样一种逻辑化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高度统一，从而使现有统治秩序得到维护。科技的所谓“中立性”使它极易受到统治者的利用，得以确立其现实政治方向性。科技的这种工具理性特征使它只讲手段不讲目的，让统治者用起来得心应手。
（二）科技意识形态导致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
马尔库塞对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严重危害，导致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首先，科技意识形态造成对人的压抑和异化。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既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富裕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病态社会。富裕社会是表象，而病态社会才是实质。这个病态社会实行 “本能管理”阻碍人的生活本能的发挥，把社会的需要伪装成个人的本能需要。这个病态社会还人为制造一些“虚假的需求”以阻碍人们真实的需要，“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人原本是商品的主人却异化为商品的奴隶。这些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愉快、舒服，看起来好像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但是这些需要不过是统治阶级有意创造出来的为压抑人而服务的产物，是被巧妙地强加于人的，是一种 “抑制性的需要”，这些需要越使人感到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也就离人越远。其次，科技意识形态造成了对人的攻击。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强加一种生活方式给个人，把对人的控制和操纵深入到了心理层面，从需要和本能层面对个人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样一种新型控制方式，正是科技发展带来无限物质财富所造成的，它成功化解了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警惕与不满。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结构与个人心理之间早已存在的对立，导致本能结构失调，人的攻击性本能增强。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的自由被生产和消费的非人道化取消，人性受到压抑，敌对的情绪高涨，原本受到性本能制衡的攻击性本能如脱缰的野马，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而整个社会的功能化削弱了人们的责任感和良心，使得人在使用暴力时显得理直气壮。人与己、人与物之间的剧烈冲突造成了人精神上的不安。
再次，科技意识形态导致社会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也可以称为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科技的意识形态化，封闭了人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与社会统治者的思想直接同一，整个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体化。这样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利用科技手段普遍采用民主、正义、普选等政治运作方式，表现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假象，一改过去暴力、恐怖的旧形象，实则换汤不换药，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的全部活动和机能都服从统治的需要。人被异化为顺从的奴隶，丧失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性。整个社会成功地被塑造为一个没有反对派的封闭空间。
（三）解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及其单向度的社会状态，需要超越工具理性、呼唤新的感性、启用人性爱欲
马尔库塞说：“个体的感官的解放也许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的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首先，要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危害就要超越工具理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人的性本能的压抑是由于物质匮乏所造成的，人类社会永远处于物质匮乏状态，因而对性本能的压抑也是永恒的。马尔库塞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工具理性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社会财富呈爆炸式增长，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财富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对性本能的压抑也大大减轻。在此情况下，对人们性本能的继续压抑不过是政治统治的需要。社会发展与人的性本能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解决的可能。弗洛伊德所谓永恒的压抑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还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要化解不合理文明的压抑必须首先树立新的文明观念。人们必须抛弃过度的物质享受，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那么就永远是商品的奴隶。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放弃发达社会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而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自由的先决条件是缩短劳动时间以破坏操作原则。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生活水平，但是反而会推进自由的进步，因为阻碍自由、压抑人性的劳动时间变少了。
其次，消除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需要呼唤新感性。马尔库塞说：“鉴于发达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里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作为不同于理性的新感性能够打破理性的霸权，重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解除对人的压制。新感性来源于艺术和审美。众所周知，艺术富含想象力，对艺术的解读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充满可能的，因而艺术也蕴含了多重可能性，蕴藏着解放的希望。“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2］艺术源于生命的本能，反映的是人的真实需求。美是感性的感官的，它表达了爱欲对快乐原则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艺术在激发人的创造潜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艺术的使命就是解放。艺术通过想象的新形态来与现实对立，变革人们的感性世界，推动现实的变革力量——大众的变革意识的形成，艺术作品从自身的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新的理性和新的感性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
再次，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危害需要爱欲解放。马尔库塞认为，把性欲转化为爱欲是消除科技理性对人压迫的重要步骤。性欲是对异性身体的占有欲望，是一种局部的、短暂的快乐，有着生殖至上的狭隘性。与之相比，爱欲的内涵要丰富得多，爱欲不仅包括性欲还包括娱乐、食欲等等，爱欲是一种整体的、长久的快乐，它是为文化所驱动的。爱欲需要不断改善身体的机能才能维持快乐的基础，为了达到目标，爱欲还需要一系列的改造计划把人从恶劣的环境、沉重的劳动、疾病衰老等不利条件中解放出来。爱欲解放将把人从发达工业社会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爱欲解放需要一场全面深刻的革命，社会的边缘人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将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及其理论涵摄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理性的无限度扩张伤害了人类的实践兴趣，剥夺了民主，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科技发展必须有其限度，科技理性不能滥用，构建交往理性十分必要。要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的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让科技走向民主对话。（一）科技理性已经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指出，科技的巨大影响力使它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起着维护统治的功能。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政治活动的技术化。政治活动的关键在于建构合法性，而意识形态是构建合法性的最好武器。晚期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科技登上了头号生产力的宝座，成为破解任何难题的不二法门，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得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已经支离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寻求其帮助以重构合法性。政治活动按照科技的规则运行。政治传播手段高科技化、讯息化。政治组织、政治操作技术模式化。民主政治被技术规约为普选制这一机械的形式。科学技术还导致了所谓政治科学的诞生。另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对远离政治的群众进行意识侵占。科技意识形态无孔不入，每个人、每个领域都不能摆脱其控制。科学技术宰制着大众意识形态，使其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显得天然合理，没法反抗。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应该是文化生活，人们依靠互相理解来进行社会组织活动，依靠交流对话来调整社会关系。现在科学技术的模式被照搬到社会生活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把社会由生活世界变成了以科技为中心的系统。正是由于“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3］所以科技意识形态征服生活世界这一过程兵不血刃、非常顺利。（二）科技意识形态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独有概念，指的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原本只属于社会子系统的目的合理性模式不恰当地移植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侵占，日常生活实践也被目的合理性模式扭曲或物化，结果导致“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整体系统逐渐分化，金钱和权力已成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运行媒介。与此同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私人领域以家庭为核心，主体的独立与自由是其精神实质；公共领域则是指文化事业、大众传媒等，它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精神的再生产和凭借政治参与来实现社会整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国家与社会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干涉，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和谐相处，维持着一种良好的平衡状态。但是，时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系统危机不断，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国家开始对经济系统进行干预，于是原本互不干涉的国家和社会混在一起，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都朝着对方的方向发展，不仅系统内部结构被破坏了，而且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也出现失衡。
因为受到社会子系统的入侵，所以生活世界整合社会的功效降低，带来一系列后果：商品经济和虚假需求左右着私人生活；对统治的盲从也消弭了大众的政治参与自由；专家的意见取代了日常生活实践中普通大众的自由讨论；民主简化为一种纯粹的形式；文化的再生产沦为商品的生产，文化产品成为可以被大规模复制的普通商品，原本具有的特殊人文内涵丧失殆尽。由于利益集团掌握了大众传媒，国家也就掌握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把公共舆论变成自己利益需求的传声筒，向群众倾销自己的政策。如此一来，社会权力和制度限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金钱和权力代替了语言成为沟通媒介，本来是应该通过语言沟通达成共识的整合方式被变为报酬与惩罚的拙劣手段，而人作为交往的主体也丧失了其主体性而沦为为实现特殊目的使用的工具和手段。
（三）解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及其后果，要求借助交往理性，构建社会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并确立相应的规范与标准
为了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危害，哈贝马斯认为首先要在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崭新框架中重新理解科学技术，把它看成既是一种合目的的工具性手段，又是一种合目的的理性行为规则系统，同时对科技的手段和规则体系进行分析与构建。这项分析的前提是区分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制度框架是进行统治的权力体系，也是进行文化传承的体系，它的结构变化很缓慢；而技术系统的发展遵循的是合目的的理性活动规则，变化很快。制度框架被技术系统拖着走，其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消失了，反思缺位了，制度与文化断裂了。技术与实践的界限消失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进步最明显的实践后果。哈贝马斯认为，要化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建立一套依靠语言进行交流的交往规则，将科技理性置于交往理性的规范之下。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得其所，互不侵犯。交往合理化是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平等、公正的关键所在，没有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工具理性的肆虐就不会停止，而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关键在于语言。首先，要用合适的语言进行对话和交流。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普遍语用学”，解答了什么是对话交流的合适语言这一问题。普遍语用学研究的是人的交往能力，探讨人们怎样在语言的基础上沟通理解达成共识，它的基础分析单位是言说行为。普遍语用学的分析主要是探究语言主体相互关系的形成。这样一来，仅仅具有语言能力对于进行交往行为是不够的，还要有建立交往关系的能力。只有能让当事双方都进入到互相认同的人际关系中的言语行为才是成功的言语行为。言语有效性的基础有四条。其一，语言必须符合语法，且言语的双方都可以理解，这是要求语言的可理解性。其二，语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语言表达出的是可理解的东西，并且真实存在，这是要求语言的真实性。其三，说话的人表达要真诚，让听者能够相信，这是要求语言的真诚性。其四，语言必须合乎社会的规范，利于听众接受从而在公认的规范下达成共识，这是要求语言的正确性。这四个条件对于有效性言语行为缺一不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条，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就不能成立。每个具备交往能力的个人在交往行为中都能使自己的语言达到这四点要求。同时也要看到，言语的这四种要求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其中后三种要求才是主要的，而第一种要求是次要的。
其次，确立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确立共同的规范标准。关于共同规范标准的确立，哈贝马斯提出了两条商谈讨论规则，一个就是普遍化原则，另一个是话语原则。普遍化原则认为，只有当规范实行的影响被所有与其利害相关的人接受，这个规范才是有效的。规范的普遍性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得到检验，每个参与者都要站在他者的立场以确证规范是否被所有人接受。规范只有得到人们的同意才能生效，而这些人必须是有利害相关的、且有能力参与实践话语的人，这就是话语原则。［4］当人们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就应该展开充分的讨论。这一讨论应该是自由、平等的，每个参与者都要自觉地抛弃权力和暴力的使用，人人都有求真之心和追求真理的渴望。人人都必须遵守通过话语共识而发展起来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主体间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互主体性。
再次，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所谓话语民主的社会就是一个公共领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民众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影响政府的行为，参与国家事务。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是交往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生活世界得到解放。话语民主能够对官僚体系形成制约。话语民主社会建立的前提是用宪法保证人民的权利，形成政治权利的分工。
三、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拓展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一脉相承，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明确从马尔库塞的观点出发来建构自己对于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框架。关于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比较分析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著名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指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技术方面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首先，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推动力及其意识形态化倾向。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指出，科学技术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物质文明，对于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在物质上生活得非常幸福。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使发达工业社会变为富裕社会，人们的物质享受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整个社会陶醉在物欲的享乐之中。哈贝马斯也看到，科技的发展使社会财富爆炸式增长，社会产品甚至出现大量的剩余。现代科技已经成为 “第一位的生产力”。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正是因为科技的巨大影响力使它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中立只是一种幻象，实际上在发达工业社会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政治上文化上造就了一个全面一体化的社会。工具理性让人们失去了否定意识，一味地顺从于现实。哈贝马斯则深入探讨了科技意识形态的根源、特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代替了旧的公平交换意识成为新的合法性的来源。相比于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作用更大、辩护性更强、更加难以抗拒。其次，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对人的压抑与桎梏。马尔库塞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扭转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本该带来自由解放的科技发展，反而加深了对人的统治和奴役。科技发展为现行统治服务，使这种统治对人的压抑显得合情合理，让人们失去了反抗的可能。物质富裕的人们生活在精神的沙漠里，痛苦万状求出不得。哈贝马斯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工具理性的肆虐，把科学技术的活动模式不恰当地运用到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文化的失落。科技向意识形态的发展破坏了民主，鼓吹专制，为少数人精英统治辩护，欺骗大众放弃民主权力，把所谓的科学管理奉为圭臬，希望以之来代替民主。
最后，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指出了一条解除科技异化之办法，都希冀通过扭转科技发展方向，使之重回造福人类之路。他们都提出了科技解放的前景，试图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难题。他们都认为科技意识形态化危害是可以避免的。马尔库塞认为，用新理性超越工具理性，用新感性解放人的潜能，用爱欲解放实现社会革命，科技意识形态危害是可以避免的，科技可以被引导到一条促进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上来。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规则的滥用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行交往合理化让工具理性规则回到它自己的界限以内，将劳动与相互作用进行区分，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是可以避免的，在人文理性的规范下科技可以为人类造福。他们的主张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性质。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拓展
首先，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意识形态化”概念的理论延伸。马尔库塞从批判技术中立论入手，指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通过制造对虚假需求的满足以驯化人的自由意识和反抗意志，把人变成顺民，从心理结构上认同统治，在社会结构上与统治体制合而为一。人们的反抗精神被消解于无形，整个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极权社会。哈贝马斯则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入手，指出旧的意识形态破灭，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论证。科技的巨大威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于其帮助以重塑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具有以往意识形态不及的无孔不入的巨大影响力，使人无法逃避。其次，于科技异化后果的认识，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从马尔库塞人性异化到社会结构异化的理论转化。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性本能的压制和对人的本能结构的破坏，导致人性的异化，冲突与暴力成为人的病态表现。马尔库塞又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出发，指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导致人为商品而活这一特殊的物化状态。［5］整个社会出现一体化的状态，极权统治消灭了反对派。哈贝马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把社会结构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冲突，生活世界被系统侵占，人的文化世界失落为金钱与权力的争斗场，民主自由被技术精英统治代替。
最后，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异化治理机制社会结构层面的理论构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于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危害采用的手段和依靠的力量不同。马尔库塞寄希望于审美解放，审美作为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升华，可以有效地化解科技意识形态造成的本能结构失调，绽放自由解放的无限魅力。同时，作为一种蕴藏多种可能的理性形式，审美也孕育着解放的逻辑，有助于打破单向度的思维状态。从解放的主体来说，马尔库塞认为，过去的革命力量如工人、知识分子都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收买了，失去了革命性，现在要革命必须依靠新的力量，也就是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新左派”。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交往理性，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严重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必须开展民主对话，用交往理性恢复其本来界域。科技要成为解放的力量必须依靠科技工作者，要重建民主与对话，让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由民主与对话来决定。［6］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
［2］张三元.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讨，2013，（01）：78－82.
［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9.
［4］张青卫.论社会科学的两类研究范式［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12－16.
［5］刘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毛泽东研究，2014，（03）：4－14.
［6］佘双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关注的观点及发展特点分析［J］.毛泽东研究，2014，（01）：69－74.
（责任编辑 秋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