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一名民政干部迎接上级卫生检查时，将镇上一名流浪人员用车拉到荒郊野外遗弃。在海拔一千四百多米高的秦岭山上，该青年乞丐最终死亡。陕西宁陕县广货街镇民政干部谌太林，起初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刑拘，日前被取保候审(8月26日《华商报》)。
6月29日，安康市有关领导来广货街镇检查卫生和安全生产，谌太林看到街道上有一病重的流浪男子，就向主管民政的副镇长请示，这位副镇长说：“你处理一下”。随后，谌太林雇用了一辆面包车，又找来在镇上补车胎的男子郭云丰一起将流浪男子扔到柞水县境内，就这样算简简单单遣送出境了。
在这里，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处理”二字。人们不会忘记，大概两年前，北京通州区公安分局永乐店派出所在接警中将一位流浪女丢弃于另外一个管辖区的树林里，致其死亡，回到派出所后，出警人员按照程序上报110指挥中心，称派出所已出警“解决”。
优雅的汉语渗透着残暴，就这样，活生生的人被轻描淡写地“处理”、“解决”掉了。如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绝大多数的恶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以极其平庸的方式发生的。而行恶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有着温文尔雅的外表，有着此一时彼一时的“菩萨心肠”。在纽伦堡审判中声称“一听到文化，我拿起我的勃朗宁(手枪)”的戈林在二战前不也曾经说过——“谁虐待动物，谁就伤害德意志人民的感情”?若是生活在今天的德国，戈林成为热心公益事业的环保主义者，也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到这起处理乞丐致人死亡的事件中，有个细节同样不容忽略。据检察官称，在最后“处理”之前，谌太林从镇政府的职工灶房内拿出几个馒头，给流浪男子带上，又从镇卫生所找来一名女医生，女医生用听诊器检查后说：“心脏没问题。”于是，面包车司机和郭云丰拉着流浪男子向柞水县境内驰去。然而，这种温情脉脉背后的现实是，一位穷苦的公民被当做了“垃圾”二次抛弃，被果断“处理”掉了。那一刻。这位可怜的乞丐像是被他的同类扔出了人类世界一样，将命运彻底交给了大自然。
为了做好卫生工作，有关部门竟然以近乎荒诞的方式“处理”了公民。在这些部门看来，有些人的生命即使不是肮脏的至少也是低贱的。与此同时，这种踢皮球式的“卫生执政”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如当地一位知情人士所说，在当地的街道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流浪人员，最后才知道都是邻县的民政局晚上悄悄地开车“扔”过来的。而对付这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他们“扔”回去或者“扔”到其他邻县。正是在此风气的熏染下，一些民政干部日益变得麻木，而这种击鼓传花式地扔弃使那些被侵犯了“执政领地”的官员血脉贲张，仿佛接到垃圾股一样急于将他们脱手。
而对于谌太林来说，不幸的是，在这次集体参与的连环处理游戏中，被扔弃者的意外死亡使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他听从内心的声音给乞丐捎来了馒头并找到医生为其诊断，但是他的良心没有给他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那个罪恶的、明目张胆的处理流程。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上多数苦难就是在“个体无条件地服从体制”的逻辑下生根发芽的。
如上所述。“扔乞丐”的直接起因是上级要来镇上检查卫生和安全工作，因为乞丐有碍观瞻与政绩，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所以才会“处理一下”。这种惟上惟检查的执政思路，再次暴露公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如何人微言轻。
人不是用来扔的。原以为大街之上只是城管的素质差，没想到一些助贫扶弱、济世解困的民政官员也能如此冷血。鉴于此类不幸在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着实有必要反思如何改进目前的权力考评体系以及社会救济制度。如果权力部门可以扔出一个新世界，这样的新世界不要也罢。
[原载2007年8月27日《潇湘晨报》标题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