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一
1976年,毛泽东逝世,随后,“四人帮”被捕。郭沫若于10月21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仅仅在五个月前的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同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作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掌门人,郭沫若满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能说明內心的空洞和信念的虚无。
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说:“我的时代,对于它,我有权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膝。当我在作品里反映它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处在与它对立的立场的。”与之相反,郭沫若可以在面对两个完全相反的现实时以同样分贝欢呼。对郭沫若而言,立场是随机的。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从1949年到1977年的二十八年时间里,郭沫若写了新诗和旧体诗共一千多首,出版十三本诗集。在“反右”之后三年饥荒之前的1958年、1959年是其诗情喷涌的年份。1958年郭沫若出版《百花集》、《百花齐放》,1959年出版《长春集》、《潮集》、《骆驼集》,一共五本,占二十八年出版全部诗集的近百分之四十。从诗集的名字看,大都属于嗓音高亢的浓情赞歌。事实上,郭沫若对当时的敏感事件无一例外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他写诗;为了朝鲜战争,他写诗;为了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他写诗;为了大炼钢铁的“举世壮举”,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不朽形象”,他写诗;为了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他写诗。在每个需要他发出声音的时刻他都发出了“恰如其分”的声音。在他的笔下,灾难一抹而光,历史的荒诞被视为奇迹。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在历次运动中,他无不激情澎湃地参与,仿佛知识天生就是用来邀宠,用来表演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郭沫若现象。表面上看,政治上需要什么,他就能做出什么样的诗词,提供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或者修改公认的理论阐述,证实权力话语的真理性,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则彻底虚无化。
郭沫若现象的本质是以内在的沦陷来保证外在的周全,对世界供给照单全收的要害在于彻底丧失了人的主体性。无法猜测要经过怎样的灵魂煎熬,一个曾将知识作为毕生追求的人才能把权力确立的价值作为惟一的向度,将权力的奖赏作为知识的最高荣誉。即使两个儿子在权力造就的“文革”中惨遭不测之后,他依然在临终遗言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写下这些文字的间隙,我看到报纸上写着一个作家沾沾自喜提及他有四套话语系统应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和江湖的。面对不同的对象,他能恰到好处地找到相应的话语与之周旋,报纸对此亦持欣喜的态度。这仅仅是他的策略,不是我们的生存哲学吗?他那洋洋自得的神情不是我们共有的神情吗?我想,在历史上,人类的知识和尊严有过遭受重创的年代,但大概从来没有过像这样把失败当作胜利,把红肿溃烂当作鲜花乳酪的时代,从没有把掌声与喝彩献给犬儒之辈的恬不知耻的时代,而这却是郭沫若们的生存背景。一种强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使郭沫若没有负罪感地成为郭沫若。
有朋友问我:“既然你是如此激烈地反对郭沫若,如果你是郭沫若,你能比他做得更好吗?你比他更能维护知识的荣誉吗?”我陷于沉默。我想,这大概是很多知识分子闭口不谈郭沫若的原因了。
【原载2009年12月4日《天津老年时报》】
插图 / 煽动 / 佚名
